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治主义,抑或人本主义?——儒家政治思想观念的一个分疏

儒家强调“治人”的政治理念和主张乃至整个儒家政治哲学的实质往往被说成或概括为“人治”或“人治主义”,而所谓的“人治”或“人治主义”又是在两种截然相反的含义上被使用的,一种含义是指“贤人政治”,另一种含义是指“个人的无法统治”。依作者之见,这一说法或概括具有许多的含混之处,甚至使儒家背负上了一种主张“个人的无法统治”意义上的“人治”的污名。本文的主旨即在正本清源,而为儒家的政治哲学理念和主张辩诬正名,认为应以“人本”或“人本主义”来概括和描述儒家政治哲学的实质,以便消除一些不必要的误解和偏见。     

“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互洽融通的内在逻辑

“中国之制”规范“中国之治”,“中国之治”践行“中国之制”,实现了中国式“制”“治”互洽。其内在逻辑集中体现在“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本土内生、“中国之制”与“中国之治”耦合共进、“中国之制”嵌入“中国之治”现实可行、“中国之制”提效“中国之治”自觉自信四个方面，彰显了“制”“治”生成合洽、关系契洽、运行协洽、转化融洽，为更好探究“制”“治”规避西方式乱象、实现在中国的互融互通给出解答。     

“文圣”与“武圣”

中国古代帝王治天下的办法,可说是又多又细,有宽有严;亦儒亦法,有刚有柔。不过总起来说,不外乎文武两手,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是也。大体说来,在打天下、夺政权的时候,多是用武的一手,所谓“开国元勋”多是身经百战,驰骋疆场的武将。然而“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之”,所以等到政权到手、坐稳“龙廷”之后,就要“偃武修文”,以显示其赫赫     

儒家和谐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现代意义

中国儒家的和谐思想,是在远古的巫术礼仪的“乐”和“礼”中孕育,在汲取“阴阳五行”和“天人合一”的思想精华中得以形成,逐步深化和不断丰富,最终由宋明理学集其大成而加以辩证发展,从而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儒家的和谐思想,主要体现在其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身与心的关系、处理国与国的关系等问题的论述中。儒家和谐思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具有重要价值。     

先秦两汉儒家“天人合德”思想探论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探讨天人关系的一个重要命题，先秦两汉时期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天人合德”。“天人合德”为伦理道德价值提供了本体上的根据，而其最终目的是对现实政治的关注，儒家的基本思路是把对圣人、人君的期望和要求投射到天的上面，然后再让君主通过内心修养或外表效仿来达到与天合德，以增强这种要求的力量。     

“继往圣绝学”能“为万世开太平”吗?——张载“四为句”之我见北大核心CSSCISSCI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北宋朴素的辩证唯物论哲学家、宋明气学重要开创者张载的语录。当代中国舆论界出现“四为句”热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社会现象。对“四为句”理解的重点难点是如何理解“为天地立心”的内涵。这应从他的“太虚即气”“太虚者天之实……太虚者心之实”的辩证气本论,从他对佛教的“以心为法、以空为本”和老子的“无中生有、以无为为道”的批判,以及从他为复兴儒学而建立朴素的辩证唯物的哲学基础去理解“为天地立心”的内涵。解读“为往圣继绝学”旨在继承和发扬儒家的道统,以阐扬他的新儒家理论。儒家道统论有明显的宗派性、狭隘性和保守性。张载无历史进化的观念,他的“法三代”复古历史观与“继绝学”圣人文化观是完全一致的。他的理想社会只是“三代之礼”的社会。张载思想存在着两重性:即在朴素的辩证唯物的自然观和认识论上“勇于造道”与他在社会历史观和政治文化观上的复古守旧之间存在着矛盾。他的“继绝学”的圣人文化观和“法三代”的复古历史观应当被摒弃,但他为复兴中华民族文化的志向和担当精神值得提倡与发扬。     

“君子”历史演变刍议

“君子”历史演变刍议○傅荣昌“君子”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典籍文献中，首先是作为各级贵族的通称而出现的，后经春秋战国兴起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注解提升，特别是儒家的极力推崇和宣扬，逐步由统治阶级的专称演变为“有才德的人”，成为社会各阶层共同信奉的道德人格的化身。...     

早期儒家的仁爱观与现代和谐社会的以人为本

早期儒家的仁爱观与现代和谐社会的以人为本有着根本的区别。儒家仁爱观具有不平等性和虚幻性,而现代的以人为本具有牢固的现实基础,是切实可行的;儒家以仁爱观为基础的民本主义是从君治民出发的君本位主义,是君主主权论,现代的以人为本是人民主权论;儒家的仁爱观倡导“德治”,而现代的以人为本主张“德法兼治”。     

论“中国之治”的三重逻辑

全面理解“中国之治”的理论内涵与重大意义,需要拓展观察视角,通过多重逻辑加以分析和阐释。从历史逻辑上看,“中国之治”经历了初步探索阶段、不断深化阶段和开启“中国之治”新篇章的新时代阶段。从理论逻辑上看,“中国之治”正向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不断迈进,它的最大逻辑在于党的领导,前提在于制度化建设,价值依归在于“以人民为中心”。从价值逻辑上看,“中国之治”的意义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继承,“中国之治”新篇章的开启开辟了国家治理现代化新境界,同时“中国之治”也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冯友兰的新理学与中国哲学现代化

冯友兰是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在海内外享有盛誉。他一生的学术活动基本上是围绕着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清理和反思来进行的,他终生所要探讨和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以哲学史为中心的东西文化问题。奠定其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地位的,主要是他 30至 40年代创立的新理学。 　　冯友兰认为,他治哲学,先是“照着讲”,后是“接着讲”。所谓“照着讲”,就是治哲学史。冯友兰自 1928年起,即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至 1934年,先后出版了《中国哲学史》上下两卷。贺麟曾说, 30至 40年代,中国哲学史研究方面最突出的成果,一是胡适的《中国…     

“中国之治”的制度创新逻辑及其效能转化

“中国之治”取得举世瞩目的两大奇迹,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制度优势,“中国之制”成就“中国之治”。本文从六个方面诠释了“中国之治”的制度创新逻辑,即：“中国之治”制度创新的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制度创新的理论源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制度创新的现实基础是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制度创新的终极主体是人民群众;制度创新的效率标准是人民满意不满意;制度创新的奋斗目标是民族复兴。这一制度创新逻辑是“中国之治”制度创新的成功“密钥”。其治理效能转化的路径为：厘定中国式现代化治理目标,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提升治理效率;加强治理评价,凸显“人民至上”的治理价值追求。     

坚守人文精神是大学教育的灵魂

人文精神在中国传统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人文”一词最早出现在《周易》中:“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指区别于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人与社会的事务,它的基本内涵是指礼教文化。但在西方语境中,人文精神简而化之也就是人的精神。综合中西方的理解,人文精神的核心是对人的关怀,是对人的情感、精神和整个内心世界的积极切入与把握。在中国,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在塑造中国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结构上的历史地位,已是一种难以否认的事实。相比于西方的人文精神重信仰,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更重实践,儒家的道德理想是“为天地立心,为生…     

试述儒家传统文化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作用

“仁义礼智信”作为儒家伦理思想的基本精神,如果我们从管理的角度去诠释它,就会发现“仁义礼智信”不仅是个人修身立世之道,也是企业管理之道。因此,作为炎黄子孙——社会主义企业家在借鉴国外先进的管理思想和方法的同时,还需要从祖国的传统文化中吸取管理经验和智慧,以丰富管理的内涵,提高自身的素质。 一、以“仁”治人是企业管理的根本 “仁”,古代儒家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其本义是友爱、互助、同情之意。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在以发展经济实力为主要手段的国际竞争形势中,不发展就无立足之地,发     

“中国之治”的唯物史观阐释 --基于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的研究北大核心

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是马克思晚年提出的关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依然可以通过内部革命手段实现资本主义制度跨越的构想,这一设想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唯物史观。管窥“中国之治”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中国之治”是马克思跨越设想的光辉体现与创造发展,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因此,基于跨越设想,对“中国之治”作出唯物史观的阐释十分必要,这对彰显“中国之治”的优势、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不断开创社会主义发展新境界有着重要的时代价值。     

“和而不同”——和谐东亚的哲学之思

儒家“和而不同”的巨大理论容量,使它有可能与其他思想并行不悖,但其“忠君孝父”等思想却造成了儒家的不宽容.要使不同思想、利益之间真正实现“道并行而不相悖”,必须注重挖掘“和而不同”内在包含的“和而有度”,并在“度”的范围内,在尊重“不同”、平等交往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权利与责任统一的动态的底线.唯有如此,才能有所执,但又不执于一端.从而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和谐乃至东亚的和谐才是可能的.     

儒家道德权利与政治权利要义

作为社会身份和政治资格的人权在儒家“孔仁孟义”的思想体系中被表达为“内圣外王”之道,其在“修齐治平”的实现程序之中又以“公私之辨”和“义利之辨”标志出政治伦理原则和“以德限权”的社会治理特色。儒家以“公权利”揭示人的自然权利,以其公平性和自然性引申为人的道德权利;再以道德权利为基础推演出人的政治权利,而“私权力”则仅为政治权利的异化形式,其极端化的结果就是“以权谋私”,后者因其“侵害公权利”的实质,儒家的人提倡以“道德权利”加以限制,故称为“德治”。儒家的道德权利与政治权利不仅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思想和制度传统,而且其思想特色通过“为人民服务”、“改革开放”、“三个代表”和“三为”等原则亦被创造性地运用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治国理政事业之中。     

“治”与“乱”的断想

中国历史的悠久,讲史评史的书也特别多。不过倘把这五千年的中国历史过程简单而又概括地区分一下,大致不外乎“治”与“乱”两种局面、两种时代。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统治阶级或者任何一个统治王朝,都想求“治”而防“乱”,所以在     

儒家"诚信"思想与政府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

“诚信”是儒家伦理道德中的基本规范之一。儒家诚信思想所包含的关于个人立身处世与道德修养 ,人与人的交往的基本准则 ;治理国家的基本原则等思想在当代道德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继承和发扬儒家“诚信”思想中的精髓 ,对于加强以“诚信”为中心的政府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 ,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于“人文精神”的定位问题

本文分析和探讨了直接影响“人文精神”概念定位或界定的两个问题,即关于“人文精神”的文化基础问题和“人文精神”是否可套用某种现有特定模式的问题。文章认为,人文精神应当是整个人类文化所体现的最根本的精神,或者说是整个人类文化生活的内在灵魂。它以追求真善美等崇高的价值理想为核心,以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为终极目的;人文精神具有时代性和历史性。当代中国应当弘扬什么样的人文精神,不能脱离当代中国现实的国情。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的“人文主义”,也不能套用中国儒家的“人文精神”,而应当在吸取人类的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及其精神的基础上,提炼并塑造一种符合中国国情并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的人文精神,以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自为”人性论与规范化管理——韩非管理哲学探析

人性假设与管理策略有着密切的联系.韩非认为人性是“自为”、自利的,是趋利避害、好逸恶劳的.他以“自为”人性论为理论前提,提出了以“势”为基础的以法治民、以术治吏的管理之道.韩非的这种管理之道,实质上是一种制度化、有序化、规范化管理.韩非的以法治国思想与儒家的以德治国管理,是互为补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