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化角度与中国20世纪30年代文学论争

30年代是中国20世纪学发展中的重要转折时期，在其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的学论争，学讨论乃至学批评中，都能发现30年代学论争中所形成的一系列特点的遗存，因此，本的探讨对加深理解30年代乃至整个20世纪学的发展均有着重要的意义。章分别从学论争的起因，论争中各方所关注的重心、论争各方的心态，对话的基本方式以及看问题的角度等等方面，论述了中国20世纪30年代一系列重要学论争的最基本的也是最显的特征，并进而分析了这些特征得以形成的30年代特殊的政治化语境的根源。     

现代性与20世纪中国文学：一个神话的建构

在中国20世纪理论—文化景观中,现代性构筑了中国文学生成的总体框架和理论视野。以现代性观照百年中国文学历史的总体性,已经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内发性要求。现代性从产生之日起就处在理性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的矛盾对抗中。现实需要和主观欲求共同决定了近代中国对理性现代性的认同和追求。在20世纪中国文学转折的起点上,对二维现代性中的理性现代性的片面接受,一方面导致了在缺乏审美现代性的批判和监督的情况下,对理性现代性的盲目乐观和完全信赖;另一方面产生了依靠外部权威实现理性自由这一显然不符合理性现代性的精神实质的悖论。     

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阐释与文化政治问题

在对 2 0世纪中国文学不同的阐释模式之中 ,“现代性”的模式实际上具有独特的阐释力量 :一方面 ,它能够穿透曾经被既有的现代性阐释置于盲区的“革命文学”以至于后来的“文革文学”;另一方面 ,其对学术视野的开拓亦有着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 2 0世纪中国文学现代性追求的基本主题是从“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解放政治”而到“改革时代”的“生活政治”。 90年代中国文学的现代性问题主要包括 90年代中国文学的历史语境与文学领域的制度安排、文学工作者的身份认同与话语政治以及文本策略与文本政治等等     

20世纪40年代战争规范与制约下的文学论争

战争政治化影响和制约了20世纪40年代发生的所有学论争。其特点是一次数频繁，从抗战开始到新中国建立，几乎从严没有间歇。二是对抗激烈，学论争往往寓含着不同的政治色彩，内在实质是不同政治思想、观念和势力的冲突和交锋，政治和战争取代学本身，构成这些论争的核心并决定着论争的进程和方向。此外，战争政治局势的严峻也直接影响了40年代学论争的方式，政治化和情绪化是其最突出的形式特点。这些学论争对40年代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去社团的社团理论——耶林论社会团体的功能与地位

在耶林看来,就功能价值而言,社会组织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具有正面功能,但由于其无限扩张的本性,使其内部关系和外部功能都产生了异化,从而在根本上具有负面价值;而从团体—国家关系上来说,团体迟早将被国家兼并,尚未兼并的团体则必须依赖国家的扶持方能正常运行。于是,耶林不仅从根本上否认了团体的正面价值,而且还从终极意义上否认了团体的独立存在。这些观念与耶林的受益人主体说及法人否认说不同,乃是一套政治学意义上的社团否认说,与耶林全能国家的政治观念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结社自由与社团立法——新中国民间组织立法文献的梳理与分析

本文系统地回顾新中国建国以来的民间组织的管理,对有关社团立法及文献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指出了社团立法方面的成就与不足,对未来社团立法提出了建议。     

系统论视野中的法律意识形态——结构与功能的考察

结构与功能是法律意识形态研究的关键论题。结构诠释与功能分析分别侧重从静态与动态,内在与外在等角度全面呈现法律意识形态的整体面貌与品性。在系统论视野中,法律意识形态的结构决定其本质特性,而法律意识形态的功能则展现其运行规律。法律意识形态的结构由法律知识、法律价值与法律策略三要素构成,三要素之间呈相互支撑、相互渗透与影响的关系状态。法律意识形态的功能旨在探讨法律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子系统对于其自身和外在环境所具有的意义,包括内在与外在、积极与消极两个层次与方面。     

论六朝时期史学与文学的关系

在当时史学发展的大环境中,六朝史学已经具有了自己独立的地位与个性特征,比如史体的齐备、史家对外交、军事、区域、制度史的关注等.但由于六朝文学风气之盛,使史学难逃其影响,在史书语言、史书载文及叙事方式等方面无不留有六朝文学的痕迹.可见,六朝时期史学的特质与文学有着密切关系.     

“移植”与“嫁接”——海外华文文学滥觞时期的继承关系

海外华文文学的滥觞时期 ( 2 0世纪上半叶 ) ,是一个重要而又特殊的文学时期 ,它既是对中国国内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呼应与反馈 ,又是对海外华文新文学的启蒙与滥觞。最早的海外华文文学实体 ,出现在南洋地区 ,即以新加坡、马来西亚为主的东南亚地区 ,它对中国文化文学的“移植”及对西方文化文学、居留地文化文学的“嫁接”典型地反映了海外华文文学在文学继承关系方面的基本特点与发展走向。     

法律与文学在中国的出路

法律文本尤其是其中经典的法律典范可以被作为文学作品加以解读和欣赏,而文学中必然能够反映和体现法律的意义和法律的事件。因此,法律与文学的关系可以说是法律与语言的关系中最为典型的一种关系。在我国,法律与文学交叉研究的价值所在是要挖掘和显示法律及其运行中自身无法反映出来的东西。即：人性和善德的法律关注,现象和本质的真实还原,法律与文学的双重审美和价值与方法的视角转换等。     

20世纪中国文学建构中的新传统因素

清末民初是20世纪中国文学新传统形成的重要阶段,特别是在中国意识的影响下,中国文学的文学观念、制度建构和审美趋向等方面都出现了有别于古典文学和西方文学的新传统因素,诸如文学功能的历史化、文学建构的社会化和文学演进的尚武化等都较大地改变了文学书写的整体面貌。     

文体学与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研究

之所以建构一个兼容了叙述学、文化学和传播学等理论的文体学框架,是为了对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做出新的阐释.这一框架主要包括文体与文体学符码的理解,报告文学的体裁和语言体式、叙述模式、文化语境、文体的制作与传播等层面.阐释的意义在于,突破社会-历史批评定于一尊的传统研究格局,通过形式批评和价值批评的有机整合,显示新世纪报告文学研究的新维度.     

Nationalism and family ideology: The case of Lithuania at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At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many European countries paid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the family as a social institution. The interest itself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ise of nationalism in Europe, and consequently, the family was supposed to serve its goals. Similar to German, Italian or French nationalists, Lithuanian-speaking intelligentsia were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family in developing a strong nation. Nevertheless, unlike Westerners, the Lithuanian nationalists did not connect the family ideology with pronatalistic discourse. Lithuanian family ideology was not focused on procreation as its main goal. Only a nationally conscious wife and children raised in the Lithuanian spirit were considered to be the most solid base for a strong nation.     

台湾文学场域的中国文化属性

文学场域是由影响文学作品生产、流通、消费等的各种因素所构成的有机系统,作为元场域的文化场决定着它的性质和走向.台湾的文学场域是在传统的中国文化环境中生成与发展的,它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打上了深深的中国烙印.中国传统文化是台湾文学的灵魂,为台湾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养料.     

19、20世纪的德国民法学

19、20世纪的德国民法学对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近现代民法立法和民法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即使在今天,我国的民法研究在诸多方面仍然是围绕它而展开的。德国19、20世纪的民法学,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一是19世纪前半期的"法典论争"和"历史法学"时期;二是19世纪后半期的"概念法学和德国民法典"时期;三是20世纪前半期的"自由法运动"和"法社会学"时期;四是20世纪后半叶的"现代私法学"时期。研究德国19、20世纪的民法学,对于反思和总结我国今天的民法研究,把握未来民法学发展的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论20世纪末叶的审丑文学思潮

本从20世纪末叶的中国学多元的发展态势中发现了其共同性本质，即从统摄艺的感性学角度看来，这共同性就是审丑，其具体表现为：学审美论在新时期的张扬发展，最后就导致了自身的悖反－学审丑思潮的出现；学由初期的局部审丑到中期的全面审丑，新时期学尤其是是锋锋学的审导意识和特点与近现代学中对丑的展览和欣赏具有不同的表现，从而导致中国学在世纪末发生了根本性的美学变异。     

20世纪国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回眸与前瞻

本文结合国内现代文学研究的主要成果,通过对本世纪８０年间国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回顾,认为要使国外的文学批评方法论“中国化”,尚需经过一个理解、选择、改造和创新的过程     

Challenging arbitral award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law, british law and UNCITRAL model law

Support and supervision of a court ensure the integrity of the arbitral process and protect the public interest. However, to prevent the confidence of the arbitral system from being damaged, the judicial control should not be too strict. The support and supervision of a court can be seen in many aspects, among which is to challenge an award. Under the Chinese arbitration law, an award made by a foreign arbitration agency is regarded as a foreign award, challenge of which involves resisting recognition and enforcem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treaties concluded or acceded to by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r on the principle of reciprocity. Accordingly, an award made by a Chinese arbitration agency is regarded as a domestic award, challenge of which includes setting aside and resisting enforcement. As to the grounds and procedures for challenging a domestic award, including foreign-related awards and non-foreign-related awards, some Chinese provisions are either obscure or contradictory. There may be room for the Chinese system to be modernized. The Model Law and the English Arbitration Act of 1996 may be used for its reference.     

20世纪罚金刑的兴盛机理与制度化发展趋势

20世纪以来,随着商品经济日益发达,刑法理念和财产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报复与威慑为特征的古代刑罚因其残酷与野蛮的特质已为现代社会所抛弃,刑罚的轻缓化改革和罚金刑地位的逐步提升成为刑罚历史发展的必然路径.回顾20世纪其理念与制度的变革轨迹,探寻其发展趋势,能够为我国罚金制度的建全与完善提供必要的理论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