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治理与建设责任政府

当前 ,地方政府亟需解决的许多问题 ,都是围绕基本人权、基层民主和法治原则展开的。其中 ,强化政府责任 ,建设一个公开、透明的政府是农村地方治理的关键。要建设责任政府 ,首先 ,需要对政府的职能和责任重新定位 ;其次 ,需要明确建设法治政府的基本要求和目标 ,建立健全政府责任体系 ,严格实施行政执法责任制 ,以责任制约权力 ,积极推进建设法治政府的历史进程。     

中国地方政府治理绩效评估研究的发展方向

绩效评估是各国公共管理实践中普遍采用的一项重要管理工具。围绕如何准确评估和有效改善地方政府治理绩效这一核心问题,国内外理论界与实践界进行了长期探索,并在评估指标体系的完善、评估主体的多元化、评估技术的成熟等方面取得进展。但国内研究中也存在分类分层研究不够、地方政府治理过程与绩效评估脱节、对绩效评估的整体设计和系统过程考察不够、多种方法的应用尚欠整合、缺乏原创性研究等问题。基于此,本文认为未来研究的努力方向包括:以实证研究为基础,客观系统地描述地方政府治理现状;建立科学合理、可操作性强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及管理机制;通过比较研究,提炼出可行的地方政府治理绩效改进举措;丰富个案研究,推动中国地方政府治理理论的构建。     

监察法治：国家治理的新模式

<正>西方国家大多采用"权力分立"的国家治理模式。由于这一模式有着诸多弊端,我国经过试点后,通过2018年宪法修正案正式宣告采用"监察法治(国家监察)"的新治理模式。监察法治模式是基于中国人的实用理性思维和中国的传统文化并经由多年的权力监督实践而形成的。监察法治模式的完全建成,还有赖于保持监察实效的持续性并由此促进民众对监察的信仰生成。而这一切,归根结底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自我革命的特     

公用民防工程治理利用新模式

正人民防空是国之大事、国家战略和长期战略,上海作为全国特大型城市,各种要素高度集聚、人口众多,场所密集,如何做好特大城市的人防事业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命题。普陀区民防办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坚持人民防空为人民,转变人防建设发展方式,树立和落实新发展理念"的要求,根据上海市人民防空工作会议对人防工作的新要求,推进人民防空工程设施等战备资源融合式发展,把人防工程作为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重要载体,发挥人防的公共服务功能,在公用民防工程治理利     

地方政府创新与治理变迁——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案例的比较研究

经验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转型带来的权威危机和管理性危机对中国地方政府公共权力结构与功能等方面形成了严峻的挑战。面对危机情势,各级地方政府在公共管理的权力结构、制度与技术安排上进行了多项治理创新,通过对地方政府的治理创新的比较分析,笔者认为,中国地方政府的创新实践推动了地方治理变迁,地方治理正趋于取代地方管理。但是,这种可选择性替代路径仍然是地方政府主导型的,最终起作用的仍然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创新符合整体性改革的发展方向,并将有力地推动改革向纵深发展。     

现行国家治理结构下的地方银行治理

当前,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海量贷款以及地方政府巨大而不透明的债务,已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关注。地方银行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十几万亿的贷款规模立下了“汗马功劳”。地方银行能对政府债务有如此大的贡献是与其公司治理结构密不可分的。而地方银行公司治理一直在理论政策与实际运行方面存在着争论与矛盾,本文试图用一个新的视角,在我国现行国家治理结构框架下讨论地方银行的公司治理问题,旨在解决地方银行公司治理中的深层次问题,化解其潜在的金融风险。     

加拿大地方治理改革之解析——兼论我国当代地方治理的发展

面对着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以及国内外一系列经济、政治、社会困境，加拿大不仅对联邦政府的职能、府际关系、运行形式等进行了一些调整，而且还对地方政府的政府职能、组织结构、公民参与形式等治理机制进行了一系列变革。遵循着有利于节约、有利于公平、有利于消除地区冲突的加拿大地方治理变革虽然与当代中国地方治理的发展在各个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它的内在逻辑对于每一个国家包括像中国这样的转型性的社会主义国家却都是共同的，从而也为我国地方治理发展带来一些启示。     

论地方治理的结构性改革

当前,我国地方治理的变革总体上呈现出碎片化状态,系统性和全局性改革思维明显不足.地方治理结构性改革必须强化民意导入,其中,以人为本是结构性改革的价值基点,关系调整是结构性改革的核心重点,职能优化配置是结构性改革的逻辑起点,技术更新是结构性改革的工具热点,权能规范是结构性改革的制度亮点.五点一体,相辅相成,构成改革的立体架构,推进地方治理结构性改革的优化.     

西方发达国家地方治理的变革

为了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当代地方治理在分权化改革、企业化运作、市场化服务、网络化管理和区域化合作等方面做出了实践变革。这一改革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绝非由某一特定的原因或单一的力量独促而成,而是地方政府面临的环境发生根本变化的结果。这些变化既有来自外部的社会性变迁,也有来自内部的结构性变迁。地方政府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因此进行了自我调整、自觉变革、自我完善。     

走出地方冲突治理的误区

推进地方治理创新,实施冲突管理机制不容忽视。冲突管理机制创新,需要走出矛盾冲突根绝论、矛盾冲突消亡论、矛盾冲突速决论、矛盾冲突赎买论等观念误区。通过对四个误区逐一剖析,认为只有消解人们在冲突管理上的迷思,才能正视冲突,分析冲突,预防冲突,管理冲突,进而才有可能创新社会冲突管理机制,科学化解社会矛盾。     

福建省委党校地方治理研究中心

正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地方治理研究中心系中共福建省委党校与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于2012年3月联合发起成立的专业研究机构。中心启动经费由全国政协委员、云南省福建商会会长林时营先生出资捐助。中心秉承"观察治道变革、总结治理经验、传播执政智慧"之宗旨,立足福建,面向全国,整合校内外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和经济学等方面的专业研究人员,致力于调查研究、总结推广地方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在公共政策、公共行政、基层治理和社会治理等方面的创新实践成果,努力建成学术研究与决策咨询并重的新型智库。中心系全国党校系统和福建省首家以地方治理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机构,是中国政府     

地方政府治理创新视角下的中国东西部发展差距分析

我国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的拉大是一个历史演化的过程,这可从多重视角进行归因,但制度与治理差异才是地区发展差距产生的根源所在。本文在我国东西部地区地方政府治理创新演变的视角下,运用实证、案例、文献等研究方法,对比分析了我国东西部地方政府治理创新实践及其发展历程,从中透视了地方政府治理创新在地区经济发展变迁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文章的结论是,西部地区要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须在地方政府治理创新上寻找突破口,优先在西部地区构建公共管理体系则是一条新的战略途径。     

中国农村地方治理中基层政府行为方式变革初探

内容提要:农村治理问题始终是我国政府管理的基本问题。农村治理关乎整个社会的治理,农村稳定则社会稳定已是一种共识。在转型时期基层政府治理农村的方式已不适应现实的要求,严重制约着政府主导作用的发挥,应适时进行变更。本文从基层政府在农村地方治理中的地位分析入手,回溯新中国建立50余年基层政府农村治理体制及方式,围绕农村市场化趋向的改革,呼唤基层政府行为方式变更。     

参与式治理:地方政府治理体系创新的趋向

<正>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地方政府纷纷引入参与式治理。在实践中,以民主的分权、商议民主、赋权于民和自治为基本内涵的参与式治理主要体现在参与式规划、参与式预算和参与式监督,其有效运转有赖于公民社会要件和政治经济要件。实践证明,参与式治理既提高了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又改善了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正面临着治理有效性与合法性难以兼容的冲突。学习并借鉴既有的参与     

跨域治理:长三角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模式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我们党顺应时代变化、在总结现代化建设经验基础上提出的新的发展战略。国家治理体系是紧密相连的宏观系统。从横向看,它涵     

跨域治理：长三角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模式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我们党顺应时代变化、在总结现代化建设经验基础上提出的新的发展战略。国家治理体系是紧密相连的宏观系统。从横向看,它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领域的一整套制度安排;从纵向看,在中央集中制的结构下,国家治理体系建设需要在地方得到有效延续和落地。因此,在国家治理这一新的战略视野下,国内各区域的协调发展也面临着治理模式的转型和升级。     

科学发展观与中国发展的新模式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进一步指明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以及科学发展、社会和谐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需要。从理论与实际、与政策相结合的层面把握中国发展新模式的现实依据、主要特征，并且推动中国发展新模式深入发展，有助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公民参与地方治理的制度优化

公民参与地方治理虽然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方略,但是在行政发包制下的高风险与弱激励、相关法律制度供给不足、弱组织性公民参与地方治理的风险等特定制度环境下,地方政府的高度自主性使公民参与地方治理在实践中很容易形成治理变革的"悖论"现象。体现在:一方面,在扩展有序公民参与和推进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已经成为执政高层的基本政治文明建设方略的背景下,地方政府依然缺乏足够的动力支持公民参与;另一方面,公民参与地方治理的法制基础虽然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各层级的规范体系和制度文本,但在实践中或被屡屡虚置或被施加诸多限制,公众参与积极性大大弱化。因此,要从根本上走出公民参与地方治理的困境,从优化相应的制度环境入手强化对地方政府的激励约束并提升公众参与积极性才是必由之路。     

地方政府反应性社会治理的逻辑

反应性社会治理,已经成为一个制度化了的非正式行为。反应性社会治理稳定存在和重复再生是地方政府所处制度环境的产物。制度化利益协调机制的匮乏、压力型体制的激励、政策一统性与执行灵活性的张力和信任社会资本的缺失共同促进了反应性社会治理的生成。同时,反应性社会治理有着广泛深厚的体制基础。反应性社会治理很大程度上是地方人大横向监督不力、政府机构条块分割以及"一把手"集权体制所导致的预期结果。频频出现的"维稳"和"闹大"显示出反应性社会治理的制度情境及其弊病,因而有必要提出一种可替代的社会治理模式,即"可持续型"社会治理模式。     

推进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探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地方政府治理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行政管理的中间和基础环节。然而,推进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还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为此,立足推进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动力机制,通过再造地方政府治理体系、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大力发展公民组织和加强地方电子政府建设,以期实现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