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明知必然发生而放任发生”的再认识

对“明知必然发生而放任发生”的再认识林亚刚我国刑法学界在故意罪过理论中尚有一些问题未取一致看法，＂明知危害结果必然发生而放任发生＂的应属何种故意，便是其中之一。该问题不仅具有理论价值，对司法实践也具有重要意义。笔者对此略述管见。一根据《刑法》第１１条...     

明知必然发生能否放任？

根据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理论上认为犯罪故意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两种基本类型.在明知自己的行为必然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行为人进而实施该行为的情况下,其主观心态究竟应当归属于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理论界存在截然对立的观点.该问题的探讨,对于深化故意的理论研究、指导司法实践,都具有重大价值,本文试对此加以探讨.     

"明知必然发生而放任发生"的罪过认定

在明知自己的行为必然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行为人进而实施该行为的情况下,其主观心态究竟应当归属于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理论界存在截然对立的观点。该问题的探讨,对于深化故意的理论研究、指导司法实践,都具有重大价值。本文对直接故意说、间接故意说和第三种故意说进行了分析和探讨,最后认为,这种罪过形态应当属于间接故意。     

论刑法中的“明知”

一、"明知"的含义我国现行刑法典中共有30个条文出现了明知一词,其中总则部分一处,即《刑法》第14条……,分则部分29处……。对于这30个"明知"的含义,学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确定说。认为"明知"就是行为人明白知道,在法律含义上只表现为行为人的确定性认识,不确定的认识不能视为     

论赃物犯罪中的“明知”

我国刑法中，赃物犯罪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必须是故意的，而且以“明知”是赃物为要件，如果行为人不知道是赃物而加以窝藏、转移、收购或代销的，不构成赃物犯罪。应当指出，这里的“明知”是刑法分则上所说的明知，而刑法总则上所说的明知是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及危害结果的明知。关于两种明知之间的关系，台湾学者郑健才发表见解说：“刑法总则上所称之明知，与刑法分则上所称之明知不同。前者，系作为基本主观要件之一种基础；后者系一种特定主观要件。犯罪须具备此特定主观要件时，刑法分则之明知为第一次明知，刑法总则之明知为第二次明…     

如何认定销赃罪中的“明知”

刑法规定销赃罪以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代为销售为主观构成条件。那末,如何认定销赃罪中的“明知”呢?根据司法实践,我们提出五点看法:一、犯罪分子亲自告诉销赃者或销赃者亲眼看到、亲耳听到该赃物是犯罪所得而予以销售的,可以认为是“明知”。如被告人李某得知张某盗窃了一批铜铸件(价值800余元)后,积极为其出谋划策,指使张某把铜铸件挖坑掩埋,待铜件生锈后再出售,数月后,李某自己出面将生锈的铜铸件销售给物资回收公司,并从中分得赃款。李某明知铜件是犯罪分子用犯罪手段得来的赃物,又积极谋划参与销赃,其行为则为销赃行为。二、犯罪分子虽然没有明确告诉销赃者赃物是用犯罪手段所得,但销赃人通过其他途径,知道赃物是用犯罪手段得来的,而故意予以销售的,则可     

如何判定窝赃销赃罪的“明知”

<正>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和犯罪构成理论,“明知”作为窝赃、销赃罪主观方面的构成要件,就性质而言,是指犯罪故意心理意识因素的具体表现形式,就含义而言,是指犯罪分子对赃物不法性的认识。这种认识以犯罪分子对赃物不法性事实上的认定为特征。“明知”包括两种认识形式。一种是对赃物的确定性认识。这种认识可以是被明确告知或耳闻目睹,也可以是根据财物的品种、数量、价格情况自我确定。因     

徇私枉法罪中“明知”的理解

司法实践中,对于徇私枉法罪中“明知”的理解存在较大分歧,多数人认为“明知”必须以原案确实构成犯罪,且已被法院判处刑罚为前提,否则,“明知”有罪的徇私枉法罪无法成立。笔者认为,这种观点的实质是规避法律。其理由是: 一、“明知”原案构成犯罪,是徇私枉法罪主体直接故意犯罪时的主观心理状态,是行为人的认识问题。而原案构成犯罪是实体处理结果,需要完成一定的诉讼程序。由于证据、立法诉讼环节等方面的原因,“明知”的有罪行为有时也可能以证据不足,不能认定为犯罪而告终。因此,徇私枉法罪的认定只要有“明知”有罪的认识和具体的杠     

对“质疑”的质疑

《法学杂志》一九八五年第六期刊登了一篇题为《对〈被告人上诉引起的重审不得加重被告人刑罚〉一文的质疑》中所提到的“对被告因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不得加重被告的刑罚”,实际上指的就是刑事诉讼法中的“上诉不加刑”原则。这个原则是由资产阶级首先提出来的,最早见于一八八○年法国刑事诉讼法典,以后在大陆法系的许多国家也都作了类似的规定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吸收了资产阶级立法的一些精华,也把上诉不加刑作为一项诉讼原则规定在刑事诉讼法典中,是为了保护被告人的上诉权,完成刑事诉讼的任务。但由于有的被告人对     

“奸淫幼女罪”中“明知”比较与分析

1 我国现行刑法把“奸淫幼女罪”列为强奸罪的形式之一,并从重处罚。在司法实践中认定此罪的基本要求是被害幼女的年龄必须是不满14周岁。各国刑法对识别幼女的标准问题通常采用两种方法:第一,明确规定某一年龄上限;第二,原则规定未达到性成熟期。但是,对行为者是否认识到这一年龄界限,即是否“明知”,规定不一。本文从比较的角度对我国刑法与英美刑法中有关“明知”问题的理论与实践作一初步探讨。     

毒品犯罪主观“明知”的认定

一、毒品犯罪主观"明知"的内容第一,嫌疑人"明知"是毒品不等于"确知"是毒品,也包括其知道、认识到、意识到或者怀疑到"可能"是毒品,更不要求确切地知道是哪种毒品、毒品数量、毒品含量、具体     

浅议窝赃、销赃罪中的“明知”

《刑法》第312条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或者代为销售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本条是关于窝赃、销赃犯罪和处罚的规定。不论行为人是对赃物窝藏、转移、收购或代销,均以“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为主观要件的,如果行为人不知道是赃物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或者代销的,不构成犯罪。     

如何正确理解窝赃销赃罪中的“明知”

我国刑法第一百七十二条规定:“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窝藏或者代为销售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可以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我们在办案实践中,对刑法这一条文中的“明知”有不同的理解。有的认为,凡是以营利为目的,为犯罪分子窝藏或者代为销售赃物的,都构成窝赃或销赃罪;也有的对“明知”二字单纯理解为:必须是犯罪分子亲自告诉窝藏、销赃者,或窝藏、销赃者亲眼看见犯罪分子用犯罪手段得来的赃款,赃物,而予以窝藏或者代为销售的才为“明知”,除此之外都不能视为“明知”,     

浅谈赃物犯罪中“明知”的认定

《刑法修正案（六）》第（十九）项规定：将刑法第312条修改为：“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司法实践中对如何认定犯罪嫌疑人的“明知”，在其否认“明知”的情况下用什么方法来证明犯罪嫌疑人的主观心态存在认识分歧，本文结合案例就此谈些浅见，与同仁探讨。     

“顶风作案”质疑

近年来,“顶风作案”一词常见于有关惩治违法乱纪行为的通报、布告和文章中,由于“顶风作案”而受到“从重处罚”的不乏其例。昔日闻知此类消息也曾每每击节称快,如今细思之,反而生出了些许忧虑。     

“民意”质疑

上海市禁放烟花爆竹的问题 ,已经说了好多年了 ,也立了法了。但在这些年里 ,有关部门从“言禁”到“严禁” ,又从“严禁”回到“言禁” ,折腾了几个来回 ,似乎也“眼开眼闭”了。于是 ,法律上“有条件”地禁止 ,老百姓“有条件”地燃放 ,也只能是最合理的选择了。然而 ,就在这种“合理性”选择之下 ,燃放烟花的烈度越来越大 ,烟花的杀伤力也越来越厉害 :手炸断了 ,眼炸瞎了 ,终于还弄出脑袋被炸飞的事件来了。人们这时才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乐极生悲 ,弄出人命 ,似乎不好责怪政府。自己买的 ,自己放的 ,若挨炸的是别人 ,还可以另当别…     

“总和”质疑

通常给法下的定义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体现统治阶级意志,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则(规范)的总和”。我认为,定义中“总和”一词欠妥。“总和”一词,在“词典”中解释为“全部加起来的数量或内容”。试问,定义中“总和”是指那些“行为规则(规范)”加起来的数量之和呢?还是指它们的内容所组成的整体呢?如果指前者,那么“法”仅仅是个“数目”的代名词,这不仅没有意义,也同定义中的其他定义项相矛盾。如     

“司法机关”质疑

在我国,“司法机关”应包括哪些机关,人们看法不一。有的同志认为,司法机关专指审判机关;有的同志认为,除了审判机关以外,它还应包括公安、检察机关;还有的同志说,司法行政机关也是司法机关;个别同志甚至把法律顾问处、公证处也列为司法机关。笔者认为,“司法机关”这一机关名称的提法不科学,理由如下: 第一、“司法机关”这一提法缺乏宪法和法律依据。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也对国家机关进行了科学分类,规定了各种机关的性质和权限。我国建国以来,先后制定的四部宪法,尽管在文字上有     

“社会保险”质疑

“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与“社会保险(social insurance)这样的词语,从字面上讲对中国的老百姓已不陌生,尽管他们不熟悉有关制度运行的机制。据笔者调查,事实上这两个词容易混淆,所以从根源上来探究是十分有意义的。“社会保险”是19世纪80年代德意志帝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最早提出的内容广泛的方案,向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