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罪探析

《合同法》的颁布实施将进一步促进对合同法律关系的调整和保护,然而对于经济生活中利用合同实施诈骗的犯罪行为仍需要刑法予以调控,本文正是基于对我国刑法第224条所规定的合同诈骗罪的探析,从立法和司法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建议,以使刑法对合同诈骗犯罪的调控更加科学合理。     

刑法目的新论

目的是个很抽象的概念，刑法的目的也不例外。本文从犯罪学的角度，通过犯罪预防的视角，将刑法的目的分为直接目的和根本目的两种;其中合理的调控犯罪是我国刑法的直接目的，保护刑法法益是我们制定刑法追求的最终目的。     

论刑法对利益的调整和保护

法律对权利义务的分配就是对利益的分配，隐退于刑法规范之后的利益观在决定刑法价值观、认识犯罪本质以及罪刑法定原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刑法对人们行为的２与保护就是对利益的比较选择，而对显身于刑法规范之中的利益，刑法具有与其它部门法显著不同的调控方式。     

刑法、理性与人权保障

启蒙运动开启了法律的理性纪元,从此理性作为法学中的一个常用概念,表达了人类对安全、自由、平等、幸福、人权的渴望。法治是至今人类所能发现的较为理想的治国形式,因为法治符合人类理性。刑事法治是法治的应有内容,刑法制裁手段的两面性决定了刑法理性是刑事法治的应有品质,这一品质通过刑法立法、司法环节得到贯彻。刑法调控范围面与度的适当、刑法内容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理性司法即通过罪刑法定对司法权力进行制约,是保障人权的重要手段。     

关系共同体与刑法调控的范围

在刑事立法与司法层面,刑法的调控范围不能受"事件性立法"与"政策性立法"的方法论左右,亦不能贯彻立基于西方个人主义法益论之上的非犯罪化思潮,我国当前的司法体制改革与传统文化观念不允许照搬这种非犯罪化观念。由我国的关系共同体之社会结构决定了在刑事立法层面,刑法的调控范围应以维护共同体之存续为界限,这延伸出一种内在论的有限犯罪化;在刑事司法层面,刑法的调控范围应以关系共同体之自我修复为界限,这决定了在刑事司法层面,应贯彻以恢复性司法为中心的有限非犯罪化思想。     

中国古代刑法对现代刑法的影响

中国古代刑法先后经历了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两个历史发展阶段。在这两个历史发展阶段,中国古代刑法逐渐在指导思想、法律渊源、制度内容、立法体例以及调控功能等方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鲜明特征,不仅很大程度上为我国现代刑法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同时也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明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料。     

宽严相济：中国经济犯罪的控制对策选择

刑事政策是国家面对犯罪而作出的公共选择。作为刑法的灵魂,刑事政策不仅能够指导刑事立法,而且是刑法适用的基本准则。就经济犯罪控制对策而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现首先在于根据社会危害程度对刑法所调控的经济行为进行科学分类,其次在于对危害程度不等的行为选择不同的行政或刑事控制措施。     

＂刑法危机＂的症结何在——就犯罪圈、刑罚量问题的些许感想

本文从新近的一种人格刑法的有力主张入手,首先给出了对于当下刑事法网是"厉而不严"而非"又严又厉"的基本判断,在此基础上,认为破除刑法危机、实现刑法机制的良性运转应该以"严而不厉"为基本保障,从而主张在刑罚轻缓化的同时,还必要强调刑法调控范围的适度扩张即犯罪化,并且,为这样的一种主张与时下的"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刑事立法意义上找到了某种契合。     

证券犯罪研究

证券犯罪是伴随证券市场的形成与发展而出现的一种智能型犯罪，各国刑法都规定了相应地制裁措施。作者从证券犯罪立法的历史发展，结合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现状，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对证券犯罪的法律特征、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及认定进行了有益地探索，进而提出了建立以行政、民事、刑事三种制裁措施相配套的法律调控体系，尤其是要重视和发挥刑事调控在规范和保障证券市场秩序的特有功能。     

非法鉴定胎儿性别不入罪之刑法谦抑缘由

非法鉴定胎儿性别是导致新生儿性别比例严重失调的主要原因,其是否入罪是一个颇具时代意义而又极其敏感的问题,应该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但社会问题当由社会政策调控,基于刑法谦抑考虑,立足于刑罚效益与人性,刑法并不能因此贸然介入。非法鉴定胎儿性别不入罪是立法者权衡利弊后明智的选择。     

论刑事证人拒证行为的犯罪化

刑事证人拒证行为危害严重 ,且已达到了为国家和社会不堪容忍的程度。对其规制的惟一理性的选择是尽快完善刑事立法 ,将刑事证人拒证行为纳入刑法调控领域。     

证券内幕交易罪的构成及认定

证券内幕交易罪的构成及认定庞良程修订后的刑法第１８０条增设了证券内幕交易罪，这意味着国家对证券内幕交易行为在行政规制的过程中，开始注重刑法救济保护，其意在于加大对证券市场秩序的调控力度，为证券市场的良性发育创造理想的法制环境。为便于司法运作，本文试就...     

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行为对象的刑法分析

未公开信息是我国证券期货犯罪中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行为对象要素。有必要在刑法理论上充分论证未公开信息的实质内涵与规范边界,推动司法解释、刑法实务对未公开信息的内容和范围进行明确界定。未公开信息是不为公众所知悉的、对相关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有重要影响的、金融机构和监管部门以及行业协会按照规定采取规范管理的投资经营、技术分析、监督管理、行业资讯、调控政策等信息。证券期货犯罪司法实务应在未公开信息与内幕信息准确界分的基础上全面把握未公开信息的特征。     

论刑法的独立性、权威性与自足性——基于刑法真善美的新阐述

刑法的独立性、权威性和自足性早被视为刑法的精神,但立于刑法真善美,刑法的此三种精神可作另一番新的解读。刑法的独立性在实质上即刑法价值的独立性,刑法的权威性是培养公民刑法信仰所必须,而刑法的自足性则以刑法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为前提,并包含着刑法的协调性内容。刑法的真善美视角将赋予刑法的独立性、权威性和自足性以新的高度。     

刑法解释实践与研究六十年

建国六十年来,我国刑法解释权配置体制的沿革经历了决议前阶段、1955年决议阶段和1981年决议阶段三大阶段。中国刑法学界对刑法立法与刑法解释的关系、刑法解释的对象、能否以刑法立法解释的形式修改刑法、是否应当维持刑法立法解释与刑法司法解释并存的刑法解释体制、如何合理地划分刑法立法解释权和刑法司法解释权的界限、地方司法机关的刑法司法解释权、刑法司法解释溯及力、刑法解释应当奉行的立场、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合理性、扩大解释的限度等问题展开了较为深入系统的探讨。刑法解释理论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丰富和完善了中国刑法研究的理论体系。     

未成年人犯罪自身因素分析

未成年人犯罪，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自然人实施的触犯《刑法》应当被处以刑罚的行为。如今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现象触目惊心，新形势下又呈现出新的特点。未成年人犯罪的自身因素包括自我认知能力弱、自我评价能力弱、自我调控能力弱、自身法律意识弱。     

刑法立法解释问题探析

刑法立法解释的主体是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不能成为刑法立法解释的有权主体,自治区、省或者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可以成为刑法立法解释的主体;刑法的解释性条文、特别刑法和刑法修正案中的规定以及对刑法的起草说明或修订说明不应是刑法立法解释;刑法立法解释与刑法具有同等效力;刑法立法解释有其存在的必要性,目前我国应该加强刑法立法解释,在将来可以适当限制刑法立法解释.     

关于完善煤矿安全生产刑法保障机制的立法构想

近年,我国矿难事故频发,煤炭生产行业为片面追求高产值已经付出了血的代价。为了有效地防止矿难事故,必须在充分运用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的同时,相应地加大刑法在煤炭安全生产领域里的调控力度,在刑法中独立设置煤炭生产安全事故罪,强化对煤炭生产过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的刑事惩罚力度,使煤炭生产企业和有关人员不敢再无视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无视矿工的生命安全一味去追求高额利润,我国矿难事故的发生率将会大大地降低。     

论我国近现代刑法之工具性

刑法的工具性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刑法规范所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我国近现代刑法移植于近现代西方刑法文化.刑法移植中的背景因素使刑法移植的活动从一开始就因被赋予富国强民的目的性而具有强烈的工具主义色彩.从清末刑法、民国刑法直至新中国刑法,刑法立法目的、刑法规范内容以及刑法的实施过程,其工具性价值取向非常明显.     

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若干问题研究

我国早在 1979年刑法第 14 7条中就规定了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 1997年又对本罪主体进行了适当调整 ,将其进一步缩小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但发生在不同文化间的冲突更多地要依赖于各种文化间本身的调和来解决 ,而并非是依靠外在强力的压制 ,从而单纯地变为谁服从谁的问题。因此作为国家调控社会最后采用的手段———刑法而言 ,适用范围是十分狭小的 ,相关研究也未有太大的突破。笔者拟从本罪客体、主体、客观方面三个构成要件出发作一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