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转变农民身份问题的思考

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是亿万农民身份的转变。每年1.5亿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贡献青春,年老体衰后再回到农村务农,只是增加农民收入的一种措施,而非真正意义上的人口迁移和身份转变。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身份转变应当是由传统的自然经济农民转变为市场经济农民。为此,要改革农村现有土地制度,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走农业产业化、工业化之路,大力发展县域经济、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小城镇化,农民就地安置转变身份。     

城乡利益共享机制建构中的农民身份转变与权益保护

城乡统筹发展改革是农民身份市民化转变进程中不可或缺的背景。从广州市城乡统筹改革实践出发,发现从理念、体制机制、公共政策及主体行动等四个维度建构城乡利益共享机制,不但能够有效破除农民与市民之间的身份边界,而且有利于激活农民的权利意识,从而推动农民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发展,提升农民的公民权益保护水平。     

推进城镇化对农民增收的负面效应及其克服分析

从理论上讲,城镇化与农民增收之间存在很大的正相关关系,而现实中,在政策措施不科学的情况下,城镇化为农民增收带来了很大的负面效应。因而必须采取必要措施消除负面影响,以充分体现城镇化对农民增收的正相关效应。     

论国有商业银行主体身份观念的转变

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国有商业银行机构及其员工必须转变其原有的身份观念,这具体表现为作为现代企业及其员工所应有服务观念、竞争观念和风险观念的确立。     

公共财政下税收理念的转变及其影响

税收理念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变化,不同的税收理念下有着不同的税收观、税收制度和税收管理行为。由于我国目前与公共财政体制相适应的税收理念尚未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税收思想和税收行为的混乱,而且对税收制度的选择、税务管理工作也产生了影响。转变税收理念就要求确立纳税人主体地位,赋予纳税人与义务相对等的权利;进一步强调税收成本管理;重视税收公平问题;关注政府用税的透明度。而适应这种转变的对策是保障纳税人权利,降低税收成本,维护税收公正和促进政府诚信用税等。     

唐宋时期农民身份地位的变化与社会转型

中国古代农民身份地位的变化对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历史的发展,主要是人的发展.唐宋之际,保护小农利益政策的推行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身份地位出现较大程度的提高,法律意义上的良贱界线泯灭.唐宋农民身份地位的变化,不仅促进了国家土地制度、赋役制度的变革,而且导致了整个社会结构的转型,农村基层自治能力进一步增强.     

农民社会资本的嬗变及其对农民公民身份的塑构——以山东农村X村为例

在大量农民进城务工经商背景下,随着农民流动性的增强,农民的社交关系网络、信任关系和行为规范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我国农民的社会资本正由内生型社会资本逐步嬗变为建构型社会资本。这一嬗变过程,培养和激发了农民的自主性、权利意识和公共利益关怀,有助于农民公民身份的塑构。     

新型城镇化视域下农民工进城焦虑问题探讨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新型城镇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作为新型城镇化主体的农民,在向市民化迈进的过程,仍处于滞后于城镇化发展的状态。由于农民工的市民身份不被认同,情感归属缺乏,难以享受社会公共服务等原因,农民工进城焦虑情绪明显,甚至在一些地方出现"逆城镇化"现象。城镇化在本质上是农民工的市民化,缓解农民工进城焦虑,必须建立规范性制度,构建覆盖全体农民工的公共服务体系,加强对农民工群体的人文关怀,激发他们潜在能力与价值,保障农民工能够充分享受到改革成果。     

社会质量理论视角下就近城镇化问题探讨

关于城镇化的研究,可以运用社会质量理论的四个条件性因素,即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来展开。从社会质量理论来看,传统异地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村劳动力流失影响社会经济保障机能,社会反向情绪削弱社会凝聚力,社会系统性排斥制约社会包容性发展,农民选择局限影响其权能的实现。作为新型城镇化合理模式的就近城镇化则注重以民生建设为基础,保障社会经济安全;以增强社会信任为重心,提高社会凝聚力;以推进各阶层融合为导向,建立包容性社会;以扩展选择范围为最终目标,实现农民的增能和赋权。     

战国湖湘的灵魂归宿观念及其文化影响

与先秦儒家死后灵魂升天的观念不同,在战国时期湖湘地区流行的观念中,亡魂的最终归宿是在地下,与形骸同处于墓穴之中。亡魂居于墓中的观念在汉晋以来影响深远,招魂葬的出现、室墓的形成、泰山府君的传说及其它众多文化现象均与此有关。     

论农民是推动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动力

新型城镇化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对政府、社会、公民多元化主体也有着重要意义,不仅有利于维护公民合法权益,体现社会公平正义,改善政府多元治理,更有利于实现政府与市场上下互动共建城市的格局。通过对农民在城镇化中的基本地位、投资发展能力、生产要素构成、现有二元制度限制、均等化制度重点等方面的分析,从而提出中国新型城镇化应该坚持以农民为本的基本观点。坚持农民作为新型城镇化的主体,有利于实现城乡人口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更有利于维护公平正义,实现城镇化健康合理发展。     

新农村建设与农民消费模式的转变

推进农民消费模式的转变,做到新农村有新的消费观是建设新农村战略的应有之义。为此,首先要引导农民认识到现有消费模式存在的问题,如低层次的消费结构、不健康的消费方式、非理性的消费观念等;其次,要采取措施为农民消费模式的转变提供物质基础、客观条件、思想基础、制度保障,使农民成为建设新农村的“新农民”。     

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经济法转变问题探讨

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当前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权的一项重要工作。从经济法的角度出发,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要完成四个转变。一是理念转变,从"控权"向"以人为本,保障人权"转变;二是主体转变,从一元管理向多元管理转变;三是方式转变,从管理向服务转变;四是手段转变,从偏重法律治理手段向多种治理手段综合运用转变。     

新型城镇化战略下的支农财政政策调整——基于农民社会层次分化趋势的思考

财政政策作为支持"三农"发展最重要手段之一,并没有即时对农民社会层次分化做出反应,进而产生了农业主产区经济发展滞后、粮食补贴主要投向了耕地拥有者而非种植者等非公平非效率的现实困境。农民社会层次分化是实现新型城镇化和农业人口转移的必然前提,新型城镇化战略进程中,支农财政在保障国家农产品供给安全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目标下,应将有序推进农民社会层次分化纳入政策框架内,实施综合配套的分类改革,科学调整政策措施,提升支农财政的效率,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     

关于马歇尔公民身份理论的探讨

马歇尔以其敏锐的眼光,洞察到现代自由主义社会由于形式上的政治平等与广泛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之间的冲突及失衡而面临的种种政治合法性危机,在古典自由主义的平等转向中,通过将社会权利的思想整合进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的框架之中,实现了公民身份对于社会权利的收编,进而借助消极权利与积极权利的整合促进了自由主义自由原则与平等诉求的适度平衡。这一过程始终伴随着公民身份体系与资本主义阶级体系之间的共谋。深入解读马歇尔的公民身份理论,对于科学勾勒公民身份的现实走向、揭示阶级统治的本质特征具有重要意义。     

成都城郊失地农民就业特点以及向市民身份转变的思考

成都城郊失地农民就业有三大特点:技术含量低、工资待遇低、稳定性较差,导致失地农民向市民转变面临难题,必须寻找新的路子、新的思路促进失地农民转化为市民。     

统一战线视域下农民群体的新变化及其对策研究

作为统一战线基础之一的农民群体,在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新变化,如农民分化、农民贫困、缺乏社会保护等。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应该与时俱进,根据形势的要求,把农民群体作为统一战线的工作对象,从而巩固统一战线,这已经成为统一战线领域中重要的研究课题,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重塑公民:当代中国农民公民身份的考察与反思

无论从何种角度考察,公民首先表现为一种资格,权利与义务的内在规定是其本质的要义所在,只有二者统一,才能外化为公民身份.当代中国农民的公民身份在新中国成立后表现出单向度的特点,税费改革后这个特点发生了逆转,但也使农民的公民身份陷入了困惑.当前,农村社会发生了重大变迁,融入许多新的时代因素,新农险以其法理性契约关系的模式给重塑农民的公民身份以启迪,让我们反思过去,审视当下,积极创造条件以塑造新时代理性的农民公民.     

新型城镇化的本质及其战略选择

十八大后,作为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战略选择和未来几十年的核心发展动力,“新型城镇化”一直是理论界探讨的热点问题。然而传统城镇化路径的困境到底在哪里？新型城镇化的本质究竟又是什么？突破口在何处？只有理清这些问题,新型城镇化建设才算破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