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与现实融合视域下实现虚拟社会善治的方式与路径

"网络"与"现实"相互融合、相互嵌入的社会环境造成了虚拟社会治理的现实困境,网络群体性事件频发、网络失范现象严重、意识形态斗争激烈、政府公信力面临危机、信息安全缺乏保障。从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的关系分析入手,探索网络热点与群体行动的联动机制,正视流动空间与地方空间的冲突,形成虚拟社会治理的逻辑。依据中国虚拟社会管理的现实要求,汲取国内外关于虚拟社会管理的有益成果,虚拟社会善治是发展的必然选择。新时期,应该通过转变传统意识与理念、法律与道德相结合、虚拟与现实相结合、多元主体协同善治等路径方式来维护虚拟社会的公共秩序,实现虚拟社会的和谐发展。     

创新网络虚拟社会管理的逻辑必然和策略思考

当前,正是我国进一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战略机遇期,而作为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网络虚拟社会管理已迫在眉睫。因为它是现实社会的延伸,是现实社会的"投影"和"映射",且日益渗透到现实社会的各个角落,影响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因此,认清网络虚拟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然性,积极探寻网络虚拟社会管理创新的新策略,不但有利于推进网络虚拟社会走向善治,而且也是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创新须臾不可缺少的一个新课题。     

村级治理行政化的演化过程与治理效果 ——基于苏北C镇调研的分析

为了回应顶层设计的要求,压力型体制驱动下的县乡政权只能选择将中心工作常规化。在完成中心工作的过程中,乡镇政府扩展了一线行政链条,将村级组织改造为类似于公共服务站所的治理单元,把村干部规训成为基层行政体系中的廉价雇员。这虽有助于缓解治理压力,却削弱了村级治理的回应性、公共性。村级治理的加速行政化,表明国家基础性权力的扩充具有表象性,乡村治理能力建设依然处在单向度的"行政下乡"阶段。实现乡村振兴,需要优化乡村权力的组织网络,激活简约主义的治理传统,强化公共资源配置的协商民主,在实践中探寻实现乡村治理新目标的有效方案。     

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现实路径

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成为一个时代性的问题和话题,已引起社会各界持续的高度关注。建构科学高效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体系是承载着重大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必须予以完成与破解的时代命题,也是中国学界的一种责任担当。面对纷繁复杂的网络空间,致力于探索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现实路径,就显得尤为紧要。在对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进行内涵阐释和内在结构要素剖析后,基于我国社会"实然"境况并比照结构要素,可以试探性地提出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的现实路径,以期为进一步深入研究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治理等相关问题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和启示。     

网民问题:网络社会治理的切入点

中国正处于从"网络大国"迈向"网络强国"的历史进程中,"十三五"规划、"互联网+"行动计划、大数据战略等重要部署都指向了网络社会的有效治理问题。网民作为网络社会中人的属性,与网络社会治理具有内在一致性,因此,社会对于网民问题的不同定位和差异解读会导致相应的网络社会治理逻辑和路径。对当下中国而言,有效的网络社会治理需要契合网民的生活样态,重视网民在网络生存中的内化与外化等问题,这是维护网络治理秩序和构建"清朗网络空间"的关键切入点。     

论科举文化对当代国家治理逻辑的价值关照

伴随社会结构的日益复杂多元,国家治理成为不容回避的问题。中国的国家治理要从国情出发、从文化基因出发寻求依据和资源。科举文化维护了中国千余年的社会稳定,其中蕴含的国家治理逻辑尤其需要我们借鉴和反思。科举文化自产生便与国家治理形成了密切的内在互动,其国家治理逻辑在社会流动、社会控制和政令统一方面体现得尤为深刻,以此为基础结合历史发展逻辑和社会发展现实探寻当代国家治理逻辑的起点和目标,在社会流动、社会治理、文化自信三个方面更能透视出科举文化对新时期社会发展、国家治理和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影响与启示。     

构建网络社会的和谐发展

一、网络社会是现实社会的产物 当今的社会,是个信息社会,网络社会.所谓网络社会,就是运用信息通讯、网络技术,把现实社会的结构、关系、状态和现实环境条件,进行"再塑"、"虚拟",用数字和符号表示出来,整合并创造出的一种新的社会.     

对推进我国网络虚拟社会善治的思考

随着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和网络运用的广泛普及，一种与现实社会并在的人类社会存在的新形式--虚拟网络社会正在网络空间中逐步形成。通过转变观念，推进网络管理法制化，健全网络安全技术管理手段，营造健康有序的网络生态环境，构建健全的网络道德体系，强化各级政府的服务意识等途径实现对虚拟网络社会的有效管理，也是遏制网络治理性危机，走向网络善治的最佳维度。     

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认识论分析

网络舆论生态是由政府—网民—媒体三维互动形成的舆论场。虽然近年来网络舆论生态治理能力不断增强,但现实中仍存在不少"行为盲点",其背后则是"认知误区"。在认识论上,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的关键是要正确认识并处理好网络民意的虚与实、网络传播的一与多、网络言论的好与坏、网络治理的软与硬及网上治理与网下治理等关系。这构成网络舆论生态治理需要遵循的辩证法。     

大数据时代政府网络舆情治理的多重困境及应对策略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舆情逐渐成为社情民意最主要的一种表现形式。大数据时代爆炸性增长的数据信息使网络舆情更加复杂化,网民失范和失序的在线行为导致极端言论和负面情绪大量汇集于网络空间,不断放大了社会转型期的社会矛盾与利益分化现象。政府网络舆情治理面临着新的形势、要求与挑战。目前,政府网络舆情治理实践中依然存在应对被动与回应滞后的困境、内部协同与外部诉求的治理难题、发声自由化与传媒市场化的价值冲击,因此迫切需要探寻可行的应对策略为政府网络舆情治理提质增效。     

网络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归因与超越

网络作为一种革命性力量,给思想政治教育、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模式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这些挑战主要归因于网络主体身份的"缺场"、网络社会关系的"隐退"以及技术理性的非人文发展,弱化了传统思想政治教育规约和价值向度,加剧了社会意识形态与个体价值选择的失衡。但是网络同时也蕴含着"社会关系"向度,发育了网络"社会关系中的规训权力",萌生了网络内在的价值诉求。充分挖掘、利用和把握网络关系和价值维度,建构思想政治教育的网络社会资本,设置制度嵌入范式,重塑网络时代的社会价值体系,从而实现从传统向网络时代的超越。     

网络社群行为对公共决策的影响及其治理

网络对于社会生活的深度介入极大地模糊了现实与虚拟双重空间的边界,各种社会经验、话语和权力主体在不同时空中不断碰撞、整合,促使网络社群逐渐成为现实社会中重要的人际关系模式之一。网络社群虽然是弱关系连接却打破了人们的固有认知,能够短时间内聚集强大的社会资本,并能从虚拟走向现实,显著地作用于现实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并在现实生活中持续产生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凭借网络平台的信息传播优势,网络社群对于社会舆论导向甚至是公共领域决策都能够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对网络社群运行特征与规律进行深入研究,及时把握网络社群行为的发展动向,充分认识网络矛盾冲突对于现实社会矛盾的倒逼机制,进而实现对于网络社群行为的有效治理,有助于优化我国公共决策体系架构,降低引发群体性公共事件的社会风险,推动我国社会治理体制的全面升级。     

重大疫情中网络谣言的形成诱因及其治理

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疫情,都伴随着铺天盖地的谣言。在互联网时代,网络谣言借助各类新媒体产生"核裂变式"的传播能量,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重大疫情中,网络谣言的危害性主要包括干扰疫情防控的有序开展、加剧人民群众的恐慌心理、削弱党和政府的公信力等。由此,重大疫情中网络谣言的治理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次重要考验。重大疫情中网络谣言形成的诱因,涉及社会心理、网络技术、经济利益等诸多因素。文章从制度、技术和文化视域,提出重大疫情中网络谣言的治理途径,包括制度治理:完善疫情信息发布制度,推广网络实名制;技术治理:发展网络谣言筛查技术,推进大数据治理战略;文化治理: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建设社会主义网络文化。     

地方政府网络虚拟社会治理创新实证研究——以通化市为例

虚拟社会是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社会形态,是现实社会在网络空间中的体现。如何应对网络虚拟社会迅猛发展带来的新挑战,大胆创新治理理念,积极探索有效的治理方式,切实提高治理水平,已经成为我国政府社会治理中的非常迫切的课题,不仅考验着全社会从容应对网络时代社会结构变化的勇气,也检验着政府社会治理的智慧。     

平台化：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方略

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既是我国社会治理的制度要求也是制度优势。随着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特别是数字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会主体多元化导致的社会生产与交往的平台化,日益成为一种不可遏制的趋势。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必须顺应这个进步趋势。平台化时代,在党的领导下构建基层社会"一主多元"的公共空间,以此作为支持社会治理体系尤其是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的基本载体,是落实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新方略。落实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的平台化新方略,必须树立包括源头治理、协同治理、依法治理和综合治理在内的平台治理思维,同时也要采取"平台融合"策略,推动基层社会各种平台的结构融合、功能融合和技术融合。     

加强网络空间管理体制的创新

正网安则国安,网强则国强。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讲话时也指出:"网络空间同现实社会一样,既要提倡自由,也要保持秩序。自由是秩序的目的,秩序是自由的保障。我们既要尊重网民交流思想、表达意愿的权利,也要依法构建良好网络秩序,这有利     

论当下中国公共治理中的网络话语表达

在转型期中国市场经济迅速发展日益彰显其活力与公共治理不断深化的场域张力作用下,网络话语表达作为公民参与的重要方式,因其突出的即时快捷、平等开放、回应互动和海量信息等特点,对影响民情、舆情和政情产生了极大的作用,成为社会持续关注的热点.网络话语表达主要是网络公共领域中公众对社会现实的褒贬臧否与建言献策,包含了公众之间、公众与公共部门及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多维度多层面的信息交流与互动,对于推进我国公共治理结构下多元主体协商共治,揭露和遏制官场贪腐及其他社会负面现象,促进经济社会良性运行与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需要进一步从公共治理的层面探寻优化网络话语表达之路径与对策,具体而言,一要健全公共信息管理机制,促进网络信息畅通;二要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保障网络主体的公共安全;三要促进公民参与,进一步推动网络话语表达;四要规范网络话语表达,构建和谐网络环境.     

大数据时代我国推进网络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网络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新疆域,关系到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加强网络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环节。大数据时代,为有效推进网络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应加强网络立法、执法和国际司法协作,实施网络社会法治化治理;健全网络治理制度体系,实现网络社会制度化治理;加强网络技术研发利用,推进网络社会技术化治理;加强网络伦理道德建设,促进网络行为主体自律性管理,从而形成法律规范、行政监管、技术保障、网民自律有机结合的网络社会协同治理体系,推进网络强国建设。     

网络空间中政治亚文化的结构转型与治理逻辑

在网络空间中,"网络化"推动政治亚文化的结构转型,其结果是在"异质文化"中生成"非理性文化"。从现象层面分析,非理性文化是网络空间政治亚文化与社会空间政治亚文化对于政治主流文化存在不同反应的结果。从逻辑层面分析,网络空间中非理性政治亚文化的生成可以从三个方面解释:第一,网络规范相对于社会规范的异化;第二,网络社会化对现实社会化的异化;第三,网络文化生产结构对社会文化生产结构的异化。在上述三方面的作用下,非理性政治亚文化存在"减压"与"颠覆"两种可能性。网络空间中非理性政治亚文化的治理需要突破以"管控"为主导的逻辑,而从主体、衔接与生产三个层面建构以"治理"为导向的逻辑。在新的治理逻辑中,实现政治主流文化与不同形态政治亚文化相互适应、相互理解与相互建构。     

工具抑或机制:技术治理的基本形态及其限度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国家治理的各种场景,技术治理逐渐成为一个引人热议的学术议题。从技术嵌入治理的基本形式来看,技术治理可以分为作为治理工具的技术治理和作为治理机制的技术治理两种基本形态。它们或通过技术工具延伸权威主体的触角,增强国家照看社会的能力,或借助治理技术拓展国家的权力网络,以技术优势实现治理效能。但是,工具性技术与机制性技术的脱节,使得当前的技术治理存在规避风险与责任、简化现实和集中权力的“技术异化”问题。对此,国家应当注重以系统工程学的视角重新审视技术治理,以技术工具与治理机制的有效融合,助推基层治理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