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治理:一种新的治理模式

参与式治理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兴起的新型治理模式,是我国地方治道变革的新趋向。参与式治理的关键在于公民赋权以确立公民参与主体资格,核心在于民主协商以保障公民在场表达利益,基础在于自主治理以建构公民主体性社会。在我国构建参与式治理模式需要加强分权制度改革,创新公民参与治理载体;发扬协商民主精神,畅通公民利益表达渠道;推进社区自主治理,提升公民自我治理能力。     

网络化治理:一种新的公共治理模式

网络化治理是近年来国际上兴起的一种新的公共治理模式。作为对传统官僚制和市场化治理模式缺失的反思,以及对经济全球化时代公共治理问题的探索,网络化治理主张政府、市场和市民社会作为社会多元治理主体,在制度化的治理结构中,为实现一定的公共价值而采取联合行动。当代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的实践表明,在准公共品的供给上,网络化治理在整合和利用资源,提高决策制定和执行质量,增强顾客满意度,提高组织灵活性和回应性等方面,要比传统的官僚制度、市场化治理模式更为有效,并对传统官僚制的治理模式及其理论形成了不小的冲击。网络化治理理论对推进当下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社会管理,重构市场化背景下的社会治理结构,促进公共部门、企业、非营利组织和公民的协同治理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     

当代中国政府生态治理:一种新的结构治理模式探索

正生态学世界观和绿色政治是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重要内容,它们主张世界的相互关联和整体性,以反思西方社会的现代工业文明。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要求政府改变传统的管理主义模式,向新型的治理模式转变。生态治理作为一种新的政府治理模式,从整个社会生态系统出发,包含了政治生态链环、政治生态资本和政治生态平衡三大支持系统,为当代中国政府治理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视角。     

善治理论视角下社区情感治理研究

党的十九大对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做出具体部署,要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就需要以善治理论为指导,挖掘社区治理内核中不可忽视的情感维度,基于对当前凸显"情感治理"特征的国内社区治理模式评介,提出推进社区情感治理的路径思考:以情感为纽带柔化"国家-社会"刚性的权力结构;以情感联结重构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工作者之间的人际互动关系;以提升居民社区参与的主体性来增进社区认同和归属感。     

多中心治理理论视角下的村改居社区治理研究

村改居社区是快速城市化的产物,亟需建立起有效的社区治理模式。文章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为理论视角,界定了村改居社区的四个治理主体即基层政府、自治组织、居住人群和社会组织,认为村改居社区治理面临政府单一治理模式的特征突出、社区管理体制比较混乱、公众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不高等困境,提出基层政府在村改居社区治理中应发挥主导作用:一是引导其他主体发展壮大并平等参与社区治理,二是制定政策和规划、提供无差别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通过亲情社会的维系来重构社区认同应成为村改居社区治理的突破口。     

三维行政组织结构:一种新的研究视角

公共行政学产生一百多年来,对行政组织结构的研究一直坚持“二维结构”的视角,组织结构的变革也一直在管理层次与管理幅度之间徘徊,很难跳出“二维结构”的圈子,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及行政组织本身的不断变革,“二维结构”日益显示出不能适应时代需要的很多弊端。“三维型”的行政组织结构,能够为行政组织结构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三维型”组织结构由管理层次、管理幅度和管理深度组成。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一种新的思维方式

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根据,在批判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他自己的世界历史理论,用于分析和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的现象和问题.在当代全球化的背景下,除了要深刻理解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内涵,更有必要提升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理论地位,并把这种理论当做一种认识和分析当前社会现实问题的思维方式,从而发挥其更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实际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所采取的是"世界历史"的立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的思维方式",就是"历史世界化的思维方式",或曰"社会发展全球化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包括"整体性原则"和"有机论原则"以及"全人类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     

腐败成因:一种社会文化心理的视角

社会文化心理是腐败形成的重要心理气候条件和文化生态环境,也是现阶段我国腐败现象屡禁不止的深层社会心理根基和思想文化温床。与腐败形成关联密切的社会文化心理主要有封建思想遗毒、社会文化失范、腐败社会认同和人情裙带观念等。因此,反腐倡廉需要从社会文化心理入手,开展文化建设和心理建设,尤其是开展深入的文化反思和深层的心理分析,才能从源头上消除腐败滋生的土壤与温床。     

社区治理的多元转向与结构优化

社区治理结构是社区范围内不同治理主体依靠资源互动进行相互作用的权力模式。计划经济时代的社区治理注重行政决策的控制,真正的社区治理需要社区决策权的多元优化配置。目前,我国社区治理结构的单一范式与社区治理多元化必然产生内在矛盾。社区治理结构优化中,外部条件上需要放权,内部场域需要民主、法治化的自治机制。因此,社区自治权保障成为核心要素,包括社区组织权力及社区居民参与权保障。而要基于社区自治权保障重构社区治理结构,首先需要政府部门转变职能,厘清行政管理权与社区自治权的边界,明确社区在人、财、物方面的自主权。其次需要完善社区自治机制,在民主、法治条件下充分发挥社区组织权能,并保障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社区自治。     

高效生态经济:一种新的理论与逻辑的结合

高效生态经济是 2 1世纪经济发展的新主题 ,也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选择。高效生态经济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 ,可以促进和拉动相关产业发展 ,可以促进区域经济再上新台阶 ,诱发和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生长点。     

社区治理视角下的社区工会建设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迁。在城市，由城市现代化带来的城市社会管理重心下移以及“单位体制”的逐步瓦解，引发了城市社区建设的兴起。1991年国家提出“社区建设”的思路，强调政府减少干预，居民通过自助、互助和他助，发展社区服务，增加居民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逐步实现社区多元主体的共治局面。     

略论冷战后的国际格局:一种理论的视角

在学界和政界,关于冷战后的国际格局,主要有"多极格局"、"一超多强"、"正在向多极化过渡"、"单极格局"等观点.究其原因,一是对冷战后美国国际地位的评价不同;二是对有关国际格局的基本概念和范畴的理解有别.本文以对基本概念的界定为切入点,对冷战后的国际格局做一些尝试性的理论探讨,力图证明现有的国际格局既不是"多极的",也不是"一超多强",而是美国主导的"单极格局".     

股票期权:一种新的激励机制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中提出：“允许民营科技企业采用股份期权等形式，调动有创新能力的科技人才和经营管理人才的积极性。”这是我国激励政策的重大突破，这一政策的实施，将对我国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股票期权分两种，一种是股票期权合约，另一种是股票期权计划。所谓股票期权合约是指买卖双方按约定的价格和时间买进或卖出一定数量的某种股票权利。如果该股票在约定的买卖时间，其市场价高于约定的买卖价，买方就会获利，反之，卖方则会获利。这实际上是股票的期货交…     

文化软权力化:社区治理的逻辑理路

社区治理使命实现的关键在于社区文化的认同。但社区文化并不会被自然认同,只有社区文化软实力的权力化即社区文化软权力化,社区文化才能被主体认同,才能发挥社区文化是社区赖以生存、发展的内在驱动力的巨大作用。社区文化软权力化是社区文化认同的表征。社区文化软权力化有其逻辑理路即物质文化软权力化、制度文化软权力化、精神文化软权力化和行为文化软权力化。     

链式治理结构:解释中国特色社区治理模式的理论框架

为突破城市社区去行政化改革陷入内卷化的困境,需要反思基于西方经验产生的理论指导中国社会改革的可行性,也需要重新审视社区居委会行政化问题与社区治理现代化改革的方向。从"条条"、"块块"、"国家"进社区三个维度去分析,研究发现政府职能社区化具有实践合理性,但这不必然导致社区居委会的行政与自治职能相互排斥与冲突。因为我国社区治理实践形成的是行政—半行政半自治—自治机制相衔接的链式治理结构,而非西方网式治理结构。因此,在转型时期我国社区治理现代化改革的重点不在于以政府与社区分权为核心的社区去行政化改革,而在于建设社区公共事务治理中行政—半行政半自治—自治机制之间的制度化支持与衔接机制。     

论社区治理视角下的智慧社区的发展

智慧社区是顺应时代的发展而产生的,是一种社区治理的新模式。论文首先分析了智慧社区的发展现状,提出智慧社区是以智能、人文、服务为理念,其未来发展要实现以技术为中心到以技术为人服务为中心的转变;然后基于深圳宝安区智慧社区网格化治理的实践探索,提出了智慧社区发展的路径选择。     

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社区治理的理论、阶段与模式

国家治理的价值关怀与最终归宿都落脚于社区及其居民,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学术界对中国社区治理的理论关切,经历从国家中心论到社会中心论,再从宏观结构—微观行动论视角到介入式定性观察和引导的嬗变。社区治理的现实实践经历从动"物"到动"人"到动"资源"再到动"专业"等四个治理阶段。在四个阶段的演进中,社区治理围绕城市特色,形成六种典型模式:武汉百步亭、青岛、上海、沈阳、江汉和成都模式,这些治理模式不尽相同,却都与国家治理的基层逻辑息息相关。社区治理的良莠关乎国家治理的合法性与绩效。     

股份合作: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

在享受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巨大的改革成果后,我国广大农民开始聚集起手中的闲散资金和剩余劳力,又重新自愿组织起来从事经营活动,由此涌现出一大批被称为“股份合作”式的经济实体。它们多为三户以上农民按照协议,以资金、实物、技术、劳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作为股份,联合兴办的企业。由于这种企业形态较为复杂,它明显地先进于个体经济,又有别于传统的集体经济,因此,理论界对股份合作企业的性质、组织方式、分配制度及发展前途一直看法不尽相同。尽管如此,股份合作企业作为我国农民的又一创造。在全国范围内仍在不断发展,在山东、安徽、浙江等地更为引人瞩目。据农业部有关部门测算,截止去年底,全国农民联户办企业达98万个,从业人员814万人,产值为727亿元。这些企业中绝大多数当属股份合作企业,它们已成为我国乡镇企业和农村经济中的重要力量。去年以来,农业部和一些地方政府颁布了相应的规定,用以指导和规范股份合作企业的发展。今夏,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研究机构、大专院校及全国各地的150多位专家学者和从事实际工作的领导干部,汇集温州共同研究探讨了这种新型的经济形态。大家一致认为股份合作经济背后蕴含着深刻的经济、社会意义,是一种不容忽视的经济现象。本刊选发杜鹰、董辅礽、王珏对此问     

科创板:一种新的制度供给

科创板的产生是金融供给深度改革的具体表现,是进一步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增强资本市场对提高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的服务水平、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的重要举措。科创板作为一种新的制度供给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但是科创板的制度创新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检验。通过分析科创板作为一种新的制度供给存在的缺陷,从上市公司遴选标准、企业估值、信息不对称与投资者利益保护、加强监管等四个方面提出完善科创板这一新的制度供给对策。     

包容性治理:边缘社区的治理创新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深入推进,由农村人口大量转移所形成的城市边缘社区逐渐成为社会治理创新的时代主题。在治理诉求日益延伸的语境下,以政府意志的强制性和社区责任的边缘性为治理逻辑的社区管控模式显然增加了边缘社区的治理成本和治理难度,因此,需要积极构建包容性治理以力图建构一种柔性化、可持续的治理模式。但边缘社区所积聚的诸多矛盾造成了创新发展中的现实困境,这就迫切需要从权力包容、机会包容、权利包容、体制包容等方面寻求有效的建构路径,以助推边缘社区包容性治理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