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探究——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现行的1996年《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文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仅有的相关几个法条零碎地体现了刑事诉讼活动过程中关于排除非法收集、获取证据的诉讼精神,缺乏具体、可操作的细节。新近颁布并即将施行的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此规则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吸收、修正与完善。     

瑕疵证据新解——以瑕疵证据的地位为视角

2010年“两个证据规定”确立的瑕疵证据理论是证据法学界的大事件,对我国刑事证据法理论的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瑕疵证据”的地位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其“补正或合理解释”的治愈规则也备受争议.就实质而言,所谓瑕疵证据应是一种证据取得禁止规则,它规范着相关国家机关的行为,其与非法证据产生重大分野,取证行为瑕疵的出现并不当然导致证据的排除,瑕疵证据可以通过相关治愈规则恢复证据能力.     

以法庭之友为视角简析新《刑事诉讼法》第192条

在西方,法庭之友是一项古老的司法制度。虽然不同的法典对其解释不尽相同,但是其基本含义正如拉丁文＂amicus curiae＂的释义那样,属于法庭的朋友。它的主要作用是在法律问题上协助法庭。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192条没有对＂有专门知识的人＂进行明确的定位,进而容易产生一些问题,也不利于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操作。鉴于＂有专门知识的人＂与法庭之友之间存在一些联系,也许,创造中国式的法庭之友制度是解决上述问题的一个可行方案。     

论监护人责任——以侵权责任法第32条的适用为视角

在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的情况下,监护人是否应当承担严格责任,各国法律规定并不完全相同。我国《侵权责任法》从救济受害人的角度出发,根据被监护人有无财产,对监护人的责任进行了规定。     

庭前会议制度的实践应用及思考——以《刑事诉讼法》第182条第2款及相关司法解释为视角

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新增了庭前会议制度,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又针对庭前会议制度出台司法解释予以阐释。作为一项旨在保障公平正义、提高庭审效率的庭前准备程序,该项制度在理论界和审判实务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从程序立法的科学性来看,这项新增加的审判程序具有开拓意义的同时兼有智慧性和前瞻性。但从审判实务的角度而言,条款的设计略显粗疏、过于简略则是不争的事实。为了客观的分析庭前会议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运行状况,笔者针对庭前会议展开了全面、细致的实证调研。从审判的角度对其中原因进行分析和探讨,结合自己多年的审判实践经验,对庭前会议制度的充实和完善提出一些建议。     

清官难断家务事?——以离婚纠纷为视角的婚姻家庭案件证据规则适用问题研究

证据是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实现诉讼请求的依据,并且是法院和法官判断诉讼各方胜败的最终决定因素。婚姻家庭案件当事人在证据的取得和保存方面,具有天然的缺陷性,在日后发生纠纷向法院提起婚姻家庭类型案件诉讼时,导致清官难断家务事。但是,只要我们的法院和法官在审理婚姻家庭纠纷案件时,多些耐心,多些细心,多些技巧,充分合理地运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证据规则,那么案件事实的查明也是可能的。     

耳纹证据的多伯特审查--通过判例解读《联邦证据规则》之科学证据规则

耳纹作为一种科学证据在欧洲几个国家最早出现并得到应用,最近又进入了对科学证据要求最为严格的美国法庭.但是耳纹并没有成为普遍适用的证据形式.美国的多伯特规则对科学证据做出了详细的审查规定,耳纹证据面对<联邦证据规则>必然要接受一次考验.耳纹证据究竟能否像指纹、工具痕迹、笔迹检验等一样,成为法庭科学界公认的证据并得以广泛应用,还有待进一步考证.涉及耳纹证据的判例引发了耳纹能否作为科学证据使用的讨论,美国的科学证据规则对这场讨论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正义维度下的英国非法证据规则--以制定法为视角

我国证据立法已经提上议程,非法证据作为证据法中的重要内容,作出明确规定意义重大.本文主要通过从制定法视角、考察英国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探讨我国证据立法对非法证据的认定与排除规则的借鉴问题.     

浅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以公诉工作的应对为视角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证据制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新刑诉法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应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带来的挑战,公诉部门要提高认识,探索建立配套的机制和制度,内外联动形成合力,坚决遏制非法证据,在非法证据排除之诉中占据主动,进而保证公诉案件质量.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侦查行为的影响与应对——以两个《规定》为视角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确立,必将深刻地影响侦查人员的侦查与证据观念型塑,影响侦查行为的立法进程和侦查取证方式的改变,影响刑事诉讼的发展进程和诉讼结果,促进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对侦查行为监督力度的加强。应当加强学习、领会其精神实质、转变侦查和证据观念,构建独立于口供之外的证据体系,构建现代侦查体制和机制,以应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侦查行为的影响。     

解读《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

我国新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对揭开公司面纱规则成文法化做了有益的探索.但是公司法的这种规定,脱离了揭开公司面纱规则自身应有的法律属性,难以达到立法者的预期.从法律条款的表述方式和语义来看,将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解释为侵权法规范的特殊条款,似乎更能表达该条款的真实含义.     

以法律解释规则为路径——对《刑事诉讼法》第80条第2款文意的探求

本文以法律解释规则为路径对《刑事诉讼法》第80条第2款含混不清的语词进行了解释。从最恰当的意义上来看,《刑事诉讼法》第80条第2款中"由人民法院裁定"应该指分别由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来决定或者裁定。     

析未成年人的绑架罪主体问题——以《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解读为视角

理论上和实务中对《刑法》第17条第2款的规定存在不同理解,引起了《刑法》分则中所规定的相关犯罪在主体构成要件上的争议,未成年人实施绑架行为并杀害被绑架人的认定就是其中之一。通过对《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解读,提倡以“罪行”说来解释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所应承担刑事责任的行为范围。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实施绑架行为应不负刑事责任,对绑架过程中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应认定为故意杀人行为,负故意杀人行为的刑事责任。     

夫妻财产推定规则的伦理分析——以《婚姻法解释(三)》第7条为视角

我国婚姻法实行夫妻婚后所得财产推定为夫妻共同所有的法定夫妻财产制,并与约定财产制相结合,同时规定夫妻个人财产的范围.《婚姻法解释(三)》第7条关于婚后父母赠与不动产归属的规定,无疑为婚姻家庭领域的财产纠纷提供了可操作性的依据,但在逻辑体系和法律推定规则上与现行婚姻法存在矛盾之处.所以,有必要探究其原因并对我国夫妻财产推定规则在理论上和制度上加以必要的调整.     

海量证据的理论与实践——以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为视角

随着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入刑化,这类拥有海量证据的刑事案件如何进行查证一直困扰着司法实务人员。一方面,公诉机关囿于人力物力所限,无法对其中个人信息一一查证属实;另一方面,如果不对信息真实性进行调查,就相当于变相解除了公诉机关的证明责任,这会严重侵蚀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如何对两者进行调和,成为摆在司法工作者面前的一道难题,将糅合了统计学、法学于一身的推论规则运用在这类案件中不失为一种解决办法。     

论审判阶段的补充侦查——以2021年《刑诉法解释》第274条为切入

审判阶段的补充侦查因引起审判活动中断、诉讼程序倒流等法律后果,背离控审分离、控辩平等,特别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基本要义而备受疑义。立足于2021年《刑诉法解释》第274条的规范语义,审判阶段补充侦查的分析、研判不应继续囿于以往刑事立法的框定内容,不能以此前规范可能形成的不利后果作为制度诟病的必然论据,而是应当通过更为多元、适恰的论理方法,将此议题的分析、阐释置于刑事法律规范与刑事诉讼制度变革的现实语境之中,用以有针对性地回应审判阶段补充侦查制度项下的诸多疑义,并以此为基础演绎归纳出此议题之下以完善制度本体与优化配套机制为导向,以明晰同意补充侦查申请的条件标准、依据刑事诉讼客体同一性理论限缩补充侦查之缺失证据范围、恢复庭前实质性审查,以及强化对于根据在案证据进行裁判的释法说理为具体内容的渐进式改革路径。     

论民事裁判中的事实推定的困境与出路——以南京彭宇案为视角

在轰动一时的南京彭宇案中，裁判过程中的事实推定成了关键并且板具争议的问题。在民事程序中，事实推定的相关规定并不完善，有着诸多漏洞，以至于在司法实践中事实推定的运用陷入了严重的困境。建议从立法、司法和法官自身素质等方面加以完善和规制，使其规范地运作。     

我国刑事补强证据规则的立法考察——以19份相关规范为样本

规范设立是在抱有理论期许的同时,对本土现实的妥协式鞭策。当下,刑事补强证据规则虽然遮蔽于孤证不能定案规则和刑事印证规则的阴影之下,但仍有19份规范与证据补强要求直接相关。分析来看,现有规范中的证据补强要求存在主证据范围拓广、补强证据要求具体化以及适用效果扩张等特点。由于受到对策式立法的影响,现有的证据补强要求虽然貌隐于分散的条文之中,但同样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事实认定这一基本功能。其功能偏离主要表现为补强概念的模糊与混乱使用、适用边界的模糊与范围收缩两个方面。     

格式条款立法的反思与重构——以《合同法》第39、40条为中心

《合同法》中有关格式条款之规定存在显著不足,集中表现为格式条款订立规则和效力规则本身的制度缺漏以及二者的规范冲突。《合同法解释(二)》的出台,不但没能协调矛盾、化解冲突,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加剧了矛盾和冲突。种种偏差与缺漏,皆源于立法导向上的偏误。为了维护合同自由与合同正义,必须立足意思合致原则,以格式条款规制为重心,借鉴域外立法经验,重构格式条款制度。     

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美国警察搜查权的调控——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演变为视角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广泛使用,成为保护人民自由权利、限制警察非法搜查的尚方宝剑。但随着恐怖主义、毒品犯罪等的增多,加强警察执法权力,适当限制人民自由,成为联邦最高法院主导性理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随之产生了松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美国警察搜查权的影响历程,反映了联邦最高法院在保持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自由与秩序之间的平衡做出的不懈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