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传统政治文化中法治观念之比较

由于在政治文化传统的实际观念表现上的差异,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法治”虽同属一词,但却有着不同的内涵和文化定位.对法律的基本认识,中国传统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历史进化论和人性好利的性恶论,法治主张由此而展开论说.西方则基于理性思考,以社会公正、社会正义理论为基础,并形成法治主义思想体系和理论体系;由于重德主德和重法主法的差异,中国和西方古代史上法治的实践也有区别.     

中西传统政治文化中法治观念之比较不

由于在政治化传统的实际观念表现上的差异，中国人和西方人的“法治”虽同属一词，但却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化定位。对法律的基本认识，中国传统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历史进化论和人性好利的性恶论，法治主张由此而展开论说。西方则基于理性思考，以社会公正、社会正义理论为基础，并形成法治主义思想体系和理论体系；心德和重法主法的差异，中国和西方古代史上法治的初中也有区别。     

论中国法治的阻力及对策

中国具有悠久的文明史，并以此享誉全球。然而，在认识、接受、倡导和实行现代法治方面，当代中国明显落伍了。在选择法治的过程中，各种障碍与羁绊严重阻碍着中国法治的发展。但是，法治优于人治。法治最终会取代人治，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法治建设的中国智慧与中国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经历了恢复期、发展期、深化期三个历史阶段，我们党对法治的认识不断加深。我国法治建设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和中国特色，法治建设的内容与每个阶段的使命任务紧密相连，始终坚持法治的“人民性”，坚持“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相结合”，注重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人民权益的维护，坚持法治理论与法治实践相互促进。在法治建设的数十年间，我国积累了一系列宝贵的法治经验，为人类法治文明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人性与法治——中国法治道路的构建

人性与法治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中西文化人性论的根本差异是中西文化分别走向人治和法治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要实现法治就必须对传统文化的人性立场进行深刻反思;走出人性预设理想化的误区,借鉴西方人性论的合理因素,从人兼善恶双得属性、人的主体性、人的世俗性等人性立场出发建构中国法治之路.     

近代史研究对中国现代法治发展的影响

历史研究应当有效增进人类利益。人的思想观念受历史影响，历史研究亦影响中国现代法治建设。革命史研究范式一统天下存在着局限性。研究范式应当实现多元化，人们才能真正全面、深刻地认识近代史，形成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社会观念，促进中国的现代法治建设。     

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规律新的里程碑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次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一次全会,此次全会,无论是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还是在中国法治史上,都是一次划时代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全会。这次全会,表明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规律过程中迈出了新的步伐,是党遵循法治规律、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进一步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表明党对依法治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规律的认识有了新飞跃。     

契约文明与法治：历史审视与现实思考

契约文明尤其是契约法文明,在西方法治文明发展史上有其独特的发展进路.为此,以契约文明为视角,对中国法治建设遇阻的历史根源进行剖析,以期对当下中国的法治文明建设提供更为清醒的认识和明晰的理路,无疑是我国当今法治文明建设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基本理念

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马克思主义以人为本思想与西方人本主义思潮有着本质的不同."以人为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生成,是我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规律在认识上的升华,对于我们坚持科学发展观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法治:中国共产党治国的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治国之路回眸

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选择“法治”为治国方式的坎坷历程证明:对法的继承没有辩证的“扬弃”,对法的价值缺乏正确全面认识,是前期中国法制基础匮乏,“法治”受“人治”禁锢的重要原因;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是法制建设健康发展的关键;理论创新,实现“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完善治国方略的保证。历史回眸得到的重要启示是:法治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的必然选择。     

法治文化及其培育探析

法治文化是法律文化发展的近现代阶段,最早形成于近代西方,以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存在为前提,有着特定的内涵,具有依附性、大众性和主导性等特征。历史上中国不具备法治文化生成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条件,传统法律文化实质上是人治文化。当前中国应致力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制度和市民社会的完善,为法治文化的生长提供肥沃的土壤;应致力于西方法治文化中国化的理论研究以及法治文化理论的普及工作。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创新的伟大意义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与习近平总书记对全会决定的说明,吹响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新的号角,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依法治国新的伟大征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有着辉煌的历史,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前进,推进各项重大的创新,具有伟大的意义。     

国家优位型法治模式:中国法治的现实选择

法治的形成过程是漫长的历史,是无法超越特定的时代和自然环境的。但是,现代的世界是一个整体,法治的普适性与地方性的矛盾就表现为法律的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对立,应在本土之上谋求对普适的吸纳,这个本土即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国的市民社会离不开国家的监护,只有建立在对国家正确的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对法治的种种建构也许才有发展的余地。     

论人民调解制度价值的渊源

虽然人民调解制度的价值是多元的,但其最核心的价值莫过于社会和谐。此种通过人民调解排解纠纷以实现其自身价值的实践做法与制度安排,原本与西方国家旨在通过诉讼或者仲裁排解纠纷的法治理念有着实质上的冲突。那么,此种制度缘何在中国得以确立?它是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为何在当今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人民调解制度价值渊源的认识和探讨。其实,我国的人民调解制度的价值不仅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渊源,而且有其深刻的现代法治渊源和社会现实渊源。     

法治中国的五个维度——兼论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特性

法治中国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性,闪耀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智慧的光芒。但要完整理解法治中国的内涵,却需要从历史维度、社会维度、精神维度、时间维度、国际维度五个方面来厘清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和谐社会构建中“以人为本”思想的法理解读

马克思“以人为本”的法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该法应以普遍的人性为本、以自由为本、以权利为本、以个体为本。法治的道德起点和最终归宿就是人本身，因此法治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制度，法治的历史便是人类对自己本身认识的历史，是追求人类自我解放和人的价值的历史。     

略论中国古代礼、法与法治传统——一个法社会学视角

一般认为,中国是一个伦理道德型国家,但纵观中国古代历史,中国又不是一个没有法治传统的国家,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中,礼与法共同规范着人们的社会生活。然而,这种法治传统是缺乏民主政治背景的,非近代意义上的法治。本文将从法社会学的角度来论述中国古代礼、法与法治传统,以及它们与近代法治之间的关系。     

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探析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走向民主政治、建设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如何认识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需要我们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作一些分析和思考.     

国外学者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从总体上看,尽管有着社会、文化背景上的差异,但国外大多数学者都能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治学精神,采取一种比较客观公正的态度,因而绝大多数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有较为客观的认识和评价.但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加上他们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和西方媒体的影响,因而有些学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分析和把握上,表现出各自的局限性.关注国外学者对这一理论研究的学术成果,有助于拓宽理论视野,加强不同理论思维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并对进一步推进和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论"法治"与"德治"相结合

对于国家的治理,法律与道德向来是相辅相成的.江泽民提出"以德治国",把道德建设提到治国方略的高度,这是对我国优良道德传统和伦理治国传统的批判继承,是对西方现代法治文明的批判汲取,也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认识的深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一个历史过程.贯彻江泽民"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主要应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加强党政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从严治党,从严治政;二是努力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配套的思想道德体系,提高广大群众的道德修养与法律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