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与司法·新论

司法不能一味地积极有为，而是必须考虑实际情况和具体时机而选择“有所不为”。归纳“司法有所不为”的典型范畴，至少有十种情况，应当实行“无为推定”：我们可以称之为司法的“十不为”：即司法尽量不管或者少管那些利害过于重大或者过于琐细的问题，尽量不管或者少管那些行为过于普遍或诉求过于特殊的问题，尽量不管或者少管那些社会过于陌生或历史过于陈旧的问题，尽量不管或者少管那些公众过于热切或者时间过于久远的问题，     

江平:司法为何不能令人民满意

对于司法权力的制度性制约是很必要的,任何权力没有制约都会走向腐败。司法独立仍是急需解决的根本问题之一。无论如何,任何党的组织或者行政部门,不管是以政党名义还是政府名义,都不应对审判工作进行干预。     

司法权性质三论

司法独立是现代司法的典型特征,但司法也具有受制性,即要受到社会、政治和情感的制约;司法权是被动、中立的裁判权,但司法也具有服务性,过于强调司法中立、被动的裁判性,而忽视司法的服务性也许不符合我国国情;司法具有职业性,但司法也具有大众性和公民参与性。这是源于法律自治性和法律合法性的悖论。司法要保持开放与自治的适度张力。     

论恢复性司法中的刑事司法专业人士

传统刑事司法体系是由国家确立的犯罪处理系统,它在机构、人员和知识等各个方面均具有专业主义的特征。在恢复性司法对传统刑事司法的批判背后,实际上潜藏着反专业化或者去专业化的要求。但是,恢复性司法的去专业化主张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恢复性司法还处于起步阶段。与世界许多其他国家的恢复性司法实践相似,我国现有的恢复性司法项目大多是在传统刑事司法体系的倡导下建立起来的。今后,我国刑事司法专业人士的任务是如何更好地发挥在恢复性司法中的作用。     

当前海峡两岸刑事司法互助的重点——调查取证

当前海峡两岸面临着大量刑事案件迫切需要对岸协助取证的情况,尤其是确定关系人所在或确认其身份,提供书证、物证及视听资料,取得证言及陈述,搜索及扣押等。《南京协议》首次规定了两岸调查取证互助事项,但是内容过于简单、原则。两岸在刑事诉讼程序上差别很大,但因狭义司法协助形式并不直接涉及敏感的国家主权问题,所以参照、变通适用当今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中关于调查取证的成功经验是现实的选择。     

构建我国判例制度的法律思考——从司法解释权配置的角度出发

判例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但是现行司法解释体制单纯地将司法解释权作为一种机关权力配置给最高人民法院,这导致了我国司法解释过于抽象、司法裁判过于机械等弊端,从而影响了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形成。因此,应该考虑重新配置司法解释权,将司法解释权从一种机关权力转变为法官对法律的解释权力。     

从赵作海案看司法亚文化

司法亚文化是指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由司法职业人员在法律法规空白之处和自由裁量范围内遵照行为准则或者是对现有制度进行变通的行为表现。违法司法亚文化则是指司法职业人员的行为已经触及了法律规定,属于违法性越轨行为。司法亚文化负向功能主要表现为破坏公平正义、强化敌意思维,诱发司法腐败。司法亚文化的产生,既有司法职业特性的必然性,也有本国国情的特殊性。     

论行政诉讼司法变更权的改革与完善

现行的司法变更权适用范围过于狭窄,造成了司法监督制度的残缺,易导致循环诉讼, 降低诉讼效率与水平,不利于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为此,应改革与完善司法变更权,进一步拓宽司法变更权的适用范围。     

《司法权力的再分配》专题报道之二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十年回顾

十年司法改革几乎触及了司法领域中的所有问题，其中分量最重的还是优化职权配置、强化权力制衡的措施。在2004年中央部署的39项司法改革任务中，涉及职权配置的内部占有较大比例，在2008年中央部署的60项改革任务中更是将近占半壁江山。     

论两岸民事司法中判决的认可与执行问题

在两岸之间存在严重政治分歧的情况下,本质上包含着“司法管辖权”等敏感政治问题的法院判决的认可与执行问题,却近乎“戏剧性”地因两岸单方面采取立法或司法解释的措施而得到务实的解决。但是,两岸缺乏互信等因素,也深刻地影响了两岸民事司法中认可与执行法院判决政策的演进历程。透过对两岸相互认可与执行法院判决基本程序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相关规定过于原则,司法实践仍面临不少有待于进一步厘清和改进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浮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统一前规范建构两岸交往秩序的局限性。     

海峡两岸海上反恐问题研究

两岸对海上恐怖主义犯罪的惩治已经达成共识,即进行刑事司法合作,但目前的合作仍存在种种障碍,为此两岸应秉承双赢的理念,将双方的司法合作协议法律化、具体化,尽量缓解彼此法律文化和刑事诉讼制度的差异,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刑事司法合作。     

“行贿一万即入罪”冤枉吗

1.体制改革是未来司法改革的着力点 十年司法改革的经验告诉我们,司法改革的核心在于司法体制的改革,而关键则要确保公司权依法独立行使。     

让司法塑造民族理性

自1999年司法改革正式启动以来，改革路径之争一直持续不断。尤其是在2009年司法改革进入“第三季”前后，学者关于司法职业化与大众化之争甚为激烈。我认为这场争论的焦点基本上是一个伪问题，因为司法职业化虽然是改革前十年的共识，却一直停留于空喊口号。     

法院如何面对传媒：一个文本的分析

《关于人民法院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的若干规定》一出台，遂论评如潮。批判论者大多过于片面、消极。作为法院系统内部的指导性文件，该文件之根本目的在于确保新闻媒体对司法予以舆论监督。该文件的启示是，在司法与媒体的关系方面，法院应秉持司法克制理念，并保持“向内用力、做好自己”的恰当姿态。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转处的国际准则与本土化思考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转处是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核心。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国际准则集各国司法实践之经验为司法转处提供了基本指导和标准:转处依据的多样性且强调未成年人的福祉,转处阶段的全程性且尽早进行转处,决定主体的专业化与多元化且自由裁量权较大,转处方案的多样性且适当进行干预。结合我国未成年人司法转处的现状,剖析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转处在我国继续推进的可能性,发现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转处在我国本土化难以避免成年人刑事司法模式的控制和影响,公安机关无须过于积极地参与对涉罪未成年人的司法转处,社区功能的发挥非常有限,应当尽量避免不合理的区别对待。     

军事司法的国际趋势

国际社会近年对军事刑事司法问题表现出浓厚兴趣,各国军事司法制度在和平时期的发展趋势是从完全的军事法院向民间体制转换——减少军事法院的管辖、取消军事法院或者取消军事起诉。这在欧美和非洲诸国的军事司法改革中得到了明确体现。     

我国刑事搜查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搜查的规定过于笼统、简略,在程序控制、司法审查、救济机制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不能防止非法搜查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侵害。完善我国的刑事搜查制度,应根据侦查实际,构建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相平衡的搜查程序,采用"渐进式"的改革构建搜查的司法审查机制,建立程序与实体相结合的救济机制。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文物的规定适用于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的解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情况,讨论了关于走私、盗窃、损毁、倒卖或者非法转让具有科学价值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古人类化石的行为适用刑法有关规定的问题,     

中国程序性辩护制度的构成与反思

程序性辩护是一种"程序合法意义上的辩护",旨在通过申请法庭对程序违法行为进行司法审查,要求法庭排除非法证据或者宣告某一诉讼行为无效。作为诉权行使的重要方式,程序性辩护的提出意味着一种独立的程序性裁判的启动。我国目前仍未建立专门的司法审查制度,使得程序性辩护难以对法院的裁决产生有效的约束力。2012年《刑事诉讼法》虽然确立了程序性辩护的制度框架,但由于立法过于原则化、具体措施不够清晰,辩护功能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有必要从增强诉讼地位和制度保障等方面寻求改革路径。     

十六大以来我国司法领域的人权保护成就

2004年3月14日,全国人大十届二次会议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条款庄严地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使尊重和保障人权成为国家根本大法的一项原则,为中国司法领域的人权保护工作的拓展,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前景。下面,我结合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进展情况,谈谈十六大以来我国司法领域的人权保护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