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补与协同:中国劳资冲突的多元化解

社会转型期,我国社会劳资冲突呈现多发态势.究其原因在于利益表达渠道不畅与权利意识增强的矛盾、劳资双方权力和信息不对称、政府管理中存在的两难困境以及社会公众对政府的高依赖、低信任等.在当前劳资冲突的管理中,政府应该立足于加强有关法律和制度的建设,平衡劳资双方的关系,规范劳资双方的行为,为劳资关系双方能够顺利进行协商与谈判创造制度环境和条件.     

包容性发展与社会冲突化解

博鳌亚洲论坛2011年年会的主题是包容性发展:共同议程与全新挑战,包容性发展渊源于2007亚洲开发银行首先提出的包容性增长,包容性发展不仅指经济上的增长,更指社会管理方面协同地善治,合理地化解社会冲突,以达到社会和国家的全面健康发展。     

中国互联网领域立法体系化建构的路径

加强互联网领域立法,不能仅着眼于立法的数量和速度,更应当注重立法的科学性。为实现我国互联网立法的体系化建构,必须明确信息时代立法更新网络因素全面介入的全局立法理念,平衡"防控"和"引导"两种价值取向的基本立法思路,树立网络主权维护,网络"无边界"特性和网络数据核心的立法视角,并着力推动网络信息数据、网络犯罪、网络政府建设和网络国际法输出四个重点立法领域。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权立法的现状分析

自195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颁布第一个授权决议以来,我国的授权立法取得了长足发展。授权立法作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保障,在法理上为国家行政机关制定大量的、可操作化的规定提供了依据。通过对现行法律法规文本进行量化分析,对我国授权立法的总体发展现状、授权表述及类型展开讨论。研究发现目前我国的授权立法实践仍然存在授权行为不规范、越权行为和授权立法约束与监督机制缺失等问题,并据此提出改进的方向。     

论新时期的社会冲突化解

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这个时期也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频发期。如何正确认识这些矛盾,进而树立科学的社会稳定观,并通过建立科学有效的措施和机制来预防和化解这些矛盾,对于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深入推进小康社会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反腐败立法的战略转型及其体系化构建

<正>中国正处于现代化转型以来腐败治理的重要转折点与战略机遇期,积极推进国家反腐败立法战略转型与体系化构建,实现反腐败立法由形式治理向实质治理功能的转化,是破解当下"中国式"腐败治理困局之关键。科学评估反腐败立法治理能力的状况,确立"积极治理主义"理念在     

推进以监察法为中心的反腐败立法体系化

新时代反腐败斗争进入新常态,以法治方式治理腐败是政治共识和社会共识。构建起严密的反腐败立法体系是推进反腐法治化的前提和基础。监察法是反腐败国家立法,是对国家反腐败治理起统领性和基础性作用的法律。推进以监察法为中心的反腐败立法体系化,是由反腐败立法的客观实践和监察法自身的特点所决定的。围绕监察法这个体系中心,通过国家立法对反腐败重点领域进行控制,以社会法规范作为体系延展补充,最终推进反腐败混合法治理体系的形成。     

西部开发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冲突及化解

西部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在现实中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使得在西部自身发展、东西部合作和中央政府投资等决策中都面临着两难选择。化解两者矛盾,必须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构筑科学的发展测量指标;转变开发方式,调整西部产业结构;进行绿色经济制度创新;加大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力度等。     

浅析我国的行政授权立法制度

随着政府管理职能的扩展,行政授权立法以其固有的优越性和现实的必要性为基础确立了其立法的正当性,并得到了普遍的公认,最终作为一种制度被确立下来。在我国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建设中,行政授权立法制度弥补了立法的不足,细化了法律,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其也存在着立法理念缺失、立法技术不成熟、监督不力等弊端,对此提出相应的优化措施:一是树立正确的授权立法理念;二是制定一部完善的调整行政授权立法的法律;三是完善监督机制。     

经济特区授权立法若干问题的探讨

1992年7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决定，授权深圳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遵循宪法的规定以及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基本原则，制定法规，在深圳特区范围内实施，授权深圳市人民政府制定规章并在深圳特区组织实施。几年来，深圳特区充分运用立法权，制定并颁布了一批法规和规章在特区内施行，为深圳特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和运行起到了应有的作用。期间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授予其他几个特区立法权。可以认为，研究特区授权立法问题已具有普遍性的意义。本文拟就特区授权立法的几个基本问题，结合深圳特区几年来的立法和执法…     

《立法法》中部门立法与地方立法权限冲突

杨利敏在《法学》2000年第6期撰文论述了《立法法》中部门立法与地方立法权限冲突的问题。作者认为,立法法第64条规定,地方法法规可以就“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具体规定的事项”和“属于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地方性法规的事项”作出规定;第71条规定国务院各行政部门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     

中国城市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机制探究

社区冲突是现代城市社区治理不可回避的重要议题之一。有效的冲突治理机制是城市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的重要保障。为此,应在"合作互惠,协商共赢"之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理念重塑的新思维下,着力从内部机制建设、外部机制建设以及内外联动机制建设等方面多管齐下,切实构建起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冲突化解与治理的新机制。其中,内部机制建设注重纵向层面上社区冲突的化解与治理,包括风险预警、沟通交流、利益整合、技术支持和学习机制等;外部机制建设侧重横向层面上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冲突的化解与治理,包括外部扶持、社会组织与公众参与、第三方干预、争议事项裁决与制动机制等;而内外联动机制建设则聚焦于纵横层面的协同整合,涉及不同社区、城市甚至国家之间的互动机制。     

化解部门立法问题的制度结构

部门立法是中国的法治建设中存在的一个大的问题。部门立法问题的症结是没有平衡务虚和务实的力量。要平衡务虚和务实,需要平衡行政权内部的决策、执行和监督,需要用立法和司法去平衡行政。     

大数据化解政策冲突:何以可能,何以可为?

聚焦于政策信息,结合政策周期分析政策冲突在各阶段的信息机理,可以发挥大数据价值增长优势,化解政策冲突。在理论层面,政策信息在冲突各阶段依次表现为信息失准、信息失真、信息不对称和非正式信息,大数据发挥信息精准性、共享性、实时性和开放性功能加以弥合。在这个过程中,大数据周期和政策周期在各阶段有机结合,两个周期实现同构,共同减少政策内耗,提高治理效能。在实践层面,需要通过大数据与政策领域跨界融合、推动跨部门政务数据集成、建立多元开放的公私评估机制和合理合法化的政策终结来化解政策冲突。     

以规则和信任化解官民冲突

如果现在执政者还不能从改写不合理、不公平社会规则的高度来审视群体性社会冲突事件,来反省官民之间的矛盾,仅仅依靠所谓的＂意识形态式＂的旧思维和旧方法来解决是没有出路的。     

行政组织中个体冲突的化解模式

行政组织中个体冲突不同于一般冲突，官僚制和民主的关系、公共目标和个人目标的不一致，职权的暂时性和永久性的矛盾深深影响着个体的心理和行为，进而影响公共部门工作绩效。采取弹性民主、隐蔽性激励和流动性工作模式，通过渐进性的改善来有效化解个体冲突，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     

政治授权:理论与实践

本文以历史为线,系统地分析了政治权力授予的各种观点与实践,总结了人类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直接授权、超意志力量授权、契约式授权、间接授权、多中心复合授权以及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性授权最终消亡的思想。     

高校辅导员与学生冲突的原因分析及化解策略

以高校辅导员与大学生冲突的表现作为切入点,着重从双方角色定位、心理特征、价值观差异及对待冲突的态度等方面分析了高校辅导员与大学生产生冲突的原因,并从双方主体自我能动性、高校管理体制、营造和谐的校园氛围等多个方面提出了针对性的化解策略。     

论我国关于外国法查明的立法冲突

自《法律适用法》颁布施行以来,新法与旧法之间的矛盾、冲突逐渐凸显出来。通过比较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中关于外国法查明的规定,试图探讨我国司法实践中关于外国法查明的合法方法。对立法冲突进行比较分析。     

化解劳资矛盾的调查与思考

目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诸多机制尚未完善,加之私营企业受利益驱动,劳资矛盾成为劳动关系机制调整中最棘手的问题。调查劳资矛盾的主要表现,分析矛盾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