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之窗

周恩来虚心向施今墨请教 施今墨是北京四大名医之一。1925年,孙中山在京卧病,曾邀他参加会诊。 1953年4月,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了施今墨。周恩来说:“施老先生,我想请您当老师,谈谈祖国医学事业的发展问题,这是当务之急啊！”施今墨说:“总理您太客气了,今墨不过一介草药医生。” 周恩来说:“您是专家,搞事业不听专家意见,不懂装懂,独断专行那是要吃亏的,我今天是虚心求教,请千万不要     

周恩来与父亲的深厚感情

周恩来与父亲的深厚感情郭绪忠１９３８年５月，周恩来的父亲周邵纲老先生因浙江绍兴老家已陷敌手，启程专来汉口投靠周恩来。周恩来的母亲早逝，留下父亲和两个弟弟。１２岁那年，周恩来随伯父周贻赓去东北进校读书。以后，在繁忙的学习和革命斗争中，周恩来从没有因为对...     

人各有志——严修与周恩来

周恩来于1913年秋考入南开中学。不久,其品格与才能,得到校董严修先生赏识,赞之为“宰相之才”。1915年,南开全校国文比赛,每班5人。严亲自阅卷选拔。周获全校第一名,其所在班也获班际第一名。获严修先生题写的“含英咀华”四字旗一面。严修与周恩来相差38岁,但一老一少,结成了真势的忘年之交。周     

周恩来与《松石啸虎图》

1927年“四·一二”以后,周恩来从上海来到武汉,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在这白色恐怖中,周恩来立身何处呢?一天晚上,周恩来来到一座很幽静的花园别墅,别墅四周绿荫遮地,竹木繁盛.周恩来到了门前,向门卫通报了姓名.不一会,门开了,周恩来进了院里,没走几步,有两人迎面而来.周恩来一见,几步迎了上去,躬身施礼道:“二位夫人好.”原来.迎接周恩来的是孙中山夫人来庆龄,廖仲消夫人何香凝.这所别墅,是宋庆龄在武汉的寓所.两位夫人将周恩来迎至客厅.客厅中高悬着孙中山遗像,对面墙上是孙中山手迹:“世界潮流洁浩荡荡,顶之者昌,逆之者亡.”进了客厅,宋庆龄将周恩来引至书房.书房条案上摆着一轴字画,由于卷着,看不出画面内容.宾主落坐后,没等周恩来开口,宋庆龄取过一张报纸,说道:“恩来,报上最新消息看到了吧,昨晚何健带兵搜查鲍罗廷公馆,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下落不明.”周恩来说:“二位夫人,自‘七·一五’后,武汉已是一片血雨腥风,大批共产党员倒在血泊之中.”宋庆龄愤慨地说:“汪精卫、蒋介石这些败类,把好端端的一场革命给糟踏了.孙先生多年的心血,让     

周恩来最后两年的政治交待

1974年和1975年,是周恩来辞世前最后两年。在这两年时间里,他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而又讲策略的斗争,给予邓小平以坚决支持。由于周恩来在党内有重要地位和影响,在全党全国人民心目中有崇高威望,他在这两年对“四人帮”的斗争和对邓小平的支持,不仅为中国共产党最终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基础,也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可以说,这是周恩来最后两年的政治交待。     

不是做官,是做事

《光明日报》曾刊载一则名人轶事,至今难忘。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在旧中国曾多次拒绝旧政府的高官厚禄。1949年3月,他来到解放后的北平也无意做官。鉴于此,周恩来前往黄家拜访,诚恳提出请他担任政府公职。黄仍抱定初衷,说:“1946年我才68岁,已觉年纪老了,做不动官了,如今72岁,还能做官吗?” 周恩来充满敬意地望着比自己大20岁的老人,回答说:“这不同于旧社会做官,现在是人民的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经周两个多小时的恳请,终于劝动黄“出山”。这里黄炎培慎于做官,精神可嘉,姑且不谈,周恩来劝他“出山”的一句话,却如雷灌耳:“不是做官,是做事”。这句话体现了中国儒学传人孟子老先生的“民本”思想,这句话也正是周恩来一生的光辉写照。他为人民做了那么多苦事、难事,难怪许多人称他为“周”总理,这个“周”就是周到、周全。 过去和现在,不乏将“做官”当做“做事”的人:献身兰考的焦裕禄,奔走无极县的刘日,走向山西基层的胡富国,人称巴山公仆的徐启斌,没于洪水的张鸣     

王去病不是周恩来的嫡亲表妹

《周末》1998年2月13日7版刊载了浙江仲向平的文章《周恩来的嫡亲表妹王去病》一文.其实王去病不是周恩来的嫡亲表妹,史实如下:其一,周恩来父亲一辈只有嫡亲兄弟四人,没有女性.1996年,周恩来大伯父的孙子、周恩来侄儿周华章同志曾寄给我一份他祖父周嵩尧写给总理办公室何谦秘书的一封专谈周恩来亲属的信.信中明确交待“总理没有胞姑母,也没有胞姐妹”.现在该信内容已收入党建读物和中国青年两出版社联合于1998年2月出版的《周恩来家世》一书.其二,据周恩来嫡亲侄女周秉宜同志写的周恩来的《姑母周桂珍和姑父王子余》一文说:“周桂珍(1873—1913)是周恩来大伯祖父周晋侯的女儿,按大排行,她应是周恩来的二姑母.”“ 1894年,     

周恩来的出生地岂容怀疑

退休后的我喜欢到图书馆翻阅旧报刊、古图书。前阵子偶然看到上海《文汇报》1998年2月22日7版上刊载有一篇《血脉情深——周恩来与绍兴的渊源情愫》(以下简称《情深》)的文章,文中竟然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命题——周恩来出生在绍兴。作为周恩来研究专业人员的我,自然十分感兴趣。然而细读之后,却发现根本经不起推敲,只不过是目前社会上一种“争抢”名人的一厢情愿之举。 《情深》的主证是1978年7月25日时任武汉医学院的党委副书记张泽生的回忆。他说当年搞地下工作时,有一次前往重庆红岩联系汇报工作,住红岩招待所时,与周恩来父亲周劭纲先生住上下楼,吃也在一起。周老先生在一次跟他们谈话时说“周总理是在绍兴出生的”。     

王光美与刘少奇结婚前后

王光美的父亲被周恩来称为“老先生一生不容易,是爱国的”;母亲被刘少奇誉为“革命的外婆”1921年9月26日,王光美出生于北京旧刑部街32号。父亲王治昌作为经济专门委员,正在美国出席华盛顿九国会议时,得知女儿出生的消息,高兴地按天津王氏谱系,为爱女起名“光美”。王治昌,号槐     

周蒋对弈

1945年9月,周恩来随同毛泽东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他那机敏的思路、犀利的言辞,驳得蒋介石张口结舌,难以答对.休会时,为了挽回面子,很少开玩笑、自恃棋艺精湛的蒋介石笑着对周恩来说:“太紧张了,恩来.我们两个下盘棋怎么样?”周恩来欣然点点头:“奉陪.桌上两党和谈,桌下楚汉相争,挺有意思嘛!”     

周恩来邓颖超何来订婚照?——存真求实话本相

1996年8月8日《报刊文摘》头版刊有一则摘自8月1日《广州日报》的消息:《周恩来邓颖超订婚照将公开》.消息还说,由邓颖超在津同学与同事张广煦收藏的这批资料将由其儿子张文藻捐给天津筹建中的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其实,凡是了解周恩来、邓颖超两人相识、恋爱和结婚经过的人都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俩不可能有订婚照.周恩来和邓颖超是1919年“五四”运动时在天津相识的.当时,周恩来21岁,邓颖超只有15岁.名字还叫邓文淑.后来,周恩来因领导学生运动被反动当局逮捕,获释后即去了欧洲.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只是相识和短暂地相处,根本没有,也不可能谈情说爱,也就更谈不上拍什么订婚照了.周恩来旅欧时经常与国内的亲友、同学们通信,而收到他信最多的人就是邓颖超.通信多了,彼此的了解也就加深了.“周恩来主动向邓颖超求爱,并要求尽早得到她的答复”.邓颖超后来回信答复了.因此.他们“是在通信中确定恋爱关系的”.如果这时他俩就算订婚的话,一个在欧洲,一个在天津,怎好拍订婚照呢?1924年周恩来回国到广州投身火热的大革命运动.他于1925年1月趁上海出席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机会托北京代表高君宇当“红娘”捎信给邓颖超,这时,邓颖超也因在天津积极开展革命活动遭反动当局通缉.     

樽俎之间 折冲千里——周恩来与蒋介石的庐山谈判

抗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经过近半年艰苦谈判,中国社会水火不容、厮杀十年的两大对立政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终于开始了第二次合作。毛泽东在延安庄严宣告:“现在两党重新结成的统一战线,形成了中国革命的一个新时期”,“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然而,这一“崭新阶段”的开端却是相当艰难、相当曲折的,其程度有时真令人难以置信。当我们追寻审视这段历史时,不难发现,周恩来1937年6、7月间到庐山直接与蒋介石谈判磋商,是其中最为关键;最耐人寻味的一段篇章。     

比金子还贵重的友情──周恩来与金日成

比金子还贵重的友情──周恩来与金日成南哲中朝两国人民，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就结成了传统的战斗友谊。新中国成立后，共同的目标、相同的命运以及传统的友谊，把中朝两国紧紧地连在一起；两国领导的交往，也逐渐频繁起来。周恩来与金日成，在这种交往中成为情谊深厚的朋...     

民心的慰藉——“周恩来号”机车命名前后

1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远地离开了人世,举国哀痛,铁路工人和家属用各种方式寄托哀思,表达对人民的好总理的怀念之情.1976年10月30日,是“毛泽东号”机车命名30周年的纪念日,来自全国铁路100多位先进机车司机云集北京,其中有历任“毛泽东号”司机长和“朱德号”现任司机长,很多人都曾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有的多次担任过牵引周总理专列的任务.在座谈中,大家满怀深情地缅怀周总理生前对铁道事业的关怀,一致要求命名一台“周恩来号”机车.1977年9月,国务院领导通知铁道部,中央同意命名一台“周恩来号” 机车.铁道部政治部和机务局多次讨论,考虑到”毛泽东号”和“朱德号”都是货运机车,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哈尔滨,对“周恩来号”的选择一致顷向于在南方.经铁道部党组决定,在上海铁路局选一台担任客运的国产内燃机车命名为“周恩来号”.10月1日,上海铁路局正式     

他曾执行过周恩来的秘密使命追忆王伏林同志

见证周恩来“蓝天情思” 第一次见到王伏林老人,是为纪念周恩来的94诞辰。那天到场的有周恩来的亲属和生前身边工作人员、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组的研究人员等50多人。听介绍的人说,“王伏林同志,1951年到1958年,1964年到1966年两次出任周总理的秘书,负责经贸工作,是周恩来大秘书中较为年轻的一位。”我望着王老那和善的面容,微笑的神仪,心里充满了敬意。     

悼念周恩来

1976年3月5日,“四人帮”控制的上海《文汇报》在刊登新华社一篇关于纪念和学习雷锋的新闻稿时,将周恩来为雷锋的题词删掉;3月25日,《文汇报》发表了《走资派还在走,我们就要同他斗》的文章,影射攻击周恩来。这两个事件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悼念周恩来、声讨“四人帮”的浪     

论有中国特色的宗教政策

有中国特色的宗教政策,即党和国家针对中国宗教的特殊情况,制定并实施的处理宗教问题的基本准则和具体措施,这是其他国家没有的,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坚持政治上团结合作、思想信仰上互相尊重”的与宗教界结成爱国统一战线的政策与宗教界结成爱国统一战线,共同致力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是党和国家一贯坚持的宗教政策。1.与宗教界结成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事关党和国家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便指出: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的宗教信仰是个思想认识问题,“并不妨碍我们整个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团结,并不妨碍我们祖…     

迂回抗争的成功一着 ——“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系列之五)

1967年7月,周恩来要跟随毛泽东外出巡视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当好“联络员”,直接同他联系。这一着棋,就象在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心脏插入了一把尖刀,同时也为党内健康正义的力量同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邪恶势力作斗争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迂回抗争的新策略 1967年,曾被周恩来称之为“最不平静的一年”。     

周恩来与张治中:从对手到挚友

一个是共产党的领袖之一，一个曾居国民党的高级官位；一个为劳苦民众的利益战斗，一个曾为反动腐败的政府服务。沧桑几十载，人间不了情。这两位曾是对手的风云人物最终走到了一起，结成了知已、挚友。周恩来与张治中，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史上留下了千古佳话──长沙火变，周恩来坦诚执言周恩来与张治中相识于黄埔军校，但两人的深交是从长沙那把大火开始的。长沙火变，又称长沙纵火案，在民国史上至今仍是一桩扑朔迷离的悬案。它发生在1938年11月，同当时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这年10月，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相继攻陷广州和武汉，使地处南北…     

『四人帮』倒台前的姚文元

1976年,姚文元收到了两封奇怪的信,既不交给华国锋,也不交给江青、张春桥、王洪文1976年1月,周恩来逝世。4月,在天安门广场上爆发了以悼念周恩来、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为主流的“四五”运动。4月12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封的下面写着:“《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