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平衡——从立宪主义模式发展看我国警务模式改革

立宪主义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社会控制系统,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运行机制,因而当代各国大都建立了各具特色的立宪主义模式。当人类社会由＂警察国＂迈进＂法治国＂之时,警察功能在国家中的地位、警察权的运行与规制等相关的警务模式改革都被纳入到立宪主义的语境下考量。充满了冲突与平衡的立宪主义模式发展过程也折射出它对我国警务模式改革的影响与作用。     

中国社会转型期传统权威与现代行政权力的张力分析

在中国社会转型期,传统权威与现代行政权力由于利益追求、价值取向、权力来源和权力运行方式上的差异而表现出一定的张力:带有强制性的现代行政权力往往忽视传统权威力量的存在,而深受民众认同的传统权威则时常影响到现代行政权力的正常运行。因此,现代行政权力必须正确对待传统权威在社会治理方面的积极作用,并利用其优势弥补自身不足;同时也要对传统权威加以引导,将其功能纳入到体制内的合法渠道,真正实现二者关系的协调,以推动中国社会的转型有秩序进行。     

自由的,抑或社群的——当代中国公民意识培育的理路分析

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作为后发的现代化国家,经济的发展、制度的构建固然重要,文化的成功转型、现代公民意识的培育却更为紧迫和关键。20世纪80年代,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围绕着权利与责任、个体与社会的论争为中国公民意识的构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和思考的空间。自由主义对个体权利的强调和社群主义对社会责任的重申都有其合理之处,从中国的现实出发,自由式的社群主义理路契合了当下中国公民意识培育的理论诉求。     

从党建国体制到党治国体制再到党兴国体制: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新型体制的建构

在现代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中,早先源自古希腊对权力运行方式进行划分的多样化政体分类方式,经过有意识的改头换面,慢慢演化为民主体制与专制(威权)体制两种对立的政体类型判定方式与学术话语叙事模式,并武断地将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划归为需要向民主体制转型的威权体制,造成目前学术界流行的西方政治学理论无以解释当代中国发展的困境,需要重新反思和系统重构。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近代中国实际相结合,走出一条"党建国体制"的新路。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体系的原则勾画、苏联政治体制的示范作用、国民党"党治国体制"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关于革命与建设的自我创造等综合因素,在执政党、国家政权机关与社会团体的关系建构方面,中国共产党形成并实行高度集权的党的一元化领导方式的"党治国体制"。由于执政党、国家政权机关与社会团体的功能不一,其所适应的法律与规范有别,如何规范三者彼此的关系,形成有序运作机制以及制度化运作模式,一直是"党治国体制"未能彻底解决的问题。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中国共产党通过以责任、效率、理性与法治为核心的渐进式制度化改造与价值性建设,逐步实现了从"党治国体制"向"党兴国体制"的转型,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则标志"党兴国体制"的生成,其内涵为建构一个集基于发展目标的"发展—领导型体制"与基于实现发展目标的制度化运作模式的"使命—责任型体制"于一体的复合型体制。"党兴国体制"的有效运行,尚有赖于作为领导力量与主体建设力量兼具主体理性的使命型政党的理论创新与全面建构。     

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政治人”——对“公民”概念中国境遇的政治学考察

政治话语的变迁透视着政治文明的转型。中国传统政治中只有"臣民"、"子民"的概念。"公民"概念的引进是中国近代政治转型的开端,而伴随着中国政治的每一次转型,更准确地说是基于每一次政治转型的需要,"公民"概念都被其它貌似相关而实有极大不同的概念所覆盖或取代。作为对生活在特定政治共同体中的"人"(即"政治人")的一般性称谓,"公民"概念的中国境遇集中体现了政治场域中个体社会成员的地位与境遇。整个近代以来的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个体社会成员都存在身份的焦虑,对政治人的身份认同经历了从本土主义身份政治到意识形态身份政治再到法治下的权利身份政治的转变。     

西方国家高赤字发展模式是社会福利惹的祸吗?——基于财政和税收的视角

与人们常说的西方民主选举体制下的"福利许诺"推高政府赤字不同,经验分析揭示,西方民主体制对福利体系的贡献能力正在下滑,社会福利并非高赤字形成的关键。经济全球化与"金融解放"*弱化了西方国家的财税和再分配能力,这与自由化政策影响下持续扩大的社会分化以及民众日益上升的福利保障需求形成了一对深刻矛盾。高赤字与债务危机的形成,本质上是放纵的市场经济、全面金融解放运动以及由此产生的放松管制和自由化政策的结果。     

“纵向民主”助中国平稳转型

在历史文化和社会环境不同的国家，民主政治的实现形式也有差异《中国大趋势》一书的作者约翰？奈斯比特认为，通过政府权成与民众意志的双向互动，中国逐步建立了有别于西方的“纵向民主”机制这种模式在不颠覆现行体制的前提下逐步提升社会的自由度，有效避免了西方“横向民主”可能造成的资源浪费与政治动荡，确保中国社会实现平稳转型下文暑他的具体论述——     

建立中国特色权力制衡结构的必要性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成功的关键是完成现代社会的权力结构转型,而权力结构转型的难点是建立中国特色的权力制衡结构框架。中国目前权力腐败的现状和权力结构缺位现象需要吸收和借鉴的人类创造的权力制衡思想,实现权力制衡结构的转型。     

中国反腐败立法的战略转型及其体系化构建

<正>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转型以来腐败治理的重要转折点与战略机遇期,积极推进国家反腐败立法战略转型与体系化构建,实现反腐败立法由形式治理向实质治理功能的转化,是破解当下"中国式"腐败治理困局之关键。科学评估反腐败立法治理能力的状况,确立"积极治理主义"理念在     

当代中国的政府治理转型及其进路

政府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核心部分,政府治理转型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根本意义。当代中国的政府治理面临着"名义法治"的阻碍、官僚制与民主的冲突、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的冲突、公共权力与社会自治权利的冲突等严峻挑战,应对这些挑战必须进行政府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在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应当全面树立法治思维,切实发挥法治的价值与功用,建立与民主机制相协调的有效的治理体系,切实创新治理方法、提升治理能力,并以宪法、法律手段确认社会自治权利,最终形成以"强政府—大社会"为轴心的多元共治的"善治"格局。     

大部门循序渐进

以大部门体制为核心的政府机构改革将目标明确、通盘规划、稳步推进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探索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激起党政官员、专家学者、社会民众、新闻媒体等众多阶层的多重想象与期待。新一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将以第六次政府机构改革为先导,依托大部门体制重构政府权力结构和组织体系。最后的方     

从国家社会关系透视中国农民的政治参与

农民政治参与直接关涉国家权力及其在现行政治体制中的运行问题,现阶段中国农村政治的基本状况是:国家主导农村社会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村级治理体制处于结构性转型之中。建立国家与社会在农民政治参与中的良性互动关系,是农村政治发展的关键。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的逻辑框架及战略方向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加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的重大课题,这对学界从理论框架和实践方向上对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进行解读和分析提出了新的要求。结合中西方理论语境差异尤其是针对西方社会治理模式中因重返官僚制而导致的内在张力与弊病的分析,不难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应从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治理体制和"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的治理机制入手做出积极应对。值得注意的是,与西方个别专注理论思辨的社会治理理论流派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更应是一种行动纲领。从战略方向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破解了以往中国地方社会治理中的突出问题,从五个方面为未来深化改革提供了转型出路。     

论墨西哥的两次政治转型

墨西哥自1810年以来,经历由考迪罗军人统治转向政党政治和文官体制、由一党主导型体制转向多党竞争型体制两次政治转型,政党政治的变迁与其政治转型紧密联系。墨西哥的两次政治转型都是在执政党的引领下自上而下推动的;选举制度改革成为其当代政治转型的重要推动力。墨西哥的政治改革和发展经历渐进、多阶段的过程,此种方式降低了改革成本,避免了改革过程中的过度震荡,成为有益经验。墨西哥政治转型的思考在于:发展中国家政治转型过程中权力适度集中的必要性;传统政治文化的作用;保持民主体制与"良政"的一致性问题。     

财税治腐的路径证成——兼论财税治腐的功能变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腐败治理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财税治腐"能够克服长期以来以"治人"为主要反腐手段的弊端,这种模式通过明确财权边界、规范公共财产管理等手段,进一步压缩了权力的寻租空间。财税治腐以财政党规和财税法律为制度土壤,以"理财"和"治腐"为两大主题和形式目标,聚合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终极目标之下。以领域法学理论、公共财产理论以及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理论为基石,财税法跨越不同法域的法学研究路径,以其务实、低调、灵活的特质在面对日益复杂的腐败治理难题时展现出十分独特的价值。财税治腐承载着实现权力规制、优化理财方式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三重任务,同其他权力监督方式相结合,形成对公权的监督合力,共同构建出"法治财政、廉洁政治、现代国家"的理想图景。     

制衡资本权力——转型中国确保制度正义的关键

正义是政治的首要原则,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性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核心表征。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历程充分表明,缺乏制衡的国家权力和资本权力往往成为现代社会中根本的压迫性力量。在中国政治发展的特定情势下,制衡资本权力逐渐成为转型中国政治发展的关键命题,是转型中国确保制度正义的关键。当然,有效规训资本权力的过程不单纯是一个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更是一个涉及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平等博弈、公共协商和理性妥协的政治过程。在集中讨论转型中国制衡资本权力的现实必要性和基本途径的基础上,提出:在转型中国,制衡资本权力与构建正义的社会制度体系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而国家自主、社会自治与价值均衡则共同成为有效制衡资本权力的前提条件。     

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路径分析

正一、问题与背景食品安全事关民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当下中国社会各界普遍关注食品安全。高层将食品安全问题归结为重大的基本民生问题、重大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如何通过有效的治理,实现民众"食得安全、食得安心"的食品安全基本目标,切实维护好民众的"食品安全权",是近年来决策高层以及社会各界孜孜以求的。2013年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一体化改革、食品安全法的修订等等都反映出政府急欲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决心和努力。面对复杂的食品行业业态和监管部门疲     

影响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障碍分析与启示——以公共权力作为切入点

社会管理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和社会工程,其创新面临着无数的障碍,只有认识和把握了社会管理存在的真正问题,才能使创新具有源源不断的动力,才能真正构建起新的社会管理格局。当前,压力型和条块分割的权力体制、"官本位"和"对立思维"的权力观念以及利益格局失衡和固化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的三个基本障碍。要真正克服这些障碍,需要通过赋权予基层(县、乡)政府,完善基层民主,让自治权力与基层权力的良性互动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内在动力。     

当代中国政治认同面临的挑战及出路

当代中国面临全球化与转型时期双重挑战,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国家之间的边界模糊,国家认同遭遇困境。在转型时期,贫富差距、政府寻租等社会问题导致民众对政府认同产生疏离感。加强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完善制度的公正性,培育良好的市民社会是重塑中国政治认同的途径。     

基层社会自治与社会治理现代转型

基层社会自治是社会成员通过社群的集合体共同行使自治权,即,"自己统治自己"的社会治理形式。社会治理现代转型的目标是要建构科层(政府)治理、市场(公司)治理与社群(社会)治理三种比较稳定的治理模式。在一个分权与结构分化的政治社会体制下,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各司其职、和谐运行的社会治理功能体系,实现社会治理的现代转型,有赖于社会自治的实现与高度发展。基层社会自治发展需要具备的条件是:第一,基层政府权威治理模式的现代转型;第二,市场治理模式的主体和体系的重构;第三,把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力还给社会,不断促进社会自治能力的发展与提高。所以,基层社会自治对实现社会治理的现代转型具有现代民主制度建构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