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社合作”模式的实践与思考——以上海浦东新区为例

自2005年6月,国务院批准浦东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以来,浦东着力开展“政社合作”的改革与实践.其通过大力发展民间组织、建立政府购买服务机制、搭建多层面合作平台等举措,初步形成了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和谐共生”为特征的政社合作伙伴模式.为了进一步推进政社合作,一方面,政府要采取改革双重登记制度、完善监督体系、加大财力和政策倾斜力度、发挥政府组织的优势等措施,以解决民间组织健康发展面临的注册难、监督“缺位”、人力财力不足、“志愿失灵”等问题;另一方面,民间组织需要树立“社会企业”理念、积极整合社会资源并厘清与政府的关系,以解决自身发展能力、公共物品供给、功能定位等问题.     

从社政式治理到社团式治理——乡村公民社会成长的60年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乡村先后实行了社政式治理和社团式治理两种模式，形成了独具东方特色的中国式的乡村公民社会。社政式治理和社团式治理虽然存在于建国后的前后两个30年，但民间取向的这一脉络连续无间。社团式治理模式适合中国的乡村实际，而公民社会则是中国乡村社会发展形态的可能选择。     

政社合作与公共服务体制的转型

政社关系的变迁是公共服务体制转型的逻辑起点。集体行动的困境、供给模式的效能和服务体制的张力,是公共服务体制转型的压力基点。而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政社合作,倡导建立民主财政机制,逐步达成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以及积极培育社会组织,摆脱市场化与社会化的两难困境,则是公共服务体制转型的可能路径。     

合作的解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执行过程的政社关系

政府购买服务构建了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场景”。然而,为什么政府购买服务项目执行过程中政社合作关系经过“解构”迈向了多元复杂类型？基于项目执行过程的微观情境,本文提出了政社关系演化的“政绩共享-资源庇护”解释框架,案例比较分析发现：第一,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处于“非对称性依赖”格局,基层政府因其在地化的资源动员能力主导了政社合作的“解构”过程。第二,理性的基层政府权衡政绩共享收益和资源庇护责任之后确定了政社合作的“重构”方向,即合作、俘获、限制、替代等多元化关系类型。进一步分析发现,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资源动员能力决定其互动关系走向,政府主导的“资源的权力网络”使得政社关系转向了“合作的解构”。研究结论为理解政社关系提供了全新视角,对于推动政社合作供给公共服务具有政策启示。     

当前公共服务购买中的政社关系及发展路径——以上海市民办非企业单位样本为例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社会治理空间逐步扩大,特别是在公共服务领域,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发挥并依靠社会组织的力量。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状态经历着重构和调整。从20世纪末开始,我国政社关系经历了从共存向共治的转化,并且多样化的共存形态决定了多元化的共治模式,包括强依附性共存导致的内生型共治、弱依附性共存形成的选择型共治、平等性共存产生的趋附型共治等。然而当下的这些共存形态和共治模式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良性的政社关系应当是在共治中形成共生机制,共生机制的关键在于,国家和社会之间地位平等、角色互补和利益共享。     

运用社会治理理念 推进政府购买服务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用"国家治理"一词,将"社会治理"与"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并列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围绕"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对社会组织的改革发展进行了专章部署;同时,明确提出推广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当前,就推行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来说,如何运用社会治理理念系统推进?笔者从积极构建新型政社关系和社会格局的视角,进行了思考。     

政府转型与政社合作: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路径选择

文章从政府转型与政社合作两个角度探讨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构建路径。首先需要自上而下的制度突破,进行政府转型,将"强政府"变成"小政府";然后培育社会组织,在政社合作的框架下构建"大社会"。这样公共服务型政府才能真正建立起来。     

合作与互动：上海浦东新区构建新型政社关系考察

构建新型政社合作关系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建构新的政社合作关系与互动机制有赖于社会的独立、自治，“大社会”体系的形成，有赖于多元治理主体的出现，有赖于公众的积极参与。近年来，上海浦东新区在大力发展民间组织，培育“大社会”体系；推进政府管理职能的社会化，形成“多元主体”的社会治理格局；探索社会化决策方式，推进公众广泛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率先形成了“政社合作，政社互动”的新型关系。     

政社关系视角下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问题研究——以广州市政府购买社区家庭综合服务为例

广州各街道家庭综合服务中心采取政府购买、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提供的方式来开展社区综合服务。基于对广州多个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调查,从政社关系视角研究探讨其运作中存在的问题,优化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的思路应以政府角色和责任定位为切入点。     

政社互动合作的基层探索

近年来,南京市在社会改革和社会组织的发展上大胆探索、先行一步,通过政社合作,推动政府转移职能,购买服务,激发社会组织正能量,提升社会组织地位,形成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互动的格局,从而达到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管理新秩序的目标。     

政务服务：从“一站式服务”到“参与式治理”北大核心

政府网络化治理中社会组织的参与和监督有助于创造一个利益共享、责任共担的机制。     

政社互动中社区公共安全治理新生态、新模式、新能力——以上海市闵行区吴泾所联盟共治模式为例

网络形态进一步将人类社会带入高度复杂、高度不确定性的“全球风险社会”时代。特别是要素高度聚集、关联的城市,因风险发生概率、应对难度以及破坏影响等更加凸显其治理的脆弱性。本文以上海市闵行区吴泾所“志愿平安联盟”共同治理为案例,研究基层派出所在政社互动中立足社区公共安全治理新生态,积极探索联盟治理新模式、开发警社合作新能力,对提高社区治理效能的积极意义。     

政府购买公共就业服务的合同制治理研究

政府购买公共就业服务是我国政府应对就业问题所采取的新举措。但是在实践过程中,公共就业服务的购买合同面临着成本虚高、质量缩水和公共性缺失的问题。在合同制治理理论的视角下,合同整合阶段规则不明晰、竞争不足,合同运作阶段监管不力,合同分离阶段缺乏总结与学习是政府购买公共就业服务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要从公共就业服务购买合同的整合、运作和分离三个阶段出发来完善政府购买公共就业服务的合同制治理。     

推进政府购买服务在规范中前行

党的十八大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政府将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社分开作为新一轮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全力推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进程。然而,政府在实践中虽取得了丰硕的成绩,亦出现了一些共性的问题和顾虑。     

论习近平“两个治理”重要思想北大核心CSSCI

习近平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和"推进全球治理更加公平合理"的重要思想反映世界潮流、中国要求,是继往开来、深化改革的创新和创造;是新阶段我们党关于治国理政基本问题的系统观点体系,内容涵盖内政、外交、国防,涉及治党、治国、治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两个治理"的重要思想及其观点体系有对方向的坚定自信、对问题的深刻洞察、对大势的准确把握,丰富了中国经验、拓展了中国道路,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和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合作治理中社会组织吸纳专业人才的制度环境与路径分化北大核心CSSCI

合作治理的本质是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中,社会组织的专业化发展是核心问题,特别是社会组织能否吸纳专业人才。有别于传统研究社会组织的微观管理视角,本文认为,社会组织发生吸纳行为是基于有效合作治理的前提,即社会组织成为治理主体的社会条件与发挥治理功能的制度条件。在此基础上,现有制度环境的多重结构性特征,决定了社会组织吸纳专业人才的路径有所不同,归纳为"嵌入式"定向吸纳路径与"内生式"扩散吸纳路径。前者是社会组织迫于政府推进合作治理的压力引致,后者是社会组织为保证自身使命的持续发展而作出的主动选择。     

协作治理:国内研究和域外进展综论北大核心CSSCI

20世纪90年代后期兴起于西方,呼应了我国解决跨域性棘手问题需求的协作治理已成为新兴的学术热点。本文对协作治理领域的中英文文献进行梳理,分别从域外境况和国内情形对协作治理进行理论溯源,接着对协作治理的多重中文表达及国内外概念界定进行述评,然后从外观和内核两个层面对该领域迄今的主要研究进展进行介绍,最后就研究发现做出反思。从研究内容上看,域外对协作治理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国内研究则刚起步,规范性的定义和系统的研究框架仍处于低程度的共识阶段,还需要拓展研究论域,提升研究深度。从研究逻辑上看,国内外研究对于协作治理的正当性都呈现出过度正面化态势,这限制了对协作治理展开科学、全面的研究。从研究方法上看,域外注重实证研究;国内偏重理论研究和规范研究,需要更为扎实的经验研究,构建更为严谨和本土化的理论框架。     

习近平思考治国理政目标的鲜明特点北大核心CSSCI

韩庆祥认为全面深入把握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包括十个方面: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和自信思想、实现中国梦思想、全面深化改革思想、国家治理现代化思想、市场与政府关系思想、打铁还需自身硬思想、依法治国思想、文化软实力与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进行伟大斗争思想和分析解决问题的哲学方法论。宋福范认为,习近平从价值目标和实践目标两个角度阐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目标,即强调了"为了谁"的价值目标,把"干成什么样"的实践目标定位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李海青从宏观上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与攻坚阶段的基本方法论原则:即一切从实际出发,结构功能论、适时化量变为质变。唐爱军认为,习近平把握意识形态自身发展规律、推进意识形态工作的方法论是"挑战—回应"模式。     

从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实践、发展与走向北大核心CSSCI

在近些年来的社区治理发展中,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出现了"创新扩散"的现象,呈现出"无网格、不治理"的发展趋势。本文以网格化管理优化转型为出发点,以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提升为视角,重新审视网格化管理的生成逻辑及其典型特征,并通过对北京、山西和山东三地的社区网格化管理实践的比较分析,探讨区域性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建构机理以及这一模式建构的特征差异与基本共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未来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必须要朝着网络化治理的方向前行才能增强内在活力,而在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型中,最为关键的环节在于社区网格化管理与社区自治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当前,网格化管理的功能转型与服务优化,网络化治理与居民自治的有机衔接以及政府、社会、居民治理网络的搭建和整合等诸多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探索。     

信访协同制度化与国家社会治理能力北大核心CSSCI

信访工作牵涉部门繁多,有效的跨部门合作对于推进国家社会治理能力建设至关重要。信访协同失灵反映了"碎片化威权主义"的弊病,损害了国家权威的统一性,给社会抗争提供了政治机会;导致信访事项办理质量低下,引发"非正常上访"和群体性事件;使得矛盾制造方与化解方分离,导致政策制定的草率,给未来矛盾的产生和激化留下了隐患。本文从国家社会治理能力的理论视角出发,探讨信访体系跨部门合作的机制建设,梳理各地在信访协同方面的探索,如群众工作部、联席会议、联动接访、信访大调解、信访大督查、沟通协调会、听证会、领导接访和领导批示等。笔者认为,有效的信访协同,有利于提高国家自主性和内聚力,有利于提高常态下的信访事项办理质量以及社会危机情况下的国家应对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