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问责的伦理机制建构

行政问责伦理机制是能够在实践中对行政官员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和自我约束的一种责任机制。行政问责伦理机制建设不仅可以降低问责成本,还可以提升问责效力。当下我国行政问责过程面临着多种伦理困境,诸如决策责任与执行责任的偏向,直接责任与间接责任的悖论,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的冲突,政治道义责任替代的行政法律责任,问倒官员的力度与官员复出的速度的矛盾,公开问责与内部处理的博弈,等等。应该从转变制度设计的伦理基础,责任文化和责任伦理重塑,加强伦理立法和外部监督等方面推进行政问责伦理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宋代救荒中的地方官员

宋代是我国荒政思想渐趋成熟、荒政制度不断体系化与系统化的时期,不过,制度规定的细致、严密,并不等同于救荒的实际效果。实际救荒中,现行制度设计中或隐或显的冲突,救荒制度背后所涵养的文化理想与社会现实问题之间的张力,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地方官员救荒中的行政选择与施行效果。朝廷对地方官员救荒的奖惩,保证了救荒制度的执行力度。     

行政决策执行过程中的偏差分析

本文总结了行政决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六种行政执行偏差 (即替代式执行偏差、粘附式执行偏差、选择式执行偏差、象征式执行偏差、观潮式执行偏差、照搬式执行偏差 ) ,分析了行政执行偏差产生的主客观原因 ,提出了纠正行政执行偏差的方法。通过研究行政执行偏差 ,笔者祈望提高行政决策的实施效果和质量。     

执行力认知的群体偏好聚合与公共政策场域的适配性研究——以44名处级官员为样本的Q方法探索

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微观基础是官员治理能力的提升,而官员的执行能力在我国政策推进过程中至关重要。基于此,本文从执行力视角切入,以“执行力认知——政策场域适配——政策执行绩效”为分析思路,以44名处级领导岗位的公务人员为研究对象,运用Q方法研究官员在针对执行力的认知偏好上呈现出怎样的群体特征,并依据其执行力认知的群体特征分析结果,分别将官员命名为团队协作型官员、个体主导型官员和制度驱动型官员三类,并分析三类官员的执行力认知群体特征在特定公共政策场域要素组合中的适配性问题,以此来进一步探讨公共政策推进过程中围绕执行主体适配度可能存在的政策执行绩效改进路径。     

论乡镇政府政策执行力提升的伦理意蕴

我国已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这要求乡镇政府的政策执行必须体现"公平正义"、"以人为本"、"德法并举"和"责任民生"。当前,乡镇政府政策执行伦理的缺失主要表现为公平正义缺失、以人为本缺失、民主法治缺失和责任民生缺失。我们可以通过营造先进的执行力文化、重塑官员道德、完善道德约束机制、构建制度伦理和实现行政道德制度化等途径来提升乡镇政府政策执行力。     

西方发达国家怎样规范官员公私关系

西方发达国家规范官员公私关系的做法和经验主要有:注重行政伦理制度建设,清晰划分公私边界;设立专门的行政伦理管理监督机构,注重预防和惩戒官员的以权谋私行为;有比较完善的行政伦理社会监督机制。这些做法和经验都十分值得我们借鉴,从而更好地加强我国行政伦理建设,规范官员的公私关系。     

行政执行中的伦理问题与道德准则

行政执行是实现行政目标的过程,涉及到多方面的复杂关系和程序,包含着诸多的伦理问题,需要遵循正确的伦理原则。行政执行主体应该公正地运用行政执行权力,自觉履行行政伦理责任,坚持选择正当的执行手段。只有这样,行政执行才能合理地进行,有效地实现预期行政目标。     

机构改革与行政执行

行政执行是指行政机构及其人员对行政决策的执行,有效的行政执行取决于精干高效的行政机构。目前,我国的新一轮机构改革将革除现行行政机构的弊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新型政府,这对于提高行政执行的效率具有积极意义。因此分析我国现行行政机构的弊端对行政执行的负面影...     

领导参考

《行政许可法》对官员权力有了制约资料来源:领导参考 2003.9《行政许可法》于近日正式通过,由于这部法律限制了行政机关的部门利益,它对于转变政府职能,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国家行政学院法学教研部主任应松年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认为,《行政许可法》的出台,限制了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甚至官员个人的利益最大化。     

执行到底

过去十年，“执行”可能是中国最常用的管理词汇之一，无论是企业家、职业经理人，还是政府官员、社会组织领导者，谈到战略规划和任务的实施时，一定会再三强调“执行”。企业家认为“没有执行，一切都是空谈”，官员认为“执行力是政府工作的生命力”。“执行”为何如此重要？什么是“执行”？究竟如何做才能打造高效的执行体系昵？     

非诉行政执行的正当程序及其法律控制

非诉行政执行是人民法院根据行政机关的申请,依法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的行政强制执行。事实上,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程序并无实质上的约束力而流于形式,从而放纵了行政权力的扩张,甚至使有限的司法权成为执行行政权的工具,其结果不仅是漠视和剥夺了行政相对人正当权益、损害了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的目的,而且还削弱了司法权威。为此应当在行政强制执行理论范畴中对非诉行政执行制度进行深度研究并结合司法权与行政权的配置等要素,将非诉行政执行与行政强制执行从制度上重新整合,突破理论上的瓶颈和掣肘,完善法律救济渠道,在正当程序法律分析的基础上对行政强制执行予以法律控制,全面实现行政法制现代化。     

完善行政问责制的思考

我国行政问责制在问责主体、对象、方式、程序等方面还不完善。行政问责的制度化、常态化,能够使官员预测到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从而避免失职失责行为的发生。这必将有利于官员的清廉公正,也有利于对民众权益的维护,对法治政府、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建立我国的执行诉讼制度

我国的非诉行政执行制度在解决行政机关的执行权过程中存在诸多弊端,与非诉行政执行相类似的是执行诉讼制度。执行诉讼制度不仅能够解决执行行政决定的问题,而且可以给行政相对人更大程度的保护,对行政机关进行更全面的制约,执行诉讼制度的确立是司法审查制度的完善。     

问责官员复出与问责制的系统思考

追究官员的责任应区分程度、定性准确、依法进行,从刑事、纪律、政治、道德等方面分别对待。应依据官员受到问责的性质分析其复出问题。应尽快健全和完善官员复出的制度规定,提高行政问责制的权威性、公信度。     

“诉”与“非诉”的区别及启示

我国的非诉行政执行制度是为了解决行政机关的执行权而设置的,法院通过对行政机关行政决定的审查、规范并监督行政权。而在运行中,这一制度却带来了理论和实践的诸多弊端。美国的执行诉讼制度有着和我国非诉行政执行制度相似的适用前提,但不同的制度设计,使其与我国的非诉行政执行制度形成了一定的区别。     

救救“白加黑”与“五加二”的官员

日程化、程式性的行政生活,确实使官员陷入了事务繁忙的泥沼,导致官员的理性思维和创新活力逐渐萎缩,甚至丧失了自我,丧失了个性,该是我们喊"救救官员"的时候了     

如何为受“批条”围困的“执行”解围

多年来,法院“执行难”一直为社会所关注,甚至已成为影响司法公正的瓶颈和焦点问题。据《南方都市报》2 0 0 3年12月19日报道,时下尽管造成“执行难”的因素很多,但地方及部门保护主义和人情干扰等却首当其冲,“70 %执行案有党政官员批条”,而一些领导身边便是一个权力市场,有些人就利用领导“批条”赚钱。为“保护地方利益”,一些地方政府干脆发文件限制外地法院到当地执行,外地法院来执行案件竟必须经当地行政领导批准(可谓另类批条)。而有些地方规定法院要查封企业财产必须经市委、政法委等批准。更有甚者,一些地方还成立了“投资环境保…     

规范审批,不给腐败留空隙

规范行政审批制度成为行政体制改革的新热点,绝非偶然。欲从根本上遏制官员腐败,必须从权力的来源、配置、运作和监督等体制问题上入手,形成一种以法限权、以权制权,以民督权的体制,使官员想腐败而不敢,欲腐败而不能     

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几点思考

行政组织及其官员应对其行政行为承担责任,这是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推进政治文明的重要举措。现行行政问责制度设计的缺失,需要通过加强问责体系、异体问责、正当程序建设等措施不断完善。     

以社会资本规避官员道德风险

在市场转型的特殊时期,由于行政领域的信息不对称和政府官员的理性“经济人”特性,不可避免地带来政府官员的道德风险。本文通过揭示社会资本和官员道德风险的内在联系,分析社会资本何以能够有效地规避官员道德风险,并提出社会资本规避官员道德风险的具体途径和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