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化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之间的内在关联。"中国之制"就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中国之治"就是新时代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中国之制"和"中国之治"具有鲜明的同构性,从本质上而言它们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这具体体现在"中国之制"主要蕴含的领导优势、力量优势、速度优势和目标优势等方面,为"中国之治"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撑,"中国之治"则是"中国之制"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内蕴着: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形成"中国之制","中国之制"彰显出多方面的显著优势,这些显著优势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即"中国之治",而"中国之治"又应对当今世界之变,进而推动"全球之治",从而形成了从"中国之制"到"中国之治"的内在逻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若干关系辨析

要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必须厘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化"、"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等相关概念的内涵和边界,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前提性问题。     

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向度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递了中国理念、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世界向何处去"的"中国之问"和"世界之问"。这突破了"中国威胁论"的认知逻辑,打破了"历史终结论""新自由主义经济论""文明冲突论"的多重理论约束。新时代要做好"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理论探索和话语表达,积极主动地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话语权。     

邓小平与中国道路研究述评(2003—2013)

2003年至2013年这十年间,在邓小平的研究中,关于中国道路的研究是一个新的视角,研究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中国和平崛起"与"和平发展"、"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与"中国梦"等发展过程的一般概述性研究;邓小平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论述、关于"中国模式"的概念之争、从"中国模式"到"中国道路"概念演变的研究;中国道路内涵、特征及与传统社会主义、当代资本主义比较的研究;邓小平与民族复兴理想、中国道路的战略目标和发展路径的研究;中国道路中有关中国政治发展道路、文化价值建设、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及邓小平晚年对中国道路思考的研究。中国道路的研究拓展了邓小平研究的领域,是邓小平研究的新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新中国70年巨变及其历史经验

"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中国智慧"是一种哲学上抽象的提炼与概括,而"中国方案"是中国智慧在不同实践领域中的具体应用,两者是普遍性与特殊性、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关系。它根植于中国共产党多年来波澜壮阔的奋斗史,开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发展于十八大以来的新时代,逐渐形成了以解放思想、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为内容的理论精髓。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的推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将会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成为全人类共享的成果和经验。     

对当代中国特色的几点思考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先后提出了中国特色、"三结合特色"、"四大特色"以及改革开放特色。中国特色为"三结合特色"、"四大特色"、改革开放特色的形成提供总方向,并涵盖"三结合特色"、"四大特色"、改革开放特色。改革开放特色为"三结合特色"和"四大特色"的形成和丰富提供根本动力,"三结合特色"为"四大特色"和改革开放特色的形成和丰富提供重要载体,"四大特色"为"三结合特色"和改革开放的形成和丰富指明具体路径。进一步丰富当代中国特色,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提炼和概况"四大特色"。     

“中国特色”范式的哲学思考

在库恩那里,科学"范式"是科学在某一发展阶段的解释框架。"中国特色"的相关论述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特定的学术范式,这一学术范式过去和现在一直影响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中国特色"范式与"中国问题"呈正相关,而古今"中国问题"的内涵又是不同的。探讨生成"中国特色"的"中国问题"对于理直气壮走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分期的考察与思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分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学界以"党史事件"、"理论成果"、"传播—运用—检验"、"人物思想—历史实践"、"现代化"为研究视角,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进行了不同的阶段划分。这些观点不同程度展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为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提供了丰富视角。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分期"还可以从"异质文化相融"和"整体性"视角进行划分,进而凸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文化特征和整体性。     

“不差钱”“不高兴”“不折腾”——“中国模式”的基本经验及其省思

中国"不差钱"的GDP快速增长描绘了令世人瞩目的"中国速度"和"中国奇迹",这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迸发出的巨大财富能量。然而,"中国模式"作为一种典型的外向型模式,其在发展和前进中因经济和社会结构发展的片面性,出现了城乡差距、阶层差距、地区差距、生态危机、腐败现象、群体性事件等系列"不高兴"的负面后果。"中国模式"的基本经验在于基本摆脱了过去"大跃进"和"文革"等国家运动式治理的经验教训,采取了走向"不折腾"的制度化治理方式,这成为维持和推动"中国模式"不断趋于完善的必然之路。     

本刊启事

《江淮》将在2012年第十二期和明年第一至第五期以"建设一个更加富强的中国"、"建设一个更加民主的中国"、"建设一个更加文明的中国"、"建设一个更加和谐的中国"、"建设一个更加美丽的中国"和"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为题,集中推出系列专题策划,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地宣传十八大精神,反映广大干部群众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的生动实践和宝贵经验。敬请读者关注,并望支持帮助,多赐大作。     

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

深刻理解和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内涵应该从"思想理论"、"发展道路"、"制度体制"、"战略决策"和"理想目标"等多个层次上来理解.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更加全面系统地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内涵"和"大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伟大旗帜,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理想和信念,毫不动摇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论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与总依据、总任务和总布局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三位一体"构成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是一个整体,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总布局和总任务也是一个整体,勾画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的全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位一体"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三总"内在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     

从“三个统一”全面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十八大强调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当前一些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解不深不透,由此导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仰不坚定等问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学习、研究、讨论、探索,必须进一步深化。我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从"三个统一"来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跟科学社会主义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统一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道路“三部曲”

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为什么能取得如此巨大的建设成就,国内外的理论界和学术界对此分别做出了一些相应的回答。各种说法也相继被提出,并赢得了一些人的共识。其中,"中国道路"的提法更能完整、准确地阐释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真正原因。而"中国道路是什么"、"中国道路从哪来"、"中国道路怎么走",对于这三个问题的回答则有赖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清楚认知。中国道路的基本内涵、形成逻辑和方向性规定的问题,即为中国道路的"三部曲"。而这"三部曲"则是我们进一步准确理解和深刻解读中国道路"前世今生"的重要敲门砖,可谓是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历史底蕴和现实逻辑

"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中国智慧是一种哲学上抽象的提炼与概括,而中国方案是中国智慧在不同实践领域中的具体应用,两者是普遍性与特殊性、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关系。它根植于中国共产党多年来波澜壮阔的奋斗史,开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发展于十八大以来的新时代,逐渐形成了以解放思想、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为内容的理论精髓。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的推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将会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成为全人类共享的成果和经验。     

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富内涵

正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把握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阐述。他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要"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马克思“中国社会主义”论的内涵和引申——以MEGA2的注释为线索

马克思从青年时期就开始关注中国问题,提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这一著名论断。在实践层面,马克思谈论的"中国社会主义"是指洪秀全、冯云山等人早期的革命活动,尤其是对"太平社会"学说的宣传。在理论层面,马克思"中国社会主义"论是指包含洪秀全"太平社会"学说在内的中国农民社会主义。马克思对"中国社会主义"态度存在一个鲜明的转变,由最初对"中国革命"的高度赞扬和深切期望,到后来对"太平军"的严厉批判和恶语指责。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研究太平天国运动和中国近代社会,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在了一起。     

“中国之治”制度密码的三重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作为"中国之治"的制度体系,是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复兴长期实践的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制度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成就,蕴含着"中国之治"的制度密码,彰显着中华民族从"古代中国之治""近代中国之变"到"现代中国之治"历史演进的制度革命,具有深刻的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理论逻辑。科学把握这三重逻辑,是揭示"中国之治"制度密码、增强制度自信的应有之义。     

陈嘉庚精神对于实现中国梦的时代价值

爱国主义精神、改革创新精神以及"诚毅"精神构成了"嘉庚精神"的基本内容。"嘉庚精神"既是中国精神的典范,也是中国精神的重要滋养。今天,继承和弘扬"嘉庚精神"对于实现中国梦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价值。因为"嘉庚精神"不仅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精神力量,而且陈嘉庚在政治上的历程昭示了中国梦的正确道路和方向,同时仍然是一面促进祖国统一和世界华人大团结、实现中国梦的光辉旗帜。     

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逻辑根据——关于“中国为何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中国化”问题的思考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其方法论的视域中,必须澄明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中国为何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中国化"的实践逻辑的根据问题。因为,如果中国不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中国化,那么,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就缺乏可靠的实践逻辑的根据。从思考、解决中国实际的重大问题,即思考、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问题、中国传统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等三大维度,去探究和澄明"中国为何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中国化"的实践逻辑方面的根据,对人们思考和解决这个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关键性问题有所补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