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社会主义学院学报的精品之路

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作为社会科学理论期刊,以其鲜明的统战特色,高雅的文化品位及纯正的学术风格在期刊之林中独领风骚。它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集政治性、理论性、统战性、学术性于一身。它不仅在宣传科学理论、传播先进文化、塑造美好心灵、弘扬社     

哲学治疗的可能性

哲学治疗不同于心理医生的治疗,它对纯粹心灵本身予以慰藉,所以不是病理学意义上的,而是心灵意义上的。其话题源于古希腊哲学,并在奥古斯丁和卢梭的作品中凸显了以第一人称“我”出现的哲学心理感受的细致描述,显露了心灵领域“自由意志”的解决方案。叔本华和尼采的作品给出了“哲学治疗的可能性”的基本轮廓,认为“哲学治疗”在精神上高于心理医生解决心理问题的方案,因为哲学赋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以形而上学的高度,在方法上能将自由意志与无意识概念有机地结合起来。福柯和德里达等当代法国哲学家有关分析哲学治疗的话题,抓住了新世纪人类精神危机的性质,使哲学治疗不再是任何一种观念论,而成为一种崭新的哲学心理学。     

儒学展开的新向度：略评林安梧的“后新儒学”

基于牟宗三新儒学体系的偏颇，林安梧提出“后新儒学”的理论构想。通过对心灵的意识结构、存有的三种形态、诠释方法的层次、体系的可能面向以及儒学的意义治疗的深入探讨，林安梧勾绘出“后新儒学”的基本轮廓。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后新儒学”虽然略显粗疏单薄，但它为当前的儒学复兴运动开辟了新的向度。     

“南方谈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新阶段的伟大代表性文献

“南方谈话”集邓小平以往思想之大成，是对邓小平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诸多理论问题作了比较全面论述的综合性著作。它及时和明确地回答了改革开放后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站在了当代中国理论前沿的高地上。它提出的“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论、“三个有利于标准”论、“发展才是硬道理”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许多重要理论观点，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它成为伟大文献与邓小平的个人特质是分不开的。它今后依然是指导我们消除顾虑、解放思想，深化改革，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反对形式主义、整顿文风的重要指针。     

“问题是怎么坚持”——邓小平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与实践探析

对于“四个坚持”,邓小平曾强调指出“问题是怎么坚持”。为此,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对于怎么坚持毛泽东思想,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进行了不懈的探索。邓小平提出并划分了“真坚持”和“假坚持”的标准,而这一科学标准又是建立在“实践真理观”和“实践理论观”的科学基础之上。至于具体怎么坚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提出,首先要“重新恢复它的科学面目”,重点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哲学是提供人类精神的重要领域

哲学是提供精神家园的重要领域 ,它以对宇宙、对人生深切的和终极的关怀为人类提供“意义”的家园。世界是怎样发展的？人与世界的关系如何？人类将向何处去？人该怎样生活？这永远是哲学关注的重大的根本性的问题。它以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为人们提供生存的意义和价值 ,提供生活的目标和根据 ;它用理性的灵光驱散复活和膨胀的原始野性 ,从而使人的心灵得以安顿和慰藉 ,不致于在纷乱吵闹的忙碌中迷失方向。哲学的这一本性决定了它是任何其他学科所不能代替的。实证科学只为人们提供知识 ,而哲学则为人们提供智慧 ,它不是一般的知识 ,它要超越知…     

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明确指出: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在我们党的建设理论中这样充分阐述人的全面发展的问题还是第一次,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大创新意义。“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深刻的理论问题,它揭示出:在人类社会漫长的私有制尤其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由于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等原因,劳动发生     

“杜宝良现象”与执法成本

法经济学是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各种法律现象和研究各种法律问题的学说,在法经济学的学说体系中,成本和收益理论是当之无愧的精髓。本文阐述了“杜宝良现象”中的执法成本缺位问题,分析了其导致的后果,对在收益最大化前提下合理计算执法成本进行了粗浅的探讨。     

论邓小平统战理论创新的方法

邓小平统战理论创新的根本方法是唯物辩证法。邓小平运用“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的矛盾”、“现象和本质”、“量变与质变”等对立统一的规律和原则,观察和分析中国统一战线的历史和现实,对统一战线中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了新的理论结论。邓小平统战理论创新的方法又具有多样性,集中在“新”字上作文章,以新思维、新视角、新思路、新理念进行创新。学习邓小平统战理论创新的经验,对开拓统战理论的新境界和统战工作的新局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教育史学科如何走近实践

教育史学科不缺乏走近实践的能力，而是需要找到走近实践的途径，设法解决当前存在的“太远”、“太高”、“太旧”、“太浅”和“太空”等问题。首先，要树立服务教育实践的意识。其次，在方法方面要积极了解教育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其他教育学科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通过深入思考来为教育实践提供历史方面的学科智慧。最后，教育史学科走近实践的关键，在于走进古今教育人的心灵世界。     

当代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思考

面对大学生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日益突显,本文认为,生命意识缺失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危机,也是一种异常的心理现象。生命意识缺失现象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的结果。文章着重从心理健康教育和危机干预的角度来寻找对策,以促进大学生生命意识健康发展,减少生命意识缺失现象的发生。     

《天水行政学院学报》学术影响力分析

通过利用《中国引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期刊统计分析与评价》相关数据,采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2000-2012年《天水行政学院学报》的各项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客观描述刊物整体水平和学术影响力,寻找差距和不足,以期对刊物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犯罪要素体系化比较

犯罪要素应遵循裁判过程予以序化,形成由客观到主观的阶层递进模式,中国刑法犯罪构成体系可在借鉴大陆法系递进式犯罪论基础上,对通说＂四要件＂犯罪构成体系予以分解重构,使传统平行结构体系融入递进因素,以犯罪构成体系的变革推动刑法理论发展与司法改革实践。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韩国刑事“量刑基准制度”推进动向及“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考察

“量刑基准制度”是指法官在对刑事被告人定罪量刑时可供参照的具体客观的基准。作为韩国法务部“变化战略计划”重要课题内容,韩国近年来开始着手推进刑事“量刑基准”改革方案。本文将通过对韩国“量刑基准制度”引进背景、量刑委员会及“量刑基准”促进动向及方案内容、韩国法院及法务部量刑调查主导权之争及韩国“量刑基准”制定的基本经验等进行考察,以期对我国刑事量刑制度研究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     

行使财产权行为犯罪构成判定

在判断行使财产权行为是否构成夺取罪方面存在司法上的困惑和理论上的缺失.传统观点认为,行使财产权行为不具有侵犯他人所有权的客体,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是一种自助行为,不构成夺取类犯罪.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夺取罪构成要件需要进行重构.夺取罪犯罪客体采用以平稳占有说为基础的财产秩序.行使财产权利行为的非法占有目的虽然具有债权的法律依据,但其夺取行为和手段不符合法律规定.自助行为的成立需在主体、标的、主观目的、紧迫性和手段强度上符合要求.因此,行使财产权行为应构成夺取罪,除非其符合自助行为阻却违法的条件.     

论挪用公款罪的界定

第58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规定了可以定罪的9种腐败行为,挪用公款是其中之一。我国刑法对挪用公款罪早有明确规定,但刑法规定比较抽象、概括,以致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本文结合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对挪用公款罪加以分析、界定。     

"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范围剖析

刑法规定“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对“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和“可以剥夺政治权利”的内涵进行了剖析，提出应当让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犯罪分子的范围明确化，并建议以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宣告刑作为可以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标准。     

盗窃正版软件标签行为性质界定——以上海首例盗窃COA标签案为视角

COA标签为正版操作系统的合法凭证。盗窃COA标签的行为不涉及侵犯著作权的问题,不构成侵犯著作权罪。盗窃COA标签的犯意不在于故意毁坏财物,不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COA标签载有一定的经济价值,其属性决定其可以成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因此,盗窃正版软件标签的行为应以盗窃罪论处。     

论渎职犯罪中的共犯关系——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的罪名确定

无身份者可以构成渎职犯罪的狭义共犯;无身份者不能构成渎职犯罪的共同正犯。身份犯与非身份犯罪名确定出现规则缺失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详细区分渎职犯罪与贪污贿赂型职务犯罪的条文结构差异。渎职犯罪共生模式包括静止型与动态型。应当将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类渎职罪的专属性特点归纳为渎职犯罪共生模式,结合犯罪构成原理、共犯原理、竞合犯原理,区分不同情况细化讨论,从本质上解决渎职犯罪中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罪名的确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