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征与建构:量化法治评估的方法论之争及其实践走向

法治评估作为近年来兴起的对法治状态进行量化评价的实践活动,引起了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密切关注。历经十余载的蓬勃发展,法治评估尽管理论热度依旧高涨,实践开展也如火如荼,但是从实践样态来看,量化法治评估仍面临着方法论的社会建构与科学表征的二元悖论问题。通过对法治评估方法论之争和实践模式进行系统反思,引入元评估以期从理论自洽和实践优化的角度探究法治评估反思性难题的破解,同时也为相关研究提供批判和反思的视角。     

地方法治实践研究的方法论演进

如何在单一制中央集权的国家结构下,证成地方法治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构成了我国地方法治研究的起点。由此起点出发,逐渐形成了一个较为成熟的权力结构解释框架,但该解释框架也存在着忽视地方权力构成、法治动态发展和具体实践问题的缺陷。鉴于以上缺陷,地方法治研究随后出现了以法治竞争为代表的横向进路、以法治实践模式类型化为代表的内部进路以及以法治评估为代表的外部进路等三种研究进路,不同程度上对权力结构的框架进行了补充和发展。在此基础上,一种接续以往研究进路,并足以引发地方法治研究方法论创新的制度环境解释框架得以提出。要真正实现方法论的创新,就必须将研究目光投向地方法治参与主体的多元性、区划层级的差异性以及法律制度的嵌入性上。     

法治扬州的量化评估研究

法治建设作为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应该可以运用各种方式加以观察和量化评估。近年来,不仅众多国际组织的相关评价指标都直接或间接涉及国家与地区的法治评价,国内部分地区也开始试行区域性的法治指标体系。通过吸纳先进的经验与成果,运用科学的法治评估理论方法和指标体系,对扬州法治建设水平进行描述,并运用指标体系对该区域的法治水平做出整体的、统一的说明与评估。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的思想旗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法治领域的重要理论成果，蕴含着深邃的马克思主义法治世界观和方法论。党的二十大报告鲜明指出“要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并对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作出专章论述、专门部署。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深刻把握好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坚持良法善治的根本理念、坚持系统辩证的法治方法论。     

法治乡村建设指标的设计原理与基础理论研究

法治乡村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性工程，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是乡村振兴的法治保障。法治乡村建设指标设计研究来源于法治乡村建设的总体战略，立足于我国法治乡村建设的实际情况，服务于法治乡村建设的现实需要，最终目的是推动我国法治乡村的建设进程。开展法治乡村建设指标设计的基础理论研究在于明确法治乡村建设指标的基本概念，探寻法治乡村建设指标研究的理论价值与实践价值，梳理法治乡村建设指标设计的政策依据和现实依据，在科学性、统一性、特色性和可操作性的设计原则之下，立基于法治评估理论、计量法学理论、信息化测评理论和全面依法治国理论开展法治乡村建设指标设计研究。     

论五大发展理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发展

五大发展理念所蕴含的唯物辩证方法论,不仅是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且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创新和发展的主要方向和方法指引。在秉持五大发展理念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中,创新发展理念是摆在完善法治理论体系的核心位置,协调发展理念是法治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发展理念是体现法治文明和生态文明融合的理论发展趋势,开放发展理念是拓展法治理论体系广度和深度的有效路径,共享发展理念是彰显法治理论创新和发展的本质要求。     

论西部民族地区开发中的法治环境建设

论文从理论和实践上论证了西部民族地区开发需要法治保障和良好的法治环境 ;在对西部民族地区法治环境作出客观分析的基础上 ,全面、系统提出了西部民族地区法治环境建设的意见。     

论社会主义法治一体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一体建设的实质，是统筹协调社会主义法治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各个层面，把社会主义法治视为一个整体，以一体建设的思维，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主义法治一体建设具有多方面的指向。从目标来看，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需要一体建设。从主体来看，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需要一体建设。从环节来看，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需要一体建设。此外，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也需要一体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一体建设既是社会主义的法治世界观，也是社会主义的法治方法论，可以在社会主义法治实践中得到普遍运用。     

论新时代法治的有效担当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这既是新时代对于法治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也是新时代对法治的基本诉求。站在新时代的起点上,解决社会主要矛盾、迈向新目标、开启新征程,更需要法治的积极作为和有效担当。新时代需要法治的引导和保障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新时代需要法治的引导和保障来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公平正义,新时代需要法治引导和保障中国现代化强国的建成。     

中国法治评估指标体系的生成与演进逻辑——从法治概念到评测指标的过程性解释

当前中国的法治评估指标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对国外经验的模仿与参照,指标体系的组成部分之间仍处于"断裂状态"。提出建构法治评估指标体系的逻辑关系模型,将中国法治评估指标体系的制定过程分解为"法治概念"、"法治制度维度"、"法治测量指标"三个阶段,并依照评估进路对中国法治评估指标体系作出过程性的阐释。其中,在法治概念阶段,提出法治"操作定义"的类型化及法治评估的制度性进路;在法治制度维度阶段,提出法治制度维度的操作准则与维度范围;在法治测量指标阶段,提出法治测量指标的设计原则,作出法治测量指标的操作试验以及建立法治测量指标筛选的数理模型,进而为中国法治评估活动的普遍推行提供理论层面的有力支持。     

论法治环境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路径

法治社会是构筑法治中国的基础,建立法治环境评估指标体系可以充分发挥其传承导向、测度评估、激励约束、矫正防治功能,发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余杭区为代表的区域性法治总体评估模式及以湖北、江苏为代表的区域性法治专项评估模式为地方法治环境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提供了经验。各地应明确指标体系建设理论基础,通过构建以公众为评估主体,评估指标兼顾量化和质性,运用"互联网+"思维,落实应用机制等多种手段,提升法治指标实效性。     

论法治建设中的政府治理文化

从"政府管理"转变为"政府治理",是新时期政府在法治的框架内,与多元市场主体协同治理社会,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新模式。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政府治理文化,是以整合权力、保障权利为规范的治理准则,以崇尚法治、协商合作为沟通的治理理念,以政府主导、多元主体为有限的治理范围,以运作透明、信息公开为开放的治理范式构成的有机整体。构建政府治理文化对于国家法治建设而言,是建设法治文化的突破口、建设法治政府的支撑力,更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助推器。现阶段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在此背景下,通过实施权力清单制度,健全协商沟通机制,支持发展社会组织,加强政府信息公开,有助于全面构建政府治理文化,以政府治理文化引领现代政府治理体系的建设,促进和保障法治国家总目标的实现。     

走向法治的光荣历程——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党代会政治报告对法治问题的探索

改革开放后的历届党代会都在不同程度上将法治问题作为党执政兴国的关键要素,对法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不断的探索。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表现出党中央对推进法治建设的坚定决心。回顾这一段光荣历程,分析、总结其中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党和国家今后的发展,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战略决策的实施都具有重要意义。     

赋予法治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格局中更为突出的地位

正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是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一个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篇章,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举措,是中国共产党对法治国家理论和执政兴国理论的重大贡献,同时也表明了执政党对治国理政规律认识的深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应当赋予法治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格局中更为突出的地位。     

民主是法治的旗帜

在民主和法治已经耳熟能详的今天,认真反思一下我国法治建设的民主动因,不仅对于民主建设,而且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都是很有意义的。法治是民主的内在要求。从我国人民民主的特点看,民主对法治的内在要求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法治是人民民主的制度表现,在现代人民民主社会中,从人民权力到国家权力的行使有多个环节,人们不可能都行使国家权力,只能通过代议制机构委托政府行使。为了保障人民主权,就需要有法律制度来规范权力的行使,使权力的行使不违背人民意志。法治就是在这样的需要下产生的民主的法律制度。第二,法治是人民民主…     

理念与策略:高职大学生法治精神的培育

法治精神是现代大学生必备的基本素质。高职院校肩负着培养德才兼备的实用性人才的职责,如何准确、合理定位高职院校大学生法治精神的培养目标,科学构建高职大学生法治精神的培养策略,对于进一步推进高职院校法治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培养和塑造高职院校大学生良好的法治精神,需要从营造校园法治文化氛围、提高学校法治化水平、深化法制教育、扩大学生法治实践等方面入手。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铸造的辉煌法治成就与宝贵经验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不懈推进制度建党,一以贯之加强法治建设,在不同时期反映着不同的历史特征,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特别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创立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形成了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构建了日益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创造了世界瞩目的辉煌法治成就,有力夯实了"中国之治"的制度根基。回顾百年法治发展,深刻地凝聚着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宝贵经验。在新的征程上,我们要以史为鉴、乘势而上,进一步坚持党对法治建设的集中统一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坚持统筹推进一体建设,继续向着全面建成法治中国不断前进。     

地方法治指数的理论维度及实践走向

如何量化考核、综合评价一个地区的法治化水平,是法治建设中的一个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地方法治指数的方兴未艾,就是其中的有力探索和见证。法治指数旨在借助研究方法的综合化,建立一个用具体数值来客观评价地区的法治发展整体状况的量化标准和评估体系,以此来直观具体的反映地区的法治建设水平,体现社会的法治满意度。在已有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上,反思性地思考地方法治指数的法治的法理逻辑,深入挖掘其理论渊源,有助于从方法维度更有针对性的优化和改进法治指数,也有助于从路径向度理性而稳妥地推动地方法治指数的有益尝试。     

和谐与法治

关于和谐社会,胡锦涛总书记一开始就明确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应该是“民主法治”的社会。对于这一点,我们特别需要有充分的理解和贯彻。这是因为,现代社会的和谐与古代社会的和谐有着根本的不同。古代社会的和谐,是建立在维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等级制度基础之上,所以它更多地是依赖和表现为人们的道德文化面貌。而现代社会的和谐,则只能建立在民主和法治的基础之上。民主是以人民为主体的、平等的政治制度,法治则是民主的程序化及其规则的实现,民主和法治二者不可分离。我国的社会主…     

市民社会与法治的内在逻辑及其当代启示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吸取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特别是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前提下,能够立足我国的传统与现实,对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进行深入探究,分析市民社会与法治二者间的多方面、深层次的契合,从而利用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指导我国的法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