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华文明认同的国内各民族整合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华夷一体"思想观念和中华国家的"天下一统"社会历史蔚为传统。对于这样一种"大一统"社会共同体的文明认同,先由上古夏、商、周三代帝君成功达至"逐鹿中原"的诸夏诸华,经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竞争兼并,产生出一种既定的"大一统"社会观念;继由"华夏一统"的扩张顺势达至"雪球滚大"的汉唐属民共同体,经汉唐统一国家治土、治民整合发展,成为一种稳定的"大一统"社会现实;再由历代王朝的"一统天下"追求,最终达至"共为中华"的整个中华民族,经数千年以来的观念因袭和实践推进,已经固化为一种基于中华文明历史共识的国家整合传统和国民共同体认同。     

浅析"大一统"观念与国家建构

"大一统"观念是现代中国国家建构、塑造中国文明基体并关联各历史阶段的重要政治思想资源。"大一统"观念源于古代中国的天下观念,顺应了维护地缘安全与发展经济的现实需要。在近代,"大一统"观念通过"三民主义"与"天下为公"、"社会主义"与"民本观念"、"协商民主"与"和而不同"的三层文化对接,注入国家建构进程并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思想基础。未来,"大一统"观念又将因其内涵的国家超越性为国际政治注入正能量。     

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对当今和平统一事业的影响

中华世界秩序下的大一统,是一种天下统一观.该理论核心包括治乱分合的历史观、判辨名分的正统观及中央集权制.大一统对当今中国在国际法秩序下展开的国家统一事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和平统一的提出是对大一统的超越,一国两制是对大一统之双轨制的继承和发扬,正统论对探讨台湾当局政治地位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对中华文化"天下观"及其现代价值的思考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中,"中国土壤"包括中华文化的土壤,"天下为公"则蕴含着中华文化的"天下观"。"天下观"是中华文化的根源性哲学思维,其发轫于西周初期,在"周秦之变"时期得到因袭和发展,完成政治性、精神性、伦理性的统一,成为中国几千年来政治文化的重要基因。近代中国因受西方文明冲击,"家—国—天下"的文化结构虽被"国家主义"重构,但"天下观"将因中国的崛起重新作为价值判断担当。     

“智治”与“联动”:中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种新形态——基于佛山市“1+3+X”的案例分析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环节。推进市域社会治理并丰富"中国之治"的理论内涵,亟需研究者从本土案例中形成更多具有中国话语价值的学理性思考。采用个案研究法,追踪佛山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1+3+X"的多元主体协作治理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实践历程,重点分析其过程演变和行为路径,并识别出"智治"与"联动"两个特征,进而发现市域社会治理中多元主体协作治理的三组基本规律:矛盾化解目标的共识达成、政府治理职能的适应调整、技术赋权赋能的深度嵌入。"智治"与"联动"不仅是技术治理逻辑与官僚体制逻辑相互形塑的结果,也是基层政府为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和稳定社会秩序而主动创新的结果。"智治"与"联动"两种逻辑的适时调适并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合制度设计与治理实践之间的差距,实现国家治理效能的显著提升,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政治优势。     

“立制明制”“聚势展势”“扩术优术”——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野中的统战优势及其效能提升

把握统一战线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定位与效能机理应从"制""势""术"的统一视角来展开。统一战线作为政治斗争与团结的策略侧重"术",作为政治优化整合的战略立足"势",而作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基轴杠杆又体现为制度,其兼具民主建构政治发展意义和治国理政技术价值于一体。正是基于"制""势""术"的融合特质才使得统一战线成为生成中国治理优势的重要根源性机制:具有突出统战基因的复合性制度结构,能保障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落到实处;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价值目标的大统战格局,引领国家治理的运行方向;以"人心这一最大政治"为中心的工作局面,能有效促进治理秩序与治理效率的统一。进一步激发和提升统一战线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优势效能应从"立制明制""聚势展势""扩术优术"三个层面一体推进。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阈下的边疆治理创新研究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既是我国今后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也是实施有效边疆治理的总体指导。作为国家治理的特殊形式,边疆治理必须保证政府的核心地位。应对新形势下边疆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民生保发展、以发展促稳定的治疆理念可以实现边疆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成为边疆治理的创新思维。     

陆疆治理:从“族际主义”转向“区域主义”

中国是历史上最早确立边疆制度的国家。但是,在两千多年的边疆发展中,中国的陆地边疆基本上是少数民族群体生活的区域。因此,陆地边疆治理主要围绕族际关系展开,并形成了"族际主义"的治理取向。新中国成立以后,陆地边疆治理中的"族际主义"取向仍然在延续。但是,随着改革开放推动的现代化的快速发展,国家的领土内不同区域间的联系日渐紧密,超越领土的活动不断扩大和日渐频繁,国家利益溢出领土的现象也越来越多,因此,国家发展的地理空间场域前所未有地扩大了。在此条件下,陆地边疆及其治理的地位也前所未有地凸显,陆地边疆治理的"族际主义"取向与国家治理及发展的不适应性也愈加突出,将陆地边疆治理的价值取向由"族际主义"转向"区域主义",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新时代乡村治理的多重转向与范式跃迁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单元和关键领域,也是国家治理的突出短板和攻坚对象。新时代乡村治理变革在回应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多重良性转向:基层政权从悬浮到下沉是乡村治理的第一重转向,从单一管理到多元治理是乡村治理的第二重转向,从行政异化到回归自治是乡村治理的第三重转向,从二元割裂到一体发展是乡村治理的第四重转向。在持续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积极作为下,在科技支撑的基础上形成的四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更加契合乡村综合现代化的发展要求。进入新时代,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目标指向和格局塑造为标志,开启了乡村治理的4.0版,也即"自治为体、法德两用、技术赋能"四治合一的最优型善治。最优型善治更加有利于打造乡村治理的中国之治,实现乡村治理的范式跃迁。     

古今维度下的死刑存废之争——对唐律中危害国家安全罪的思考

危害统治安全和威胁皇帝安全等危害国家安全类犯罪是唐律重点打击的犯罪类型之一,在唐律中大多被规定为死罪,并且其在唐代死罪的数量上也占有较高比例。唐律之所以重惩此类犯罪原因在于封建社会中皇权至高无上的尊崇地位和统治者在大一统专制思想下对"国家"这一观念的重视。在当今国际死刑废除的浪潮之下,中国已在死刑废除与否以及具体实施步骤、程序、时间的问题上争辩许久,在具体罪名改革方面,我国死刑所占比例最高的危害国家安全类犯罪则是罪名改革的焦点之一。中国古典律法之最的唐律对危害国家安全罪的重惩,其背后蕴含的维护大一统理念以及强烈的天下国家观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当代中国危害国家安全类犯罪保留死刑的必要性,及其在死刑改革的热浪之下部分死刑罪名保留的必要性。     

论董仲舒的“大一统”思想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影响

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过程。董仲舒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提出以政治统一为目的、思想统一为手段的“大一统”思想,并通过加强封建王权,利用国家力量达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目的,统一了思想,从而将中国统一国家的发展同中华民族的发展置于同一轨道。强大的统一国家政权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经济和政治保障,同时日益增强的民族凝聚力,也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内在的保证。     

统一战线推动“中国之治”

近年来,与西方国家深陷发展泥潭而呈现出"西方之乱"相对的是"中国之治"。"中国之治"实现的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渐趋完善,及其在此基础之上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稳步推进,这其中统一战线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中国之治"也为统一战线开拓着新的语境。新时代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作用服务"中国之治",势必成为统一战线新的历史使命。     

“专项治黑”的行动逻辑与渐进调适——基于T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实证考察

"专项治黑"具有权威性、阶段性、社会动员性的特点。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专项治黑"可以增强政治合法性、契合行政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弥补常规治理失灵,三者构成"专项治黑"的行动逻辑。囿于治理资源不充足、治理工具单一等特征,"专项治黑"成为现阶段的理性与必然选择。"专项治黑"具有行政成本高昂、治理内卷化、不利于常态机制形成、实施过程不够规范等弊端,这与实现常态治理的治理现代化目标存在抵牾。"专项治黑"的行动模式短期内不会消失,但应朝着常态治理的方向进行转变。其现代化转型应以强化法理型政治权威为核心,增强制度供给和制度创新能力为基础,建立"一主多元"的协作共治机制作保障。     

论法治边疆的建构

现代国家治理逻辑中,法治边疆的建构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的有机构成。建国以来,边疆地区的各项建设取得了较大发展,但实践中,由于边疆与内地发展不均衡,制约了国家治理水平的全面提升,传统非法治的治理方式以"习惯存在"影响了法律规范的"后天习得"。构建法治边疆应调整立法思路,防范国际风险、增强国家认同,突破法理困局,消弭法律冲突,树立法治权威,寻求法治统一,维护社会稳定。     

理论前沿

法制下法治与法治下法制 王青林在《求是学刊》2004年 第1期撰文认为,法制下法治和法 治下法制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存 在。法制下法治之治理主体单一, 法治下法制治理主体多元;法制下 法治依赖国家法正义观支持,法治 下法制依靠多维正义观支持;法制 下法治以人为治理客体,法治下法 制则以人和法律同为治理客体。在 特定历史阶段,法制下法治曾经起 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社会发 展,民主勃兴和经济体制转型的逐 步推进,法制下法治已经成为中国 法制建设的瓶颈,应为法治下法制 的理论和实践所突破。法治下法制 是多元法律规则并存于社会与依 法办事之法治原则的结晶。通过各 种法规的互动和整合,法治自然会 从理想走向现实。     

论中国土地经营模式变迁与农村治理转型

土地经营模式作为时代和制度的产物,一经形成便深刻影响着农村的生产与生活形态,也形塑着农村的治理生态。中国土地经营模式经历了从传统租佃模式到土改模式、人民公社模式、家庭联产承包模式的变迁。不同土地经营模式在孕生不同农民、农村与国家关系的同时,也催生了与之相匹配的农村治理方式。在土地延包和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不断完善的土地"后承包时代",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仍然是农村土地经营的必然要求,农村治理也仍会延续国家权力逐步撤出、多元治理不断增强的态势。但国家权力撤出并非意味着国家放任农村治理发展。基于土地经营模式变迁契机,国家通过顶层设计的助推,进一步构建和完善主体多元、参与自主、内容丰富、方式民主的"共建、共治、共享"的农村治理体系与格局,是新时代推进农村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     

我国西南边疆治理法治化的现状及完善路径探究

我国西南边疆治理不易,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多民族交汇共存的特点,都对该地区形成多元的社会文化与价值观体系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西南边疆治理法治化进程的迈进显得较为缓慢和困难。传统保守观念和现实法治状况对西南边疆的治理法治化形成了一定阻碍。针对这些问题要加强法治环境的营造、完善西南边疆执法程序和法律体系、改善边疆民生以及畅通边疆人民的诉求渠道,把边疆地区治理与边疆人民的生活和工作紧密的联系起来,从而推进我国西南边疆治理法治化的进程。     

推动云南边疆社会治理现代化

在改革开放步伐不断加快、"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的时代背景下,加快推进云南边疆社会治理现代化对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繁荣发展边疆地区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维护边疆安全稳定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需要从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角度入手,将"四化"有机统一于边疆社会治理的全过程和全领域。以社会化为基础,构筑综合系统的社会治理格局。     

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路径探析

为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党和政府集全国人民智慧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是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正确历史选择。因此,必须在明晰现代国家治理的内涵、必要性和我国国家治理模式的历程的基础上,从解放思想、民主政治制度、依法治国、服务型政府、"多元共治"体系等五个方面探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边疆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下的规制稳边研究

边疆治理体系现代化有其特定的价值内涵和衡量标准,置于这一视域下的规制稳边,就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中国的总目标及总要求下,以国家政权的强制力为后盾,强调法律、制度、权力等规制手段的直接运用,并在法律规制主导下适当开发和利用组织纪律及民间习惯等规制力量,针对特定的边疆治理客体开展规制治理,为边疆地区"五位一体"发展提供必要动力,营造良好环境,强力保障国家法制统一和边疆社会安定和谐。边疆社会问题及矛盾的综合性、复杂性、突出性、敏感性,决定了规制稳边是边疆治理的最佳选择和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动力。按照边疆治理体系现代化标准加以建构的规制稳边方式,必然具有崇尚法治理念、追求边疆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重视秩序最优化及维护边疆地区政治与社会稳定等系列要求。法律规制是规制稳边的核心手段,行政规制是配合法律规则稳边的主要手段,组织纪律规制是法律规制稳边的辅助手段,乡规民约是法律规制稳边的补充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