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四无公司”与经济犯罪

所谓“四无公司”,就是人们常说的“皮包公司”。它一无经营场地;二无自有资金;三无技术、设备;四无固定从业人员。据河北省六个地、市整顿前的统计,“皮包公司”为公司总数的4—5％左右。虽然比重不大,但危害非小。 “皮包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绞尽脑汁,不择手段地攫取非法收入。其形式,大体有下列几种:     

全球经济犯罪“有点多”

在过去的两年中,全球几乎近半的商业机构都深受期诈之害,声称自己遭遇欺诈的公司已从2003年的37%上升至45%。可见,全球终济犯罪早已到达了空前“繁衍”的阶段     

“经济犯罪黑数”初探

“犯罪黑数”或称犯罪未知数,是指确实存在的犯罪活动没有在犯罪统计表上反映出来的犯罪数,也即是没有被揭露或没有受到司法机关追诉和审判的犯罪数。“犯罪黑数”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绝对黑数”,就是犯罪事件已经发生,犯罪人和其所犯罪行均未被司法机关发现;另一类是“相对黑数”,有三种情况:1.犯罪事件已经发生,司法机关已立案侦查,由于没有找到犯罪人或证据不充分,不能定罪处罚;2.司法机关对已经归案的罪犯,只查明     

“能人”经济犯罪的从宽处理与从严掌握

时下,关于某些厂长、经理或供销员、业务员因经济犯罪问题被司法机关查处后,企业由于失去了相应的领导层或业务上的联系网,生产陷于困境,或承担国家科研项目、重点工程项目任务的科技人员因经济犯罪案发影响科研、工程进程的消息常见报端。类似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就是所谓的“能人”经济犯罪问题。对于“能人”经济犯罪,不论是一味强调经济犯罪本身的社会危害性,忽视“能人”的特殊作用,孤立办案,     

试论查处经济犯罪中的“城乡差别”

张天轮的《试论查处经济犯罪中的“城乡差别”》一文,则揭示了审理经济犯罪中存在城乡差别这一严峻现实,而这一问题长期以来一直在困扰着执法人员。     

“能人经济犯罪”的司法对策

“能人经济犯罪”问题既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是一个复杂的理论问题。它涉及到对能人内涵的确定,能人以往功绩的承认和评价,如何让能人戴罪立功,如何判定能人在经济、科技或其他活动过程中的罪与非罪等多方面的理论课题。本刊自今年第5期和第7期两期展开对能人经济犯罪问题专题讨论以来,在法学界和司法实践部门引起积极的反响,收到许多来稿,表达了对此问题的各种看法。本期仍发一组讨论稿,以期讨论深化。科技人员在技术活动中的罪与非罪的界限认定与能人经济犯罪问题密切相关。因此,本期将两篇科技人员经济犯罪的来稿放入此专题予以发表。     

青年才俊，经济犯罪的“半壁江山”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经济危机的到来，促使高管层面的经济犯罪日益严重。尤其是，企业高管中的青年才俊们，占据了经济犯罪的半壁江山。     

谈划分“经济犯罪”的界限

《谈划分“经济犯罪”的界限》着重探讨了经济犯罪区别于其他刑事犯罪的特征。     

经济犯罪“入罪”问题研究

在我国新旧体制转换时期中,一方面,旧的计划经济体制尚未完全打破,另一方面,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尚在发育,经济运行中出现许多管理漏洞,这为经济犯罪提供了可趁之机。在向市场经济过度中,社会分配政策存在不合理之处,贫富差距持续拉大,使一部分社会成员心理失衡,不惜用犯罪手段获取财富。除了体制方面的因素外,在涉及经济的行政管理领域同样存在不少的漏洞和     

试论双重性质的“经济犯罪”

本文涉及处理犯罪案件的指导思想问题,值得重视.欢迎读者争鸣.     

穿越迷雾的“知情权利”

复杂的医学，在医生和患者之间矗起一座很难逾越的高墙。长久以来，医生说什么患者就得听什么，形成绝对的权力。医院与患者，权力与权利的交锋。     

预防经济犯罪 注重“四个结合”

一、专门预防与社会预防相结合 检察机关要加强预防机构的建设,可以建设预防犯罪处科,也可以设预防组,条件尚不具备的,应有专人抓犯罪预防工作。要逐步建立各单位各部门共同参与的社会预防网络。要选择重点部门和单位,并督促帮助他们设立贪污贿赂犯罪预防机构,或确立专人负责此项工作,包括制定本部门预防措施,提出预防对策建议,向专门预防机构反映本部门工作人员执行廉洁自律规章制度情况,举报贪污贿赂犯罪线索。     

询问经济犯罪嫌疑人家属“五策”

策略之一:充分准备,有的放矢。在询问犯罪嫌疑人家属之前,要多方了解本人的社会经历、性格特点、在家庭中的地位等情况;同时,要根据案情认真分析询问中可能出现的几种局面以及对策,做到不打无准备之仗。 策略之二:讲明政策,晓以利害。询问犯罪嫌疑人     

商品经济与经济犯罪

本文具体剖析了存在于商品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领域里的经济犯罪现象。作者认为,有商品与货币存在,就有商品经济的消极因素存在,经济犯罪就会渗透到商品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领域,即成为商品经济的伴生物。作者指出,只有商品经济自身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才能为克服其消极因素创造条件,才能为减少和消灭经济犯罪打下物质基础。     

“经济犯罪司法适用疑难问题研讨会”综述

2008年4月19日，由上海市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华东政法大学刑法学研究中心主办、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承办的“经济犯罪司法适用疑难问题研讨会”在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召开，来自上海市法学会刑法学会、华东政法大学、复旦大学法学院、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上海市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上海政法学院、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浙江大学、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复旦大学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法制日报、检察日报、上海法治报等单位的代表出席会议。     

论我国患者知情同意权的“异化”

实践中的知情同意权,已经背离了知情同意法理与立法目的,表现为：我国患者的知情权普遍被侵害,鲜有得到法律保护者,法定知情权,并无责任跟随;知情同意权,被简单化为＂同意权＂,＂知情＂被忽视、甚至省略;患者的同意权变成了风险自担义务。知情权的保护,法律不太可能有所作为,最终能够依赖的,可能只有市场。     

隐私政策“知情同意困境”的反思与出路

学界普遍认为,个人信息处理中知情同意规则的适用困境主要表现于隐私政策场景中。“信息区分说”“行为区分说”和“动态同意说”等既有学说旨在破解“知情同意困境”,但均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作为知情同意规则的理论基础的“理性人假设”与“个人信息自我控制理论”均难以应用于隐私政策场景,其根源在于私法自治固有的限度。隐私政策的格式条款属性和“有限理性人”的理论假设表明,运用格式条款规则规制隐私政策是更好的解决方案。具体而言,一是运用订入规则,将网络服务者未履行提示义务的重大利害关系条款排除在合意之外;二是运用黑名单、灰名单制度和诚实信用原则控制隐私政策条款的效力;三是运用解释规则平衡网络服务者与信息主体之间的利益。     

敦促在逃经济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三策”

策略之一:舆论施压。一是通过新闻媒体、各级组织、法律咨询活动大力宣传人民群众对腐败的深恶痛绝,宣传党和政府反腐倡廉的坚强决心以及开展严打追逃的突出成绩;造成大环境的舆论压力。二是特意选择在逃案犯亲友所在单位开展检察宣传活动,讲解《刑法》“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     

双重性质的“经济犯罪”存在吗?

解放生产力不能等同于利润、赚钱,对生产力标准不能作实用主义的狭隘的、简单化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