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领土空间建设视角

在对当代民族国家生成机制的学术研究中,国外一些学者从强制-资本、印刷资本主义带来的文化和"民族想象"以及地图想象等方面进行了论证;在中国学界,有不少学者从民族文化培养、政治认同、领土认同、经济交往、民族交往等方面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成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笔者认为,当代中国的领土空间建设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地域、共同文化、共同的经济联系、共同的文化心理以及管理的生成提供了庞大的"有机"网络,不仅体现了国家的意志和理念,而且构成了我国各民族人民日常生活和实践的重要内容。比起西方学者所提供的民族国家建构路径,我国的这一"有机"网络工程建设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和实践意义。     

语言的政治化与政治的语言化——政治学方法论的“语言学转向”问题

"语言学转向"是一种当代学术思潮,主张以语言为中心发现事实与建构知识,对人文社会科学构成巨大挑战,对政治学方法论的影响可分语言学的视角与语言学方法两个层面。语言学视角主张"语言的政治化",语言成为最重要的政治现象,但有两种不同的视角预设。反映论预设把语言视为介质,透视并反映民族、国家、制度等宏观议题的"强结构",而建构论预设把语言看作本源,塑造并建构社会网络、集体认同、行动等中微观议题的"弱结构"。语言学方法强调"政治的语言化",把书写文本视为发现政治事实的全部论据,具体表现为语词分析、概念分析与话语分析三种类型,以不同方式进入政治学研究。"语言学转向"的缺陷在于,视角的不同预设带来知识的不确定性,而方法的文本主义导致不必要的混乱。中国政治学方法论正受"语言学转向"的影响,不能因视角与方法的新颖而忽略缺陷,需要跳出"语言的牢笼",回到超语言的社会事实与价值规范。     

公共服务视角下超大城市外来人口 公民权利的建构之道

外来人口为当代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却一直难以平等地享有与当地户籍居民均等的公民权利。通过"吸纳—供给"模型,可以揭示出超大城市外来人口公民权利建构的内在逻辑,为当代中国公民权利的平等建构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与现实依据。上海外来人口管理服务进程可划分为"前居住证阶段""居住证条件管理阶段""居住证积分管理阶段"等三个阶段,综合其演化轨迹,可提炼出超大城市外来人口公民权利建构的差序化逻辑体系,即从核心到边缘的非均衡吸纳逻辑、从破碎到完整的体系化供给逻辑以及从被动到主动的回应性赋权逻辑特质。     

斯大林并没有把现代民族划分为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

在我国民族理论界长期以来有一种流行的观点,那就是认为斯大林把现代民族划分为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两种不同的类型。有的同志认为,这一划分是“斯大林根据列宁的‘现代民族’的理论,根据十月革命以后俄国民族问题的实际情况”作出的;正是由于有了这一划分,“‘现代民族’这一理论才发展到一个比较完整的高度。”又有的同志认为,斯大林把现代民族仅仅划分为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两种类型,“这样讲是有语病的”,     

论公共管理类型——公共管理横向体系分析

公共管理体系建构是个系统工程。首先,公共管理在不同语境下具有不同的含义,要界定其内涵就要先确定各自的相对条件和视角定位,把它们区别开来,再找出同一性,把它们统一起来;其次,根据公共事务的划分,可以区别不同类型的公共管理,即国家公共管理、政府公共管理、社会公共管理和国际公共管理,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交叉联系;最后,建立横向公共管理类型体系,这样有利于促进国内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和公共管理学科的建设。     

大城市散杂居社区的族际关系——天津市J社区的个案研究

本文以天津市J社区为例,在分析族员与居委会以及不同族员之间的合作过程中,提出了四种原类型:制度性合作、志愿性合性、情感性合作和冲突性合作。不同类型的合作建构不同状态的族际关系。通过对族际合作这几种类型的研究,笔者认为,城市化背景下大城市散杂居社区族际关系的存在状态表现为主体上的和谐与日常生活局部场景中的不和谐共存,这种状态是与自上而下的国家民族政策同向的一致性合作,和自下而上的族群体权益诉求的冲突性合作共同塑造的结果。     

世界文学的发展及其走向对辽宁民族文学建构的影响

辽宁民族文学建构,在世界文学视域下,富有弹性内涵。意识共识为辽宁民族文学的建构提供了思想保障,其一,正确认识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相互交流和融合的关系是民族文学建构的前提;其二,民族自我认同是民族文学建构的核心。辽宁民族文学,在不断创新中,借鉴世界文学的多重属性,进行"全球本土化"和"本土全球化"策略建构,确立辽宁民族文学获得世界文学的存在属性,从而实现辽宁民族文学走向世界,为世界所接受。     

对民族定义的一点看法

杨堃先生曾对民族定义作过如下表述: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和共同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情感的稳定的共同体。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它分为氏族、部落、部族、资产阶级民族和社会主义民族五个阶段和五种类型。这五种类型的民族,全具有这四个要素,但这四个要素是有联系和轻重之分的。其中,共同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情感是主要的和必不可少的,缺此便不成其为民族。至于其他三个要素,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之下也会消失。”研读了这段话后,我们觉得杨堃先生的基本定义与斯大林的定义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杨堃先生只是把斯大林所说的共同心     

新时代民族工作新思维引领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基于民族治理主体关系维度的考察

习近平新时代民族工作重要论述准确研判了新时代多民族国家国情,强调了“多元一体”格局中的民族主体关系,把握了民族主体关系发展脉向,分析了新时代民族主体关系的阶段性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新时代民族主体关系发展战略。这种新时代民族主体关系发展战略引领了民族事务治理理念转变,确认了对民族事务治理主体关系进行重塑。本文我们借助这种新型的“主体间”民族关系思维模式,对法治维度、社会维度、发展维度、精神维度这四个方面的主体关系进行尝试性探讨,以期为推进新时代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提供可行性建议。     

关于中学生品格类型的调查研究

一、目的关于品格类型问题在国外有很多研究,他们根据各自对人格的不同理解而有不同的类型划分法。譬如有瑞士的荣格把人格划分为内倾外倾的两分法,有美国的吉福尔德用因素分析把人格分为社会性内倾、思想内倾、情绪内倾等五种类型的划分法,还有苏联把人格分为利他、利己、求实三种类型等等。在我国。这方面的研究很少。当前我国青少年的品格状况究竟如何?可分为哪些类型?这是本题所要研究和探讨的。并为中学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和操行评定工作提供一些心理学依据。     

“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模式调试及发挥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在这一体系中自治发挥核心作用,法治发挥保障作用,德治发挥辅助作用,三者有机结合构成了乡村治理体系的优化升级。在实践中,乡村治理模式供给要与乡村类型需求相匹配,以常态和强化为划分维度,乡村治理模式有四种;以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关系状况为划分维度,中国乡村可划分为四种类型,不同类型乡村有不同的治理模式需求。根据不同类型乡村的特点进行治理模式调试,精神层面,培育公共精神,提升村民政治参与积极性;物质层面,凝聚共同利益,化解分歧、平息纠纷;制度层面,强化制度供给,构建乡村治理框架。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问题的探讨情况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划分的理论依据1、社会主义阶段的划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划分来自于社会主义阶段的划分.对社会主义阶段的划分有如下几种意见:一种意见是把社会主义阶段,划分为不成熟或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成熟或发达的社会主义.不成熟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再划分为:(1)消灭贫穷中的社会主义;(2)小康式的社会主义;(3)中等发展水平的社会主义;(4)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等四个阶段.     

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与儿童对动画片选择的关系分析

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创立了儿童认知理论,他将儿童从出生到成人的认知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四个阶段的发展与儿童对动画片类型的选择的关系有着千丝万屡的必然联系。本人通过对皮亚杰认知理论的介绍来探讨其与儿童对动画片的选择的一系列关系。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与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的辩证关系

<正>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划分,是对"纪""法"关系的新论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是用量变和质变、整体和部分、当前和长远辩证关系原理。实践"四种形态"是落实党委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的重要内容,纪委要把监督执纪问责的战线前移,用纪律和规矩衡量党员干部行为,发现苗头及时提醒、违反纪律及时处理,使监督执纪更严格、更有威力。落实"两个责任"又为践行"四种形态"提供了有力保障,党委要把履行     

资本的霸权与国家的兴衰——大变局时代西方国家的困境及其根源

当代西方国家的困境是透视世界大变局的一面镜子。探究当代西方国家困境的根源,需要省思资本和西方国家之间关系的演进历史与逻辑。自西方进入资本统治的时代,资本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演进大体可以划分为嵌合与分离两大阶段。嵌合阶段对应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资本出场与民族国家建立的时期,西方兴盛的基本前提得以奠定;第二个时期是资本扩张与世界体系形成的时期,西方的世界霸主地位得到确立。分离阶段对应第三个时期,表现为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去国家化”为重要特性的国际垄断资本产生后,西方不同资本集团乃至整个社会发生分化,国家由辉煌的高位不断下滑,进入相对衰落阶段。研究当代西方国家的困境,对于理解西方近些年变幻的政局及其在全球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具有重要意义。     

西方多元文化主义争论、内在逻辑及其局限

本文以当代西方有关族群权利与国家建构争论为中心,分析了当代西方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思想的局限。认为当代西方的这种政治思潮是建立在"分"的文化基础上的。尽管在实现民族合而共存上,这一思潮提出了不少有益的见解,但依然以形式或制度上的共存为主。本文认为,不同民族之间的共存不仅需要制度上的建设,还需要发展一种内在的相互信任关系,这是民族共存的根本。     

民族国家建构视域下的清末国籍立法

国籍立法是民族国家建构的基本环节,它使民族国家建立起"国民"边界。对于清末国籍立法,学术界主要把它看作是华侨保护、边民入境和属民改籍等问题导致的结果。从国家建构与国籍立法的历史关联出发,本文从民族国家建构的高度探讨清末国籍立法。民族国家建构包括政权建构和国民建构两大要素。政权建构体现在国际法知识的习得、国家意识的兴起和主权观念的发展上;国民建构则体现在国民身份意识的兴起、权利与义务观念的强化和民族主义的发展上。所有这些要素都与清末国籍立法存在着内在的关联。民族国家建构是推动清末国籍立法的根本动力,华侨保护等事件则是导致国籍立法的直接原因,必须将两者结合起来思考,才能对清末国籍立法形成全面的认识。以清末为起点,民族国家建构对国籍立法具有持续性影响。     

民族整合的理念、格局与举措

民族整合是多民族国家基于民族群体权利承认而实施的民族治理方略,这一方略源于多民族国家对原本以同化为主要治理范式的反思。作为一种政治理念,民族整合主张摈弃民族同化,同时又反对民族分裂,旨在维护族类群体的自主性和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性;作为一种政治关系格局,民族整合是唯一主权屋顶下各民族共存的族际关系结构设计,具体涉及族际政治关系结构、族类群体与国家关系结构两个层面;作为一种政治实践,民族整合包括政治整合、经济整合、文化整合和社会整合等形式。民族整合是一种有机的共同体整合,它以维护多民国家的统一为价值诉求,在承认族类群体集体权利的同时,也为各民族成员自主实现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空间和路径。     

跳出西方“民族国家”的话语窠臼

"民族国家"概念是东西方学界流行的一个界定现代国家性质的概念。但是,对于这一概念的理解在西方学界一直存在着混乱和分歧。有的把民族国家界定为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有的则把它界定为主权国家。这种混乱主要是由"民族"这个概念的混乱引起的。民族概念在西方各国的历史演化中形成了两种理解,一种是政治上的(主权人民),另一种是种族-文化上的,后者在非西方国家得到更多的传播和流行。这种混乱和分歧实际上是由不同国家的不同历史问题造成的,因而,民族和民族国家概念既具有历史性又具有局限性。其历史性说明了它存在的某种合理性;其局限性表现在,一是不能正确反映和认识复杂的世界现实,二是容易给政治实践带来危害。民族国家观念及其背后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是导致多民族国家民族分裂和民族仇杀的重要思想根源,也是西方一些国家民族分离运动的重要诱因。正确的出路是跳出西方"民族国家"的话语窠臼,把"民族国家"概念放到它应该放的适当位置,然后用新的概念去认识和表述不同的国家形式,并用新的国家理念去指导不同国家的现代国家建设。     

从“苏维埃”到“新民主主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转型研究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因应革命的需要,果断弃用外来楔入的"苏维埃"话语,并适时建构了本土特色鲜明的"新民主主义"话语。作为党的核心政治话语,"新民主主义"话语集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和党的早期革命理论之精华,建构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民族国家的基本学说,极大地促进了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整合。通过成功建构"新民主主义"话语,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政治层面上掌握了话语权,增强和提升了自身政治凝聚力和文化自信,而且标识了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向度,为构建中国话语体系提供了良好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