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权客体制度论——以无形财产权客体为主要研究对象

罗马私法以“物”(包括有体物与无体物 )为客体范畴 ,设计出以所有权为核心的“物权”制度 ;近代民法大大扩张财产权客体范围 ,将有价证券、知识产品也作为交换的标的 ;现代民法对财产问题作出新的制度安排 ,其客体涉及到一切可以作为财产看待的物质与非物质对象。我国应考虑重构当代社会的无形财产理论基础和制度体系 ,即科学界定物与财产的关系 ,建立知识产品理论范畴 ,构建包括创造性成果权、经营性标记权、经营性资信权在内的无形财产权体系     

论公司财产权性质

在现有对公司财产权性质的讨论观点中 ,“相对所有权说”有违“一物一权”原则 ,“经营权说”是对传统所有权理论的扭曲 ,实践证明有其不可克服的缺陷 ,“法人所有权说”无法解释公司财产中无形财产等的性质 ,均不足以解决公司财产权性质问题。事实上 ,公司财产权是一种准物权 ,其客体是被“视为一物”的公司财产。     

论财产权体系——兼论民法典中的“财产权总则”

财产权、人身权的两分法以及物权、债权的二元结构,是传统财产权制度体系构建的基本范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新的财产权类型不断涌现,旧的财产权制度渐次嬗变。以财产概念的创新与整合作为财产权制度一体化的基础,现代财产权体系应包括:以所有权为核心的有体财产权;以知识产权为主体的无体财产权;以债权、继承权等为内容的其他财产权。我国未来民法典宜专编规定财产权总则,以整合财产权体系,并对各类财产权制度做出一般规定。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思考——基于法人财产权的视角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由于产权改革的不彻底导致了国有企业改革中问题百出,步履艰难。本文从我国对国有企业中国有资产的界定的历史沿革出发,通过对国有资产所有权、股权和法人财产权的分析,理顺改制后的国有企业中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与国有企业的法人财产权的关系,以排除国有企业法人中国有资产所有权与国有企业法人财产权的矛盾。     

论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经济学基础

知识产权的主要内容是其财产权.财产权是关于财产的权利,是法学的范畴,但财产则是经济学的范畴.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知识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不可能是私有财产.这与法学将知识产权作为私有财产权对待相矛盾.从讨论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入手,力图阐明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经济学基础.这些概念包括资源、财富、财产、商品、价值、效用、稀缺、劳动、劳动力、特许权、财产权、以及财产权的直接客体、间接客体和终极客体等.通过对这些概念的阐释,将知识产权纳入以边际效用价值为基础的经济学构架,从而在知识产权领域架起一座经济学与法学互通的桥梁.     

国有小型企业法人财产权法律性质探讨

本文认为由国家直接投资的大中型国有企业法人财产权的法律性质应是国家拥有所有权并授权企业进行经营管理,企业拥有经营权;而大多数国有企业的法人财产权法律性质则应为企业法人财产权。     

民营企业财产权及其保护

随着社会的发展,民营企业的财产权呈现出主体的多元性、内容的开放性、客体的扩张性、保护方法的兼容性等特征。与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民营企业的财产权保护存在着立法上缺失、调控内容力度不一、市场准入上差别对待、政府侵权行为的审查机制和司法救济机制缺乏等问题。对民营企业财产权的保护应确立平等原则、调控市场化原则、公共利益审慎界定原则、保护和规范并重原则。     

论作为财产权的水权

将水权客体——水资源的功能概括为生活功能、资源功能和环境功能,认为水权的财产权性质在水资源的不同功能区间中得到体现,其中水资源的生活功能对应的是作为宪法财产权的水权,水资源的资源功能对应的是作为民法财产权的水权,水资源的环境功能对应的是作为宪法财产权或共用财产权的水权。在此基础上,提出作为财产权的水权的实现机制及对我国水资源保护和利用的启示。     

农民专业合作社财产权法律属性研究

产权是从动态上对所有权及其各项权能进行重新安排以实现社会稀缺资源最优化配置和市场最高效率。企业所有权实质为对企业收益的占有权和分配权,亦即对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在此意义上,农民专业合作社将所有权配置给了顾客或使用者。法人财产权说更能合理解释农民专业合作社财产权属性,而成员账户之出现是为了将社员之财产权益进行准确记载和划分,从而作为合作社盈余分配和退社结算之依据,并不能证明社员对自己的出资仍然享有所有权。立法者在赋予农民专业合作社独立之人格、独立之财产、成员有限责任和合作社独立之责任同时,应当完善与之相关的第三人利益的平衡保护制度。     

著作财产权客体结构中的使用行为——审视著作权法权利作用“焦点”的一个阐释进路

知识产权客体是一种多重构造体系,除涵盖知识产权处分客体(知识产权利益)以外,还存在知识产权支配客体(使用行为)与行为客体(抽象物)之分。就著作财产权而言,权利作用"焦点"的行为客体路径更多制造的是表述模糊的历史性概念,在权利边界的设定方式上难以限定,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著作财产权的权利作用"焦点"困境。著作财产权的支配权能并非指向独占之作品,而是限制他人对作品的某些使用行为。支配客体(使用行为)路径始终贯穿于著作财产权的权利作用"焦点"思路当中。在反思著作财产权的支配客体,对使用行为进行定性与价值判断时,应避免时下"合理使用"原则、"三步检验法"传统规则的价值偏向与闭合趋势。使用行为的"商业性"和"公开性"(即"公"、"私"区分)作为"合理使用"原则、"三步检验法"等使用行为定性及价值判断基准仍具有重要的补充和参考作用。     

公司法人财产权与公司治理

从探讨公司法人财产权和公司治理二者关系角度入手,对中国公司法中"法人财产权"的内涵与性质加以阐释和分析。法人财产权是一种综合性的权利,包括对实物财产享有的所有权和对其他财产享有的完整权利,法人财产权的确立与归属是公司治理的基础与保障,是公司治理权力分化与制衡的出发点及归宿,而科学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建构与确立也维系着法人财产权的地位,是实现法人财产权的组织保证。新《公司法》删除了原《公司法》关于公司中的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的规定,为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公司制度与科学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奠定了基础。     

财产权及其哲学基础

财产权作为一种基本的人权是以所有权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它的外在表现虽是一种对物的权利,但实质上却体现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从一开始,财产权就是为实行私有财产而提出的。西方思想家洛克、黑格尔、庞德、波斯纳、罗尔斯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财产权的合法性基础提供了理论上的论证。     

论特别取回权——国有企业法人财产权制度新创设研究

本文通过对我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有企业法人财产权制度的历史考察 ,以及对我国国有企业法人财产权制度有规制、指导作用的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政策的实证分析 ,发现 :国有企业法人财产权不同于经营权、股权和法人所有权 ,我国现行的大陆法系的财产法制度已不能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提供制度支持。为了使国有企业法人财产权摆脱与国家所有权的纠葛 ,我们应当跳出传统大陆法系财产法制度的框架 ,创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法人财产权制度 ,赋予其占有、使用、依法处分政府投资于国有企业 (公司 )中的国有资产的权能 ,它与国家所有权处于并列地位 ;国家所有权则表现为特别取回权 ,即除依法律明确、具体特别规定的情况外 ,政府不能取回投资于国有企业 (公司 )中的国有资产     

法人财产权性质探讨

新修订的《公司法》再次强调了"法人财产权"的重要意义,对于这项权利的性质学界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本文通过法人财产权的权源、运行方式、公司内部利益分配等方面的分析,得出法人财产权所有权本质的结论。     

评财产权劳动学说

本文首先介绍了洛克的财产权劳动学说并略作评价。接着作者就知识产品作为财产权客体的新情况 ,指出财产权劳动理论也为知识产权的权利确定与保护提供了合法性基础。稍后 ,文章讨论了财产权的私有性质。最后 ,作者“重申自由主义 ,认为财产权劳动说本身以人为中心 ,过分强调法律社会化将会损害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基础的‘自由主义’”。     

论法人财产权的性质

关于法人财产权的性质,学界存在不同的观点,本文通过对法人财产权性质引发争议的原因进行分析,在对学界存在的几种主要观点进行评说的基础上,论证了法人财产权的实质是一种包含所有权在内的综合性权利。     

论公共财产权的法律性质——对《宪法》第12条第1款的一种解释

现行《宪法》第12条第1款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公共财产权这一权利有别于一般的财产权和私人财产权,其主体是国家和集体,客体包括一般客体和特殊客体,它的实现需要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推进,对它的保护应从源头抓起,同时需要在整个过程中加以治理。只有真正实现公共财产权,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才不至于只是一个宣示。     

法人财产权的性质问题研究

关于法人财产权的性质众说纷纭。本文从财产权的一般理论,所有权的发展历史以及回顾我国关于法人财产权性质等观点着手,提出了对于法人财产的相关见解.     

公私法视野中的财产权分析

财产权在现代公法上是公民最重要的基本权利之一,也是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根本保障,同时,财产关系和财产权在传统上是私法的主要调整对象,对财产权的规制和保护是以民商法为代表的私法的中心内容。对财产权的界定和规范方面,公法与私法有所区别;对财产权的保护方面,公法与私法各有侧重、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相得益彰,从而形成完善的财产权法律保障体系。我国在法治建设进程中一定要注意从公法与私法两个方面全面、和谐地推进公民财产权的保护。     

知识产权扩张趋势下客体保护模式之应对

知识产权客体扩张带来了客体保护方式的问题,各国中较广泛的做法是予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财产权模式的保护和反不正当竞争法模式的保护存在很大差别,这种差别是以保护理念的不同为基础的。因此,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就当然具有了严格适用性。本文指出在保护的合理性方面,不加区分地限制扩张和不加区分地一概予以财产权的保护是两个错误的极端,这在另一方面佐证了区分两种保护模式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