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行政:行政过程文化的当代塑造

建设法治中国,要求我国行政过程文化的塑造方向是法治行政。法治行政,作为法治文化在行政过程中的体现,包括法律至上、规制政府、尊重公民和重视程序正义等四个构成要素。这些要素综合反映了其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价值。因此,促使法治行政文化的形成是一项重要任务。     

化解科层行政管制与现代公共治理之间的张力:以问题意识为导向

尽管在边界、主体、责任和工具选择上,科层行政管制与现代公共治理存在很大的张力,但是基于新公共管理之上的现代公共治理既是对科层行政管制的反思,所追求的公共价值的治理、协同性治理和整体性治理,又是对科层行政管制代表的公共性和全局性的回归。基于问题意识的流程再造、治理主体的复合、治理对象的复合和治理工具的复合,是化解二者张力的出路。     

政府社会治理创新的行政法治研判

政府的社会治理及创新实践应遵循行政法治理念,行政法治的发展也必须积极回应社会治理创新的需求,为之提供相应的理念和制度保障。当前,政府社会治理在观念、主体、手段、制度等方面的创新存在一些与行政法治不相适应的问题。破解之道在于加强行政法基础理论的研究,强化相关理论的适应性,体现社会治理观念的创新;修正"行政主体"理论,重塑"国家—社会—公民"的关系,反映社会治理的新格局;完善行政程序制度,构建参与式行政模式,搭建社会治理公众监督和信息共享平台;加强应急法制建设,建立有效的社会突发事件应对机制,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监督体系,保证社会纠纷化解机制的良性运作与衔接。     

社会治理需要遵循民主法治导向——对基层社区网格化社会治理的反思

作为城市管理创新的"网格化社会治理",是近年十分流行的基层社会管理模式。但网格化治理渗透了"管制型思维",实质上有悖于法治与民主的方向,应当受到合法性考量。更优化的社会治理,必须发挥社会主体的积极性,建立法治导向、民主协商、文化融入的新型治理模式。     

日本政府在发展循环经济中的作用

作为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循环经济的推广需要强有力的政府支持,同时也对政府治理模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即由行政主导向法治主导转换,由单一管制手段向多种手段并用转换,由一元治理结构向多元治理结构转换,而在这些方面邻国日本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本文将在阐述日本循环经济的法律体系、政策体系以及社会各部门间伙伴关系的基础之上,探讨政府在推动循环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立法评估及重构路径

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的制定和实施,推动了我国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法治化、规范化和科学化发展,但在实际执行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特别是部分规定已不适应当今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因此,在对两个条例立法及运用评估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的有效措施,将有利于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     

民营化：公共服务领域管制的路径选择

在公共服务领域管制失灵和全球行政改革的时代背景下,政府再造为公共服务民营化提供了理论与实践支持,将民营化理念融入到公共服务行政治理的构建中去,通过民营化模式来更新公共服务领域的管制,不失为公共服务领域管制的路径选择。     

法学思维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法学思维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思维。法学思维包含法律思维、法治思维和法理思维。法律思维规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合法性、正当性、有效性。法治思维保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尊崇宪法法律、强化法治监督、保障公民权利、抓好"关键少数"。法理思维显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阐释了从一元管制迈向多元共治,重新构建权力-权利结构,形成多维复合型价值取向。     

网络平台权力治理:法治困境与现实出路

网络平台权力肇源于网络平台经济的深入发展,是国家治理变迁和互联网技术赋权背景下形成的权力现象,具有规则制定、数据控制、行为管制和争议处置等表现形态。由于网络平台权力发展的新兴性和主体的私有化特征同时存在,网络平台权力运行需要法律规范和约束,但目前对其治理面临法律规制体系不健全、法律关系界定不明晰、规制机制不完善和网络法治生态欠佳等法治困境,放大了网络平台权力运行的失范风险。因此,需要将网络平台权力治理纳入法治轨道,通过构建缜密协同的法制体系、重塑平台时代的法律关系、创新权力运行的规制机制、营建良性的网络法治生态,实现网络平台权力治理的法治转型。     

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机构改革的演化、动因与效果

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场深刻变革、一个重要支撑和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一个大动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共进行了九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持续不断地推进政府机构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我国机构改革历来都重视顶层设计，即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目标，统筹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理顺政府、市场与社会关系，优化政府机构职能以及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等。围绕机构改革的演化、动因与效果展开分析，有利于充分认识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坚定改革信心和决心，加强组织领导，不折不扣把机构改革任务落到实处。     

市场化背景下我国城市公用事业设置独立性管制机构的思路分析

城市公用事业市场化及其管制问题是公共管理学、产业经济学以及管制经济学等领域较为活跃的课题之一,更是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行政体制改革的热点。本文提出,在我国城市公用事业普遍采用公私合作的市场化改革中,应建立独立性的管制机构,以确保市场化改革后公用事业的公益性。     

新时代推进行政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

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更加任重道远,更需砥砺奋进。新时代的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行政理念创新、政府职能转变、治理体系重塑、体制机制改革、行政流程再造、治理能力提升等方方面面。概言之,新时代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应力推七个举措。一、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建构新型党政关系新时代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是党和国家机构     

以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 推进法治机关建设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行政机关是实施法律法规的重要主体,建设法治机关,提高依法行政水平是落实依法治国的基础和关键。各级行政机关一定要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发挥更大的作用。     

社会治理创新:理论蕴涵、实践困境与路径探寻

社会治理创新是现代政府治理模式变革的理性选择。针对目前我国社会治理创新中面临的政府管制模式制约、公民社会力量微弱、公民治理能力低下等障碍,应当通过推进行政改革,发挥政府作为治理主体的主导性作用;拓展公民社会参与路径;提升基层民众社会治理能力;建立社会治理创新的互动衔接运作机制等途径,探索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创新模式。     

用市场经济理论改革现代政府

市场经济是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确立和选择的经济体制形式。传统的管制行政造成了多方面的消极作用和负面影响，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相悖。鉴于市场经济是自主经济、竞争经济和法治经济，因而，政府改革的目标应确定为有限政府、中立政府和法治政府。     

公共服务市场化的行政伦理危机与控制

在我国政府尚不具备公共管理的公共价值理性的前提下，运用公共服务市场化这一治理工具容易引发行政伦理危机，如责任危机、信用危机、效率危机和公平危机等。而近期改进管理方法技术、中期完善社会治理结构、长期建构法治治理文化是防范和控制这些行政伦理危机、实现公共利益的现实路径。     

建设法治行政 构建和谐社会

法治行政是构建和谐行政的根本保障。当前行政法治建设中存在的障碍对构建和谐行政仍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具体表现在:依法行政观念淡薄;行政体制运行中存在诸多缺陷;行政执法实践中还存在诸多矛盾等。因此,在促进依法行政的前提下应实现治理理念与服务理念的和谐;执法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和谐;执法中"情、理、法"的和谐;执法过程与执法结果的和谐以及执法权力与执法责任的和谐。     

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新加坡政府经验及其启示

全面建设数字法治政府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21年发布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提出的明确要求,也是数字化时代背景下我国政府转型的发展方向。相较于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水平处于相对领先地位的新加坡政府,我国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处于起步阶段,面临业务部门之间协同效率低、数字政府治理体系缺失等问题。通过对新加坡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发展历程进行深入挖掘,总结出其法治政府数字化建设注重行政改革、贯彻“以数据为核心、用心服务”理念以及强调研究机构、企业和政府三者合作等特点,并从知识经济发展、信息化浪潮驱使、逻辑理念转变以及公共价值理论指引四方面分析其内在发展动力。     

科研管理的路径选择——从管制到合同

以管制为特征的传统科研管理模式不符合科学研究活动的基本规律,根本原因在于科学研究与一般行政任务不同,科学技术发展的主体间性关系为合作、同盟关系而非传统的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间的管理关系。在行政任务多元化与治理方式多样化的驱动下,以"合同"为核心的治理模式才能满足以"创新"为核心的科技发展目标。     

论不当行政行为救济途径

2004年国务院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经过十年左右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有效的不当行政行为救济途径是否形成是检验这一目标的一个因素。在现有制度中,行政监察与行政执法监督制度不是行政救济制度。行政诉讼制度无法为不当行政行为提供救济。信访、行政复议与行政执法投诉均属不当行政行为救济途径。但他们存在着法律依据位阶低,制度实施效果不理想;信访机构无调查处理权,救济效率低下;救济机构不独立,公正性存疑等缺陷。为促进法治政府目标的尽快实现,需要重构不当行政行为救济途径。可考虑将隶属于行政系统的信访与行政监察机构与职能合并,整体划转到各级人大常委会之下,成立人大常委会监察委员会,为不当行政行为提供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