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和制约乡镇政府行为的变量因素及其规制路径

乡镇政权扮演着国家利益的代理人和谋求自身利益的行动者的双重角色。自利性的冲动使得乡镇政府行为出现明显的选择性。在逐利性冲动与制度性约束之下,乡镇政府行为选择既受到包括乡镇政府的行政理念、行政目标取向、行为动机、行政能力等主观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包括乡镇政府的体制机制、财政资源、乡村制度环境、传统乡土文化以及乡村社会的潜规则等客观因素的制约。要使乡镇政府在乡村治理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就必须调适和规制乡镇政府行为。现实可行的路径应该是通过制度、文化与主体的多维建构来推进,即革新现行县乡体制,优化乡村制度环境;加快转变乡镇政府职能,建设现代治理型政府;化育现代农民,树立社会主义乡村新风。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事由、取向与破解路径

财税改革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制度、金融、地缘等各个领域,牵一发而动全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牛鼻子,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由于我国当前财税体制存在严重的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不公,收入划分失衡,财政转移支付不合理等问题,因而亟待建立现代财税体制。以完善预算管理制度,健全税收制度,调节事权与支出责任制度为战略突破口,全面启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制度与机制:公共财政体制建设的重点

完善公共财政体制是解决我国改革与发展深层次矛盾的关键环节,大力推进公共财政体制建设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基础,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体制保障,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口。当前,我国公共财政体制存在的问题是:财政职能定位不清,财政供给"越位"和"缺位"并存;政府收入机制不规范,税收"缺位"和收费"越位"并存;财政分配秩序不规范,财政运行过程缺乏严格的程序约束,财政监督力度不足;财政预算管理不科学等。推进公共财政体制建设的重点:应强力推进公共财政制度建设与公共财政管理机制建设。     

公共服务均等化维度下我国财政体制改革路径构建

促成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国家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现代财政体制,重申公共服务均等化与财政转移支付现代化问题,剑指我国现行财政体制之症结。通过分析我国宏观统计数据,探究了人均本级财政收入、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税收返还及总体财政收入对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方式和影响水平,指出了我国现行财政体制存在之弊端,据此对改革我国财政体制作出建言。     

来自分税制改革的支撑

财政体制下阶段改革仍要持续放大分税制的体制能量与功效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我国财政能在短时间安排上百亿应急资金,并建立700亿灾后重建基金,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围绕着分税制进行的财政体制改革,带来了我国财力的巨大提升和财力运用的高效。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构建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财政体制框架,初步理顺了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此后,无论是调整中央与地方收入安排,还是完善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我国财政体制一直围绕着分税制不断     

治本抓源头

在我国现阶段,制度不完善、管理有漏洞是腐败滋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自上而下的要求是:坚持通过深化改革加强制度建设,努力解决导致腐败滋生的深层次问题,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要针对腐败案件易发多发的领域和环节,深入推进干部人事制度、行政审批体制、财政体制、金融体制、投资体制、司法体制等改革,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最大限度地减少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体制机制漏洞。要从制度     

宪政背景下公共财政的本质

公共财政是一种财政制度。财政制度的变迁就是从专制、人治财政走向民主、法治财政的过程。公共财政的生成与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的产生是同一个过程,它们互为前提,互相促进。宪政背景下,公共财政的本质就是民主财政。建立科学、民主的公共财政制度,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更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原由、取向与路径选择

财税改革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牵一发而动全身,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牛鼻子,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我国当前财税体制存在严重的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不公、收入划分失衡、财政转移支付不合理等问题,亟需建立现代财税体制。应以完善预算管理制度、健全税收制度、调节事权与支出责任制度为战略突破口,全面启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     

抓好财税改革关键环节 推进建立现代财政制度

<正>《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充分肯定了财政在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明确提出了财税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从收入、支出、预算以及各级     

准确理解和把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一、全面认识均等化的意义1.站在国家统一和安全的高度认识均等化均等化是现代国家为维护国家统一,保持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公平和公正而建立的财政税收体制和机制,它是建立在联邦制、分权制等制度或地区差别、城乡差别等因素基础上的,尤其是建立在地区差别基础上的。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出现大萧条,经济危机导致加拿大一些省份陷入财政困境,一些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下公共财政制度转型

公共财政制度的现状考察以财政公平原则为指导予以考察,我国的财政体制以及具体制度严重违背财政公平原则。1.事权与财权相对等的分税制基本原则之科学性考察     

中国转移支付制度的效率初探

财政转移支付是一种特殊的资金流转制度,通过财政性转移支付将较为富裕地区的部分财政收入发生转化,转入相对贫困地区,以平衡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水平,平衡区域间发展。近年来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在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系列问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整个转移支付体系日益完善,但问题频出。在借鉴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相关措施。     

国家治理视域下多党合作制度现代化的价值维度及其路径分析

面对当今迅速推进的现代化浪潮,政党制度的建构方式及其现代化水平,成为直接影响国家治理状况的重要因素。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视角,理性审察中国政党制度的现状,发现其中存在着制度建构不完善、运行机制模式化、参政方式失范性及法治保障滞后性等缺失和困境;探讨中国政党制度现代化应当蕴含的"多元化""科学化""制度化"及"法治化"等维度;探寻其体制机制优化的现实路径: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和层次化、合作体制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民主监督的法治化和高效化,力求为有效提升我国政党制度的现代化水平提出有价值的观念和对策。     

论新农村建设的多元化投入

我国城乡之间非对称的财政供给体制导致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方面的供给远远不能满足农村的实际需求.农村金融结构与农村经济结构极不对称,这种不合理的农村金融制度导致了农村的正规金融机构无意向"三农"提供贷款或在这方面缺乏效率.新农村建设必须从改革和完善财政体制及政策、创新农村金融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等多方面加大资金投入.     

深化体制改革增加农民收入

我国的现行财政制度和税收制度不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金融制度、农村土地制度、农产品流通体制的不完善制约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只有深化体制改革,才能增加农民收入.     

省管县体制变迁的浙江模式:渐进改革与制度路径

浙江的省市县政府层级体制是一种接近于省直管县的体制模式,其有力地促进了县域经济的繁荣发展。该模式是通过不断完善省管县的财政体制、从连续多轮的强县扩权到扩权强县等一系列改革实践逐步形成。而浙江市场化改革的先发优势、较为合理的区域面积和行政区划、以块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空间结构以及市县平衡的发展战略构成了省管县体制浙江模式的制度条件。同时,当前推进省管县体制改革面临着法律、制度、观念和利益上的多重障碍,必须从整体上统筹谋划、自上而下地构建制度化分权体制,合理划分省市县政府间的职责权限。     

我国民主执政法律建构的难点探析

民主执政法律制度建构是一项重大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一直是政治学、法学关注的重点,要解决的问题颇多,但现代法治观念和思维的缺失,体制不顺,机制不灵,应是诸多问题中的难点。从法学的视角对现代民主执政法治观念和思维、体制以及机制进行探析,确立民主执政的关键是要有开放的现代法治观念、多视角的思维理念、科学的体制设计和灵活而完备的机制保障。     

省管县体制变迁的浙江模式:渐进改革与制度路径北大核心CSSCI

浙江的省市县政府层级体制是一种接近于省直管县的体制模式,其有力地促进了县域经济的繁荣发展。该模式是通过不断完善省管县的财政体制、从连续多轮的强县扩权到扩权强县等一系列改革实践逐步形成。而浙江市场化改革的先发优势、较为合理的区域面积和行政区划、以块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空间结构以及市县平衡的发展战略构成了省管县体制浙江模式的制度条件。同时,当前推进省管县体制改革面临着法律、制度、观念和利益上的多重障碍,必须从整体上统筹谋划、自上而下地构建制度化分权体制,合理划分省市县政府间的职责权限。     

政府间事权与财力、财权划分的研究

事权、财力和财权作为财政体制的三大要素,其划分是否明确、合理、规范,三者之间的组合方式是否符合国情等,直接影响着我国财政体制运行效率,影响着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重大宏观政策措施的推进速度。正确界定政府的职能范围、以法律的形式科学明确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适当下放财权并完善地方税制体系、完善转移支付制度,是合理划分政府间事权、财力和财权,进一步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关键措施和途径。     

南京国民政府预算制度的建构、虚置与崩塌——以立法院预算审议权为中心的考察

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的南京国民政府,于1932年建构了符合现代财政理念的预算制度,由立法院承担预算审议之职权。但是,在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施政模式下,以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为底蕴和动力的预算制度难以获得生长的空间,逐渐被虚置,最终不可避免地陷入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