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铝兴平 强势发展——记从国家特困县到全区经济发展10佳县之首的平果县

曾是国家特级贫困县的平果。近几年县域经济突飞猛进。县财政收入自1997年突破一亿元大关后一年一个新台阶。2003年达59423万元。名列全区各县(市、区)之首。全县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等各项经济指标均大幅度提高。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明显增强。2002年入围全国西部经济百强县列第65位。2004年平果县荣登全区经济发展10佳县之首。那么。是什么让这个国家特困县成为全区经济发展10佳县之首的呢?     

项目兴县带来大发展——记全区经济发展十佳县扶绥县

地处桂南的扶绥县曾是我区49个贫困县之一。然而,2002年以来,扶绥县开始发力,其经济增长呈现出的“高开高走”态势,犹如低迷股市中拉出的一道阳线,令人刮目相看——今年上半年,全县生产总值达9．22亿元,同比增长19．2％；财政总收入完成1．62亿元,同比增长12．6％；农民人均现金收入2380元,同比增长5．7％；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3．52亿元,同比增长153．7％。在这些飙升的数字背后,是一个生发出勃勃生机与活力的扶绥。人们不禁要问：一个贫困县靠什么能     

从特区到新区 区域经济发展的国家战略

<正>近日,雄安新区的设立引发热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相继设立了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级新区等等很多种"区"。这些"区"之间有何区别?各自的优势是什么?对地区经济发展有何作用?本刊特邀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肖金成教授撰文分析。     

从小麦专家到副省长——记国家小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胡廷积

2001年初春,古稀之年的胡廷积欣慰地看到自己呕心沥血写就的百万字之巨的学术专著《小麦生态栽培与农业生产》一书出版。担任国家小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的胡廷积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自己这本书能促进和推动优质小麦的产业化经营。他是小麦专家,也是河南省原副省长。河南省是全国农业大省,是小麦种植面积和总产量第一大省。每到麦收季节,7400万亩小     

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及其发展——从马克思到习近平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反思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的弊端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提出了一些基本原则,为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实践提供了启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把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思想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国家治理的新理念新战略,极大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治理思想,为解决国家治理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从个人兴趣到国家利益——记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农工党中央主席陈竺

陈够的人生精彩、绚丽,充满意义。     

从芒果园钻出的农民专家——记全区十佳农民专家梁民旺

坐在我们面前的梁民旺,寸头,大个儿,黝黑的脸庞透出一股中国农民特有的憨厚,他那双粗糙的满是老茧的双手,很难让人把他与一个专家联系起来。可是就是这一双手,一次又一次地化腐朽为神奇,让田阳的芒果走出田阳,走出广西。穷则思变勇于创业“田阳是中国第一个芒果之乡,广西的芒果数田阳,田阳的芒果数东江”,这是做芒果生意的老板都知道的。梁民旺的家就住在东江。东江村位于田阳县城东南部,右江绕村而过形成一个半岛。由于三面环水,地势较低,农作物经常遭受洪水淹没,而且靠船渡与外界联系,交通不便。因此,虽然距离县城仅2公里,但过去村民的生…     

从修配到制造——大连机车车辆厂的发展道路

在旧中国,在很少几条铁路上行驶的机车,全是由国外进口的。位于我国渤海湾之滨的大连机车车辆厂,一九○一年由沙俄帝国主义设立,后来又沦入日本帝国主义者手中。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这个厂也始终只能修理和装配机车。     

从民族国家建构到民生国家建设——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维度的嬗变

在人类现代化的进程中,现代国家的建设一般是在三个维度上展开:基于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基于自由的民主—国家、基于公平的民生—国家,三者尽管有逻辑上的划分却没有时空上的分界。中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发展历程恰恰伴随着中国现代国家的成长。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维度也有所侧重,呈现出迭次嬗变的基本状态。     

长沙,春天的童话——记从包装工到理论研究者的陈先枢

冬天的童话是一种慰藉,而春天的童话则是一种美好。陈先枢就是这样一个用艰辛锻造美好的人。他用大半辈子的辛勤耕耘迎来了人生成功的秋硕。他以《商品包装学》、《实用商品美学》和《长沙商贸史纲》连获长沙市第一、二、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并连续8年获得长沙市自然科学优秀学术论文奖。一个人能同时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里取得如此骄人的     

与时俱进的发展生产力思想——从马克思到毛泽东

在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最早提出了科学的设想和重要的方法论原则；列宁结合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对发展生产力思想进行了创新和发展；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是正确和失误并存；毛泽东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发展生产力思想的基础上，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立足于中国实际，在这一问题上，又有了新的突破，他更强调生产力的和谐发展。     

从城郊型到都市型——上海农业发展的大趋势

上海正努力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环境的变动趋势将使上海城市的功能和地位发生质的变化。它将从单一中心的特大城市向多中心、多层次、组合式的大都市圈转变。作为整个城市国民经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份的农业,无论从功能、性质、还是发展战略,都必须实行转变,必须体现下述社会经济的变动趋势: ——在用地总量规模上,既必须体现市中心三产比重提高、工业逐步向外围转移、总量逐渐减少的趋势,又必须体现随人口规模增大对外地     

新加坡华人国家认同的演变——从开埠到李光耀政府时期

1819年是新加坡历史的转折点,英国人莱佛士登陆新加坡并将此开埠为自由贸易港。英殖民政府一开始就鼓励各方移民迁入新加坡,这吸引了大批来自中国华南地区劳工移民。独立建国之前的新加坡,华侨国家认同的偏好更加倾向于中国而非新加坡,移民以“侨居”心态居于此。20世纪50年代是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期,随着国内国际环境的激烈变化,动摇了新加坡华人认同的根基,产生了转向的迹象。李光耀带领下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致力于树立一个健全的国家意识,使全体国民都认同于新加坡,国民以作为新加坡人为荣,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     

从党支部副书记到人民陪审员法庭上的铿锵玫瑰——记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马慧林

她,没有进过名牌大学深造,却在“庭审”中充满真情,在“合议”中敢于直言,在法庭人民陪审员的席位上依法履职,做着平凡的陪审之事。她,就是上海市新航社区服务总站司法社工,现为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人民陪审员的马慧林。     

从垒坛到政坛的筑梦人生——记台盟中央副主席李敏宽

李敏宽属于那种不显山不露水的人。在茫茫人海中,你很难将他和其他人区分开来。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从日本起步,经过学生时代的全运会棒球赛冠军队主力队员,到担任北京女垒教练,再到国家队主教练,直到20世纪末成为荣登国际垒联名人堂的中国第一人,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了坚实的大半生。棒垒球运动的复苏把他引入执教之路李敏宽祖籍台湾省台北市,1937年出生于日本大阪,在那里度过了少年时代。从他记事的时候起,父母就给他灌输祖国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深深地烙下一颗中国心。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对家乡和祖国的了解越深入,…     

从农民的儿子到大学校长——记上海师范大学退休干部杨德广

推开上海师范大学原校长杨德广教授办公室的门,阳光透过窗帘洒下几分恬静与朴素,没有名贵的字画,没有高档的电器,甚至连一株精致的盆栽也没有,似乎只有书柜中一本本的著述以及书桌上一沓沓厚厚的材料,在诉说着眼前这位老人的不平凡。     

从非均衡发展到均衡发展的战略——兼谈发展的辨证法

发展是均衡的物质前提.集权均衡式的发展模式不能实现"发展",因此,它必将在极度匮乏的物质条件下"启动"发展的发展模式所取代,取而代之的是梯度发展战略.梯度发展战略是"短缺社会"必然选择,是以不平衡的发展对"贫穷社会主义"的否定,是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真正开端.这个过程实际上呈现出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     

从拓荒者到领航者——记丰泽区政协常委、福建南威软件工程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志雄

2008年12月26日，泉州市人民政府与微软（中国）有限公司在北京微软中国总部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同时合作各方与福建南威软件工程发展有限公司签署在泉州筹备建设全国首家“微软软件创新中心”分支机构的合作文件。南威与微软携手合作，     

从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到政治社会理论:再论现代国家的政治基础

现代国家仍然是政治学的核心概念,在对政治学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两种知识传统中,都没有将现代国家的政治基础这一问题解释到位。现代国家以直接统治为核心特征,它只有在社会中形成了独特的政治基础,才能巩固下去和发展成熟。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彰显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冲突和对抗性质,同时遮蔽了现代国家建设历史经验中的重要方面,这就是现代国家通过塑造社会之中的一部分进而构建了自身的支持基础,它就是政治社会。政治社会是现代国家为了实现直接统治而在社会之中构造出来的支持自身的政治基础,它伴随着现代国家建设进程而出现,集中体现了现代国家的意图,因此政治社会从社会内部将国家与社会连接在了一起,也形成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支持关系。     

从国家立法到社会合作——英国近代早期乌托邦思想的转轨

在近代早期,英国思想家为实现理想社会提出了诸多方案,乌托邦是其中重要的组成。17世纪中期以前,乌托邦思想家将改革的希望寄托于君主与议会,试图以立法的方式革故鼎新;17世纪后期,乌托邦构想中出现了一种新趋势,即不寻求国家层面的改革,也不幻想将一国建成理想社会,转而提出通过社会合作的方式建立“小共同体”,并以其作为示范,逐步实现理想社会。这一模式以较强的实践性,成为后世乌托邦运动的主要参照。这一转变的出现,与17世纪后期英国的政治经济形势有关,更受新兴的股份制公司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