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是民主政治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兼论中国政治发展的逻辑进路

通过法治建设来推动政治发展,能促进政治权力运行的制度化、程序化,使民主所需的规则和程序得到严格的遵守,使政治冲突通过公认的规则和程序和平解决,为民主政治发展以及制度的演进提供稳定的秩序.中国的民主政治发展需要在法治的基础上进行,通过法治来保障政治发展的有序性和制度演进的成果.     

廉洁政治:内涵、结构与运行逻辑

十八大报告在党的重要文献中第一次提出"廉洁政治"这个概念,要求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从政治发展角度来看,廉洁政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必然要求。廉洁政治内涵具有三个理论维度:政治设计、价值取向和实践状态。政治设计为廉洁政治建设提供合法性,价值取向为廉洁政治建设提供发展方向,实践状态让政治设计和价值取向实现统一,从而为廉洁政治建设开辟道路。廉洁政治的内在结构包括廉洁政治观念、廉洁政治关系和廉洁政治行为三个部分,这三个部分具有一定的逻辑关系,从廉洁政治观念到廉洁政治关系再到廉洁政治行为,一个比一个更接近于政治生活现实。建设廉洁政治应遵循并实现法治逻辑、制度逻辑和治理逻辑的统一:法治逻辑要求依法治腐,把所有廉政建设事务纳入法制框架;制度逻辑要求制度反腐,推进宏观层面的行政体制改革、中观层面的廉政制度建设以及微观层面的分权机制探索;治理层面要求实现廉政组织重构、廉政资源配置、廉政信息公开、廉政主体合作等。     

西方政制设计的内在逻辑解读

西方政制设计的内在逻辑是以人性幽暗意识为起点,推演出对权力的怀疑与国家的不信任,从而设计出以权力分立与制衡、宪政法治、代议制和政党政治等为核心的一套制度模式,其特征与实质为实行权力分立与制衡,抑制人性之恶;实行宪政法治,设定权力边界;建构代议制,寻求"多数原则与保护少数"的平衡;实行政党政治,防止专制独裁.它既对各国政制设计有普遍启示,又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有特殊的借鉴价值.     

政治权威与转型国家的“秩序困境”解厄

政治稳定是国家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动乱、暴力、冲突、政治失序问题必然严重影响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基于亨廷顿对处于现代化进程中国家的政治秩序的研究,结合当前许多发展中国家政治失序的实际状况考查,转型国家现代化的"秩序困境"是一种客观存在,而"权威实现秩序、权威解厄困境"是转型国家政治发展的现实逻辑。转型国家要保持政治稳定,需要构建合法有效的政府权威、高度制度化的政治制度权威、强大的执政党权威。稳定是中国最大的政治,保持政治稳定要坚持党的领导、维护党的权威。     

政治稳定治理模式革新的秩序力重组与疏浚

要使政治秩序达到最佳的运行状态,必须对政治稳定的治理模式进行不断地调适,而秩序力是驱动政治秩序发展和运转的最直接力量,因此,对秩序力进行适时的优化重组,对其运行的阻力给予及时的疏浚排解,是推动政治稳定治理模式革新的一条重要路径。根据社会秩序原理和治理现代化的愿景,对秩序力的优化路径要秉持和采用三种理念及策略。(1)政治暴力上,追求霸道与王道悖论性矛盾的现代性和解与功能互补,即适度消减"霸道",适时增加"王道",实现二者的包容性、现代性和解与融合。(2)政治权力上,保持党和政府在"国家—社会"关系中的持续性、阶段性强势交叉互动并动态调适,即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适度推行"大政府—大社会"的阶段性双强治理模式;在政党与社会关系上,保持"强政党—强社会"的持续性双强治理模式。(3)政治权威上,推进从法理型权威到生态型权威的更高阶升级,重点厘清几点认识:多中心治理不是去中心;权威的形塑不仅限于党内也不仅依靠历史合法性资源;维护权威不仅限于单向度交往;包容性治理不仅仅是政府对民众的仁爱。     

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秩序建构:以宪政来规范和保障民主

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秩序建构面临着路径选择的问题。由于民主与政治秩序、国家能力之间的张力,民主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运行存在困境。民主具有"非自足性"特性,即民主作为一种制度不能自我运转,作为一种价值也不能自我实现。它依赖于宪政的保障。宪政为解决政治争端提供了一个制度框架,可以实现权力的有序传承和增强国家能力,从而能有效地规范和保障民主制度的运转和民主价值的实现。通过宪政建设来推进和保障民主才是建构政治秩序,实现政治发展的可行之道。     

作为制度变革的法治建设模式:一种统摄性法治理论的建构

统摄性理论的提出既是中国法学理论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实现国家政治发展的理论支撑;中国法治实践学派与法民关系理论由于它们固有的重大理论缺陷,难以充当引领法学发展和指导中国法治建设的统摄性理论;党在新时期"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以及当今中国法治建设集改革期法治与转型法治于一身的特点,要求我们从制度变革的角度来思考中国法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模式,并把作为制度变革的法治理论视为促进中国法学发展和指引中国法治建设的一种统摄性理论;制度变革视野下的法治建设,要高度重视法治资源的挖掘与法治资本的积累,重视法治动力的激活与动力机制的建设。     

民主与法治:构建良好党内政治生态的两大制度基石

从政治生态学的角度来判断,一个政治体系,既能保护公民的自由和正当权利,维护公共利益而不滥权,又富有公共效率,基本上就是一个富有良好政治生态的现代政治体系。如此政治体系的养成,得之于对政治权力的必要限制,即把政治权力限于社会正义和公民权所设定的范围之内。而其限制方式和制度程序,一在民主,二在法治。二者有机融合,互为表里,缺一不可。无论从制度设计的科学性还是历史实践的进程来看,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都是社会与人性自然演进与优化构设在现时段的必然逻辑结果。民主与法治所内蕴的开放、阳光、公正的制度属性,以及因此而生发出的对于政治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功能,比起单纯的思想教育和道德训诫,显然更加富有制度性效率,更加符合构建"良好政治生态"的内在要求,更加符合人类进步的历史潮流和趋势,无疑代表着人类政治文化发展的愿景。只有民主和以之为前提的政治与法律制度设计,才能够在制度层面一揽子解决权力的来源、权力的制约这两个关涉政权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根本性问题。在此大前提之下,我们所呼唤的良好政治生态,包括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必将如人所愿,自然地生发出来。     

论现代政治秩序构建与中国政治发展的推进

政治秩序要求政治系统保持高度的稳定性.政治主体只有通过政治秩序的构建来保障发展的实现,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通过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完善和发展的基础上创新政治秩序的运转机制;加强公民社会建设实现政治体系全面有效运行;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实现权力与权利的有效运转等方面的措施是推进现代型政治秩序实现的有效路径.     

从自生秩序看后发国家的政治发展与制度创新

自生秩序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秩序,寻构自生秩序的制度体系大部分是以渐进演化的方式取得的,人类的政治、法律制度乃至国家本身也经历了一个长期演化的过程。后发国家同样存在本土自生秩序,其现代政制的构建应该选择渐进式道路,在保护原有自生秩序的基础上推进连续的制度变迁。制度创新是后发国家政治发展的基本动力和途径,其目的是创造适合本国需要的具体的民主制度形式,使宪政民主能够从内部生长起来并顺利运转,实现权威政治向民主政治的和平过渡。     

民生政治:国家治理体系建构的合法性向度与发展理路

民生政治是考量国家治理体系合法性的重要价值面向,在民生政治建设过程中,政府扮演着"主导者"和"协调者"的双重角色,政府围绕公共服务这一条主线,逐渐实现民生政治建设的整体性治理。民生政治是行政善治与国家治理合法性的价值诉求,善治回应是以民生政治为基础的国家治理程式。落实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现代政党的理性执政是国家治理体系合法性自身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民生政治发展理路,主要呈现为民主与民生的互动对公民理性的吸纳与塑造,在政治话语与法治论域中民生权利的调适与转换,民生建设与民权保障的价值寻绎与审视,民生改善与政治认同的治理导向和运行逻辑。     

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行政法治研判

政府的社会治理及创新实践应遵循行政法治理念,行政法治的发展也必须积极回应社会治理创新的需求,为之提供相应的理念和制度保障。当前,政府社会治理在观念、主体、手段、制度等方面的创新存在一些与行政法治不相适应的问题。破解之道在于加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强化相关理论的适应性,体现社会治理观念的创新;修正"行政主体"理论,重塑"国家—社会—公民"的关系,反映社会治理的新格局;完善行政程序制度,构建参与式行政模式,搭建社会治理公众监督和信息共享平台;加强应急法制建设,建立有效的社会突发事件应对机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监督体系,保证社会纠纷化解机制的良性运作与衔接。     

韩非非道德主义政治思想述论

韩非与商鞅都是法家最重要的代表性人物,但二者政治思想之间的差异往往被已往研究者所忽略。商鞅关注的是如何建构一元化社会控制体制,实现所谓"抟力",韩非则侧重于国家内部权力配置,及君主如何运用权力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商鞅与韩非都是非道德主义者,但韩非是更彻底的非道德主义者。人性好利与"与时俱进"的历史现实主义是韩非彻底非道德主义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韩非认为,凭借以君主为代表的国家垄断一切资源这一得天独厚的制度设计优势,完全可以建立起能够确保以君主利益为目的的制度环境,而"法治"与"术治"的正确运用正是君主建立和维系这一制度环境的基本工具。韩非彻底的非道德主义政治思想更准确地反映了中国传统政治实践的本质,但其强烈的反人道性却使其失去了进一步意识形态化的历史机缘。     

网络政治参与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

网络政治参与有利于民主政治发展和政府管理创新,有利于进行政治宣传。规范网络政治参与的对策:制定完善的网络立法体系,规范公民的网络参与秩序;提高网民政治素质,培育网络公民意识;树立政治安全意识,加强国家信息安全保障能力。     

国家自主性:民主政治建构的核心要素

国家自主性是对当前国家自主性过度与国家自主性不足双重困境提出的理论与现实诉求,而民主政治建构则是孕育于国家自主性的制度文化中,国家自主性的不足与过度同样是民主政治建构的泥淖。基于国家自主性与民主政治建构的内在互构考察,提出国家自主性与民主政治建构的三维写照,即"掠夺型国家"与民主政治建构的先天不足、"俘获型国家"与民主政治建构的可能风险、"参与型国家"与民主政治建构的互动共赢,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国家自主性与民主政治建构的互促模式:中共领导;政府主导;公民参与。     

试论法治政府建构和有效运行的政治基础

法治思想源远流长,法治政府的建构也一直是各国政府建设的基本目标之一。然而,法治政府建构和有效运作所需的土壤和条件却十分复杂,这些条件既包括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文化环境,也包含着一定的政治基础因素。而从作用的方式来看,良好的政治基础对法治政府建构和运行的作用更为直接。新时期建构法治政府具有重要价值,只有通过现代政治文化、科学的政治结构、完善的制度体系和高效的监督机制的合力推动,才能保障法治政府的有效运行。     

论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

"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保障。"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重大任务,这表明我们党已经找到了让民主在中国更加有效运转的新路。这条民主新路就是从作风民主走向制度民主,从实质民主走向程序民主,从不受宪法和法律约束的所谓"大民主"走向法治民主,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化。制度民主、程序民主和法治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的最终目标。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需要从我国民主政治现实出发,循序渐进,区分长期目标和中近期目标。长期目标是建设高度民主的国家政体和健全成熟的法治民主,中近期目标是积极推进国家治理层面的民主和法治。具体路径是将政策过程中的民主作风上升为民主决策的制度和程序,积极发挥已有的民主机构在立法和行政决策中的作用,大力发展党内民主和党内法治,健全完善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强化法治对民主的保障和约束作用。     

政治文明建设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政治文明是政治发展的高级形态,也是保障社会和谐发展的政治形态。政治文明以民为本,主权在民,国家活动具有最大的权威性,公民尊重政治秩序也有自觉性,政治基础稳定和谐。政治文明表现为政治结构法制化和程序化,能够形成发展的促进机制与纠错机制并重以实现社会稳定与和谐。新中国建立的民主政治制度为建设政治文明提供了条件,也为社会和谐发展创造了制度基础。我国在建设政治文明中出现的失误也给社会和谐发展带来了损失。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努力建设政治文明实现社会和谐,要完善法治机制以保障社会和谐。     

论西方宪政的价值维度

宪政是西方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弄清楚宪政的价值诉求,对于正确认识宪政的特质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宪政是以保障人权为根本价值目标,以法治为治理基础,以分权制衡和有限政府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型构观念和相应的制度设计.西方宪政包含人权、法治、权力制衡等四个方面价值要素.其中,人权是宪政的价值核心,法治是宪政的秩序基础.权力制衡和政府"有限"则是宪政的理想愿景.     

法治政府的理论分析及其制度、能力构建

法治政府中的政府和政府官员没有"权力"而只有"职责",政府和政府官员不是"领导"而是"公仆";"服务政府"与"法治政府"同义,是社会学的表述;"有限政府"与"法治政府"同义,是政治学的表述。基于"职责"和"公仆"身份的法治政府体制必须建立在"为社会服务"的八个方面,同时必须职责分明,健全完善政府工作绩效评价制度;基于"职责"和"公仆"身份的法治政府必须建立依法行政、行政行为规范化、高度负责、高度透明的政府工作机制。高超的行政技术也是法治政府的基本属性之一,新时期的法治政府必须注重高科技、高效率、精细化行政能力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