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公法域外适用的司法路径

公法域外适用历来是美国扩张内国法秩序适用范围,实施对外政策的重要途径。在美国法语境下,公法域外适用隶属立法管辖,与长臂管辖虽有关联但并无隶属关系,深受单边主义冲突法理论的影响,与公法域内适用的界限日益模糊。司法路径曾在扩张美国公法域外适用范围以及协调内外国公法适用冲突两方面皆扮演关键角色,却也饱受争议。反域外适用推定复兴后,司法能动性显著下降。美国立法机关在界定公法域外适用范围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日益显著,但并不能完全排除司法的作用。协调内外国规制权力冲突不应也不能排除司法利益衡量机制,应划定司法裁量的内外边界,并恰当处理司法对行政的遵从关系。当下,我国正在加速推进公法域外适用机制的构建,应重视司法路径的培育和保障。     

中国特色刑法域外适用规则的问题与完善

近年来,西方个别国家频繁利用其刑法追诉外国公民或实体,使刑法的域外适用和效力问题成为焦点,也凸显出我国刑法域外效力规则不足、管辖范围过窄、责任模糊等问题。同时,我国已缔结或加入的国际条约之域外效力条款在本土刑法中转化滞后,远未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依托刑法调整对外关系之需,还导致刑法效力范围拓展受阻或域外执行缺位、错位等后果。对此,我国亟需立足国情“对症下药”,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的刑法域外适用规则,在联合国文件框架下,基于国际法规则,适度扩张刑法的域外效力范围,以利于依法惩治域外侵犯我国国家利益和公民权益之犯罪,切实履行我国承诺的国际条约义务。     

反思与选择:我国财政法律的域外适用

类比《证券法》等部门法的域外适用立法实践,我国现行有效的财政法律在域外适用制度方面还呈现出相对保守的态势。主要表现为域外效力之管辖权确立规则缺失,法律责任规则之域外效力内容不明确,域外适用之实施效果不确定,域外适用效果之保障规则缺位。反思欧美等国家的域外适用立法实践,其过度域外适用也带来了国家主权利益冲突、管辖权冲突、遭遇他国阻却性立法之限制等挑战。故在财政法律的域外适用原则上,不宜突破国际礼让原则、实际联系原则、相称性原则之限制,以寻求域外管辖的合理性与正当性,克服不当域外适用的负面效应。具体域外适用规则之确立方式,可按各类财政法律法规的功能区分,选择性设定域外适用效力规则与域外适用效果规则。对外妥当运用互惠原则、多边主义国际管辖权规则以协调国际管辖权冲突。以期在财政领域中提升跨境监管的力度与效果。     

美国法律域外适用的历史源流与现代发展——兼论中国法域外适用法律体系建设

一国法律的适用范围时常超过本国领土的范围.从19世纪的严格领土性理念,到20世纪的行为效果地规则,再到21世纪初的反域外性假定,美国法律域外适用体系的发展和演变与美国国家实力的变化密切相关.美国法律域外适用的基础是:争议条款具有域外特征,立法机构具有明确授权,域外对象具有实质关联.实践中,可引入"真实联系"与"虚假冲突"测试,辅之正当程序权利保障机制,避免国家滥用域外管辖权.中国法域外适用法律体系的建设应遵循历史发展周期,重视立法先行,并在域外管辖权的行使中引入合理性原则.     

中国法域外适用法律体系:现状、问题与完善

近年来,美国频繁通过具有域外效力的国内法,采取国内法域外适用措施,使得国内法的域外效力和域外适用问题再次成为国际社会的焦点。国家采取不符合国际法的国内法域外适用措施,以及滥用国内法域外适用措施,都会构成对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的冲击和破坏。赋予国内法域外效力并适度进行国内法域外适用,不仅能够保护本国公民和企业的利益,也能够为国际秩序和国际法的发展提供契机。但现行中国法域外适用法律体系的指导思想并不明确,重要领域的立法缺失并导致执法缺位,法律责任规定则过于模糊,基本无法实现上述目标。因此,在现有国际法规则框架下,完善中国法域外适用法律体系,适度进行国内法域外适用,既是深化国内法治改革的需要,也是履行大国责任和深度参与国际治理的需要。     

论美国知识产权法的域外适用

美国自建国以来十分注重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它不但在其宪法上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做出了规定,同时也制定有比较完善的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在司法实践中,美国联邦法院(特别是最高法院)对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对美国联邦法院有关专利、商标和著作权涉外案例的历史分析,对美国知识产权法的域外适用作一初步的探讨,并揭示其知识产权域外适用的基本原则和主要特点,以期能够为完善我国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提供某种借鉴.     

网络数据长臂管辖权——从"最低限度联系"标准到"全球共管"模式

长臂管辖权作为一种特殊的司法管辖权,其与网络数据的结合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数据只是进一步确定"最低限度联系"存在的连接点之一,其独立价值并未被重视.这一状况自2018年《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生效以来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以《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为代表的部分专门性数据立法参考保护管辖原则的意涵,极端扩张了国内立法的域外适用,并通过设立具有司法职能的监督机构,为司法管辖权的单方域外行使提供了替代路径.这一架构摒弃了"最低限度联系"标准的使用,转而以"全球共管"模式来指导管辖规则的设计,赋予本国法院"对起诉时与管辖区域有联系的非居民被告的管辖权",具备了长臂管辖的外观要件.这一长臂管辖权扩张的新模式对于我们而言既是挑战亦是机遇.挑战在于:单方司法管辖权的域外扩张会导致国家间管辖权冲突与争诉的常态化,无疑将对各国司法主权造成极大的冲击;机遇在于:不同于"最低限度联系"标准,全新司法管辖规则的适用具有"保护管辖"的意涵,其与网络主权并非天然地对立.辩证地研究美欧相关立法与司法实践能为构建网络数据长臂管辖权的中国模式提供有益的参考与经验.     

法典编纂视野下劳动法域外适用制度的体系化建构

在加快推进涉外法治制度建设的背景下,域外适用是我国劳动法典编纂论证中必须重点考虑的问题之一。结合立法与实践,我国事实上形成了两条劳动法的域外适用路径：一是直接适用劳动法;二是依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指引适用。然而,上述路径的相互关系和内在适用逻辑并不清晰。从立法技术层面考虑,在编纂劳动法典时应当明确域外适用范围的条款表述,且不宜纳入法律适用法规则。以是否存在统一的涉外劳动合同法律适用规则作为考察依据,不同国家劳动立法呈现出差异化的域外适用表述,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共性的立法管辖标准,即以“真实联系”为核心。故此,在设计劳动法典的域外适用条款时,可考虑在地域适用范围中融入真实联系原则,以完善域外适用的表述,同时协调劳动法典域外适用与法律适用法规则的内在逻辑,谨慎适用强制性规范,将域外适用范围作为最密切联系的情形,并允许当事人做出对劳动者更为有利保护的法律选择。     

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原则

经济全球化提出了反垄断国际化的要求,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成为适应这种要求的重要手段。效果原则是反垄断法域外适用的重要原则,能最大程度地主张国家利益,在加强国际合作的基础上,能够发挥应有的指导作用。处于顺应时代发展需要,维护国家利益,我国也应当确立反垄断法域外适用的效果原则,并不断对之加以具体完善。     

浅议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

2007年颁布的反垄断法第二条的内容说明了我国反垄断法具有域外适用的效力。本文通过对国际上的反垄断法域外适用产生的原因和现况进行概述,指出现阶段我国反垄断法域外适用中存在的缺陷,提出对于我国反垄断法域外适用进一步完善的建议,以实现在对外开放中更好地维护我国的主权和经济利益的目的,促进国际社会经济交往的有序发展。     

我国反垄断法域外适用制度的确立及其完善

反垄断法是市场经济发展到近代以后出现的,它旨在规制市场中各类垄断行为,恢复可持续的有效竞争,进而确立良好竞争秩序的法律部门,被人们形象称之为"经济宪法"。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和贸易与投资自由化浪潮的高涨,市场已超越主权空间向世界范围内扩展,跨国垄断行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日益突出,在国际反垄断法缺位的情况下,国内反垄断法如何对其进行有效规制成为反垄断法所面临的重大挑战。针对这种情况,一些国家开始突破传统管辖原则的限制,主张本国反垄断法具有一定的域外效力,这就产生了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问题。     

法律域外适用体系建设中的管辖权：演化规则与关联结构

国家管辖规则及其结构安排是法律域外适用体系建设的核心之一。域外管辖的传统法理基础来自国家对领土的有效管辖,并在实践中派生出领土延伸和域外投射两种类型。随着全球化和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国家对人、事物、行为和场所的管辖均具有了衍生特征。与其从领土的角度考察域外管辖权,不如以“联系”为焦点探索国家管辖规则。国家管辖权的合理配置面临大国过度管辖与小国“搭便车”等难题,对此可在认可多元主义管辖权必然存续的背景下,探索将国家与管辖对象之间“联系”的紧密和重要程度作为评价管辖权行使正当性的方法,同时发挥跨国企业的主动选择能动性,强化各国维护国际公共秩序的责任。在推动我国法域外适用的法律体系建设中,“真实联系”与“合法利益”应是行使域外管辖权考量的核心要素。     

反垄断法域外适用中的损害赔偿问题刍议——以美国反托拉斯法的域外适用为视角

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问题主要解决的是垄断案件的管辖权确定,然而在确定管辖权之后对涉外垄断侵权损害赔偿问题却鲜有人论及。本文以美国反托拉斯法的域外适用为视角,从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与涉外垄断侵权损害赔偿的关系入手,通过分析反垄断法的特性,揭示了相比一般涉外侵权损害赔偿案件反垄断法域外适用中的损害赔偿问题所展现出的独特性,并对我国《反垄断法》中的相关制度设计进行了有益的思考。     

从Petrobras案看美国《反海外腐败法》的域外管辖问题

Petrobras案反映了美国《反海外腐败法》(FCPA)的域外管辖权存在合理性的问题。通过回顾该法的立法历史和研究其条款的规定,分析FCPA针对外国公司的典型案例,表明美国FCPA执法机构宽泛地解释法律,借助微弱的连接点,扩大FCPA域外管辖权的行使范围。这既与美国国内法和司法实践中确定行使域外管辖权的合理性平衡检验标准不一致,同时也不符合《经合组织公约》和习惯国际法规则的要求。究其实质,美国《反海外腐败法》一方面为国际社会治理跨国贿赂提供了国际公共产品,另一方面也在维护了美国和美国公司的利益,收取额外的霸权收益。     

域外侵犯商业秘密司法保护的比较与借鉴

商业秘密是一种重要的知识产权,能够给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和竞争优势。纵观当今世界各国对商业秘密保护的法律手段,主要集中在民事和行政手段上,而刑事手段作为“最后的防线”,也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采用。本文通过对域外主要国家侵犯商业秘密司法保护的比较,发现其共同和相异之处,以探讨对我国商业秘密保护的启示。     

GATS公共秩序例外之域外适用效力的边界

WTO成员可否为维护他方而非己方的公共秩序实施贸易限制措施或经济制裁措施,被称为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适用效力问题。WTO的司法实践回避了该问题,学界的观点则是非黑即白,其实这一问题是有灰度的。在立法层面,GATS未排除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适用效力;但在司法层面,GATS注释5和欧盟最具代表性的"Dassonville案"却间接证明了需要限制公共秩序例外的域外适用效力,而且GATT中"美墨金枪鱼案""美欧金枪鱼案""美国虾龟案"也间接证明了需要对此允以限制。为了避免措施实施方以维护公共秩序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武断地剥夺措施实施方的法定权力并不妥适,在赋予公共秩序例外以域外适用效力的同时允以适当限制才是对此种灰度的适度安排。具化边界应引入宪法性机制,由被实施措施方作出多边性质的事前同意,以排除具有域外适用效力的贸易限制措施的不当性。"一带一路"建设从长远看需要形成区域公共秩序共识,此种学术立场有助于中国达成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