妄自尊大必害己

钢铁大王卡内基在他的自传中有这样的记载: 有一天早上,洛伯里先生邀请我去他家。寒暄过后,他把一个信封递给我说:“请你把写这信封的秘书辞掉。”当时我大感惊异。“为什么?”我问,“这个秘书平时做事十分认真,品行也很不错,他有什么事得罪你吗?”洛伯里指着信封上的一行名字说:“他怎么可以把我的姓氏写错?”我说:“这种笔误难免,即使写错了,也不过是粗心而已,何必当做一件了不起的事?至今我每天收到的许多信件中,就有十分之二三把我的名字拼错。如果对这种事情都要计较,也许我早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成长不可无书——关于读书

在不久前各大传媒刊播的“中华好风尚:公益主题广告中”中,一张大报刊出了这样一则广告: 这是中央电视台记者在采访中与一个西北放羊娃的对话: “你每天干什么?”“放羊。”“放羊为了什么?”“挣钱。”“挣了钱呢?”“娶媳妇。”“娶了媳妇呢?”     

开心一笑

各有所盼 有位先生在整个拳击比赛中,一直眉开眼笑 身旁的人问他:“你也是拳击师吗?” “不,我是牙科医生。” 回报 老年人问女婿:“我女儿出嫁时,假如我给她一份丰厚的嫁妆,会有什么回报呢?” 年轻人答道:“我可以给你一张收据。”     

广州,你怎么了

广州,你怎么了? 经过“六·四”,经过经济环境的整顿治理,国内外的人们对10年来得风气之先的广州,自然有种种看法,有个说不出的问号。专家们依据各项指标数据,自有专家的分析;百姓们凭着切身的生活感受,也有百姓自己的判断。李瑞环同志曾指出:“要把群众的情绪和呼声作为第一信号。”那么,广州的老百姓对广州情况的看法是怎样呢?他们传出的第一信号说明了什么? 1990年5月,广州社情民意中心进行的第二次定期社会心理追踪抽样调查,获得了这一信号。也许可以用两个字作为广州人     

时髦的女律师

“你理想的职业是什么?”在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中山大学法律系有一个班的学生80％的答案是“律师”。“为什么呢?”“时髦。”有学生说。“富有挑战性。”更多的学生补充道。“收入是一个谜。”也有学生嘀咕。“如果你当上了律师,将怎样开展工作?”“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学生们同声背诵起一句话。“事实——事实在哪里呢?”提问题的,是到该校进修的深圳市律师事务所的一位青年女律师。她告诉学生们:     

成功“秘诀”

一位富翁说:“工资是最不重要的东西,全心地工作会使你得到更大的满足”。 “你是在相信这一原则后才富有的吗?”记者问。 “不,是在我使我的雇员相信了之后。”     

将心比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在一次盟军发动大攻势期间,当时的美军将领艾森豪威尔有天正在莱茵河附近散步,遇见了一位看来神情沮丧的士兵,“你还好吗,孩子?”他问道。“将军”,那年轻人回答,“我烦得要死。”“那你跟我真是难兄难弟”。艾森豪威尔说:“因为我也很心烦。也许,如果我们一起散散步,对大家都会有好处”。     

活着的“阿凡提”

千呼万唤假若给你“新疆”这个话题,你能说出它最有名的哪几样?——哈密瓜、葡萄?黄风暴、沙漠? 也许你会油然想起阿凡提。这位乐观的先生,一言一行都已经成为新疆的一绝,新疆的一种骄傲。他不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范围的名人了。我到新疆当然是下车伊始就与人议及阿凡提。有新疆这样的土地,那就有阿凡提这样的民族精萃。渐渐地,我与当地人之间的话题引入了一个新的念头:新疆如今还有阿凡提的传人么? 维吾尔人一听此言哑然失笑。“我们的阿凡提,当然的有!”那神情,那语气,都不容置疑。当年在新疆最有名的“阿凡提”,名叫伊沙木,是位住在西部     

江淑莹发掘记

去年十一月八日《羊城晚报》头版头条以“位卑未敢忘忧国”为题,刊登了广州市东华西街环卫工人江淑莹参加“假如我是广州市长”提建议活动获二等奖的图片新闻。看到报纸后,我大吃一惊。我是电台负责东山区采访的记者,竟对此事毫不知晓,太失职了。真是她写的? 但冷静下来一想,却又半信半疑:她,一位从事环卫工作二十七年的、上年纪的女工,怎么能写出如此有条有理的建议呢?难道是有人代笔?为了解开谜底,我给区环卫局挂了个电话。“找江淑莹吗?”一个清脆的女声问道。“那篇文章真是她写的吗?”我劈头就问。“哈哈……”一连串摸不着头脑的大笑:“你最好自己来找她谈     

警匪片的秘密

也许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奇怪,为什么电影院里放的警匪片都是那么的雷同,打打杀杀,了无新意,现在吴先生愿意告诉你答案。不久前,吴先生在—个酒吧里同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娱乐圈人士有过一次深谈。“你能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吗?”“这是一个秘密:全国只有一个人在为警匪片     

你的商品在黑暗中?！

经济界有一句名言:“想推销商品而又不做广告,犹如在黑暗中向情人递送秋波。”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五颜六色的广告世界中。在我们的周围:电视、电台、期刊杂志乃至路上奔驰着的汽车车身上,哪里没有广告的形象和声音呢? 如果在竞争日益激烈,产品的种类日益繁多的情况下,你不注意利用广告宣传,你的商品也许就如同 "在黑     

粉墨登场

采访了以上两位丽人,现在该转换角色,自己粉墨登场了。那天在一个宴会上,见一位先生挤过来向我眉飞色舞:“叶小姐,我看过你好些文章呢,真不愧为‘八卦写手’。”“写手”加上“八卦”这一俗气的帽子,那可有点不妙。我急嚷嚷:“你没看过《南风窗》吗?我在那里写的篇篇都是正经八儿的大     

一天,3万个电话

“168××××”,拿起电话,按下这个号码,你就会听到一个温柔的声音在对你说:“您好,欢迎您收听……”服务电话,悄悄沟通了四面八方。广州出现“咸湿”电话? 1993年1月的一天,广州一位记者从朋友口中获知一个传闻:广州出现一个“咸湿”(色情)电话,只要你打通一个电话,便可以听到一些有关“性”的内容。记者不信,可朋友言之凿凿,甚至连电话号码也附上了。于是,记者拨通了那个电话。细听之下,原来所谓的“咸湿”电话,不过是一些性教育的内容。例如“怎样     

人大:坐回自己的位置

1999年3月,参加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采访报道的一名外国记者曾在新闻发布会上提问:“过去,人大给人的感觉是‘橡皮图章’,新一届人大却好像有了一些变化,为什么?”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乔晓阳回答说:“这么说,是不是意味着你已经明白了人大并不是一块‘橡皮图章’呢?人大本来就不是什么‘橡皮图章’。根据我国《宪法》,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     

成功很难,不成功更难

刘晓庆出名后写的第二本书叫《我的路》,在书中她写了一句后来流传颇广的“名言”:“做女人难,做名女人更难。”难在什么地方呢? 记者们要追踪你和新情人的隐私,走在大街上要戴上墨镜,签名签得手都发软……诸如此类。一方面,我们这些芸芸众生要捧得你出名;另一方面,捧得太热乎了、记者追得太急了,又惹得你烦——这大概是许多“明星”的心态吧。大概是去年,我在一张报纸上看到宋丹丹的一席话,也是“说难”的。不过宋丹     

看天王明星拍专访

你有没有亲眼看到过天王明星拍电视专访时的场景?也许没有,不过无论如何,这次吴先生要告诉你那是怎么一回事。 “好啦,好啦。场内的人都静下来!魏哥在哪里?来,到这边来。这一段是要表现你尽管是一位天王巨星,但是作为社会与家庭的一份子,仍然是十分的平易和尽职。穿上这件毛线衣,把香烟灭了,哎——别扔在地毯上……你是哪一位,谁放你进来的?这里可是采访现场。”     

我走路还是路走我?

看了这题目,您也许会奇怪:“路”怎么能“走”人呢?有有搞错?那么就请您先听听我的故事吧! 有了人就有了路。人和路都集中起来,这就是我们的城市了。当初我还不会骑车时,天天走路。走路,这最平常的事,还能分对错?为了争分夺秒抢时间,我是“哪儿有空就往哪儿钻”。人行道若是被“走鬼”和乱停乱放的车辆占了,我就会一边骂一边走到自行车道里去。有时不小心被自行车撞了,我又会很自然地骂他们是“睁眼瞎”,“有眼无珠”。要是碰上绿灯过马路给那些右转弯的车碰着了,那我就更火:我走路又没挨着你,你惹我招我干嘛?     

“福星”祸水启示录

一纸海外来鸿,落在国家某部门的办公桌上。那是1985年,在美国某高等学府。一位来自台湾的留学生向大陆同胞询问:“报纸上看到,大陆正大力推广福寿螺的繁育饲养,这是怎么一回事?”“福寿螺有什么不好?”“台湾正被它弄得焦头烂额呢!为了消灭它,故乡的人们花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啊?!”我们这位大陆留美学生赶紧伏案疾书,向国家有关部门详细报告了他所了解到的福寿螺情况。“福星”下凡时间到了1990年秋季,我们的记者在汕头市发出消息:在当地,每天有60多万农民下田捕捉     

发明“博士”邹德骏

一位深圳人问一位上海人:“你知道深圳有哪几位上海名人吗?”上海人脱口而出:“名人啊,一个叫祝希娟,一个叫邹德骏。”     

人人都是“万花筒”

一九八三年,美国波士顿南城出版社的编辑与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发生了如下的一段对话——编辑:“你认为你自己本质上是作家?社会批评家?还是未来学家?”托夫勒:“这是一个不太好回答的问题,因为说我是‘作家’、‘社会批评家’或‘未来学家’的这种概念只是从一个方面来谈的。也可以说我是一个幸福的丈夫,自豪的父亲,一个身长六尺的男子汉,一个飞行员,儿子,兄弟,电影观众,纳税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美国人。我的哪个方面适用于你的提问呢?这个问题又是在哪个具体时间里提出的呢?”编辑:“你是如此变幻莫测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