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正义重要论述中的三重语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法治正义进行了多方面深刻阐述,这一系列重要论述承"依法治国"之前,启"全面依法治国"之后,将法治正义的价值贯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理论语境下,它以马克思主义法治正义观为指导,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法治正义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对西方法治正义理论的批判吸收;在问题语境下,它接续了中国法治正义演进的历史实践和法治正义的理论演绎;在时代语境下,它承载了新时代美好生活新需求,接续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生动实践,观照了全球正义的总趋势。     

审美之"境"源考

"境"是中国美学最基本的范畴之一,对其进行多方面的考察,是把握中华美学品格的通途。先民的神灵崇拜孕育着它的人性根基;先秦"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是它形成的理论基础和前提;魏晋玄学的兴盛和佛教思想的传入直接催生出审美之"境"的诞生。可以说,这正是中国美学思想由萌芽走向成熟的道路。对这条道路的考察构成了审美之"境"的源考。     

“宪政是民主政治”论对宪政的负面影响

"宪政是民主政治"是一个在我国广为流传的、在理论上有缺陷的、对当代中国的宪政建设实践也有负面影响的传统宪政定义."宪政是民主政治"论在理论上的主要缺陷有:它偏离了宪政的主要价值目标;它不能解释民主"异化"为"多数暴政"的问题;它不能解释"有民主,无宪政"的历史事实;它把民主作为宪政概念的唯一构成要素是理论上的独断."宪政是民主政治"论对当代中国宪政建设实践的负面影响主要是:它阻碍了我国宪政分权制度的确立;它阻碍了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建立;它妨碍了宪政观念在我国社会的传播.因此,中国要建设真正意义上的宪政国家就必须修正或放弃"宪政是民主政治"论.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野中解读“四个全面”

"四个全面"战略思想有其特定的内涵及内在逻辑,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承上启下的接续关系,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要求和特征,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化,具有巨大的实践意义和世界意义。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阈中研究"四个全面"战略思想,体现了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运用和发展,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意义。     

"三三制"政权对中共政权建设的现实启示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建立起来的"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是中国革命政权建设史上的伟大创举。它是共产党独立运用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在政权建设上的成功典范,它的基本精神和实践经验,对当今中共的政权建设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中国共产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底气”

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大政治报告中提出,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三个自信"并非是空洞的口号,也不是固执己见的主观臆断,它有着深厚的逻辑基础、主体基础、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坚持"三个自信"是党对"三大规律"的科学把握,是执政能力建设不断提高的主体信念,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雄厚物质基础的回声,是党坚持改善民生赢得人民高度信任和尊崇的反馈。"三个自信"是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充分肯定,它成为我们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坚定信念和精神动力。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及其对中国现代民主化进程的启示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是历代统治者施政的参照系,它的内容主要包括"爱民"、"惜民"、"教民"、"从民"、"信民"五个方面,民本思想对中国传统社会存在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在中国现代民主化进程加速发展的今天,民本思想所蕴含的合理因素对我国当代民主化进程有着重要的启示。     

简论WTO的法律文化内涵——法治基础上的自由、民主和平等

WTO的法律文化是市场经济的法律文化,即权利文化,它集中体现了"法治精神"、"自由精神"、"民主精神"和"平等精神",它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WTO法律文化存在深刻的矛盾.中国加入WTO后,只有吸收、借鉴和移植WTO法律文化才能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实现自身的法制现代化.     

略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与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的理论.这一重要思想是立足新世纪、指导开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因而它必然属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范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但是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从而使它们保持一种密切的联系,不容截然割裂或对立;而且是对邓小平理论的发展,所以又包含着理论的创新和飞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比较全面而系统地发展了邓小平理论,是一个新的理论发展阶段,即它在理论上具有自身的逻辑依据和理论体系.     

再论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危害及其镜鉴

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本质上沿袭的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旧思维"。它提倡不分阶级的"民主化"、无限度的"公开性"和抽象的"人道主义",客观上为敌对势力的公开活动提供了可乘之机,取消了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模糊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正确理解,是苏东剧变的思想根源。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工作要吸取戈尔巴乔夫推行"新思维"的教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卓有成效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工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新阶段——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机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新阶段。它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一以贯之;它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马克思主义着眼新实践新问题的发展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在历史新起点上的重要理论创新。     

谈养生思想中的“气一元论”

中国养生思想是以古代中国传统生命哲学思想为基础,具有浓郁东方色彩及独特效果的健身延年理论和方法。其中"气一元论"思想对养生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气在中国古典文化里,是一个特定的哲学范畴,它是构成万物的本原,是万物之间的中介,运动是它的根本属性。人体的气,充斥于全身而无处不在,养生防病就在于调气。     

浅谈“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对中国加入WTO后管理体制中规范意识的分析

"没有规矩,不成方园"是中国的一句古话,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这句话渐渐的被人们当做陈规陋习推进历史的垃圾堆.而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呼唤、向往"规范化"的管理体制.因此,本文提出对"没有规矩,不成方园"这句古话不应忘记,而应"扬弃"它,发展它,以促使我国管理体制的规范化,更好地迎接WTO的挑战.     

北京大学生眼中的抗战历史与中日关系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一次主要针对北京大学生的"北京青年国际和平意识"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北京大学生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基本历史是了解的,对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下的抗日军民在抗战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是认同的,对历史和目前中日关系的态度也是严肃的.     

"中国墙"制度--证券业的自律规范

"中国墙"制度是英美等国综合性金融机构防范不同业务线之间利益冲突和内幕交易的一剂良方."中国墙"制度作为一种自律机制,只能减少内幕交易,但不能从根本上杜绝此类违法行为,还需要相关制度的配合.我们不应当对"中国墙"制度过于苛刻,作为一种管制内幕交易的自律机制,它是成功的,值得我们借鉴.     

中国本土思想中的情感与真实--对葛瑞汉和汉森的回应

在汉代以前的中国思想中,"情"的意义到底如何,它与"真实"、"情感"等概念有何关系,是西方汉学家长期关注的一个问题.以葛瑞汉和汉森为代表的西方汉学家,认为汉之前"情"在中国思想中意为真实,而"情感"的涵义源于佛教的传入.这种依托西方二元对立理性思维方式的分析,是对中国思想传统的一种误解.中国思想强调主客、内外之间的和谐互补,在这种语境中,"情感"与"真实"的意义在"情"中是内在联系的.     

现代性、后现代性与中国国际关系学派的诞生

大部分中国学者所考察的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是具有现代性的国际关系理论,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这一领域已经占据了难以撼动的霸权地位。自1960年代以来,以"多原"和"多元"为主要特征的后现代性已经逐渐确立,它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在经过几十年努力仍无法创立中国国际关系学派的情况下,中国学者可以借助后现代性话语和思考方式探讨建立中国国际关系学派的可能路径。     

朱德"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和邓小平"南巡谈话"之比较

"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是1963年3月朱德首次提出的,它具有丰富的内涵,如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搞建设必须从国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对外开放等;它的提出是朱德艰苦探索的结果,也是他实事求是不断创新的体现."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是1979年3月邓小平提出的,1992年初,邓小平又作了"南巡谈话";"南巡谈话"同样具有丰富的内涵,它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基本实践和基本经验,明确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丰富和发展了朱德的"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     

安乐死的伦理思辨

安乐死基于它的现实价值和理论争执,持续被人们关注。对安乐死的肯定观点和否定观点各执一端,截然不同,各有自己的立足基础及伦理角度。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背景塑造了人们的思维模式,使"安乐死"与中国现实社会对接的路程更艰巨。     

新时代“四个伟大”的内在逻辑与当代意蕴

"四个伟大"既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高度总结,又是对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最新要求和具体阐释。"四个伟大"以内在的强大合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它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实践基础,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逻辑主线,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总体框架,更是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实践的强大支撑,具有丰富的当代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