爬坡过坎”与“南门立杆”

中国的“三中全会”现象，已成为一个世界性话题。其之所以备受关注，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在决定未来发展的历史关口，所体现的战略眼光和“爬坡过坎”的改革精神。新一轮改革发展，同样面临着诸多“险滩”“峻岭”，靠什么“爬坡过坎”，需要勇气，需要智慧，更需要自信。     

对农村宣传思想政治工作现状的思考

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农村的宣传思想工作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但同时在一些地方,也出现了农村宣传思想工作被淡化的趋势,新的“一手硬、一手软”现象再度出现。计划生育、经济工作,这些都是硬指标,唯独农村宣传思想工作是软任务。一些同志对待这项工作往往是“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由于忽视宣传思想工作导致了个     

科学发展观与科学改革观

科学发展观回答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为何发展、如何发展的重大问题,进一步指明了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而由科学发展观出发,科学改革观也呼之欲出。从逻辑延伸来看,科学发展观包含着科学改革观。与“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截然不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领导人不断强调,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要靠自己的发展;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是硬道理”,业已成为当代中国的“硬道理”。同样,与“抓革命、促生产”、“抓纲治国”截然不同,1978年以来,领导人自觉以“改革开放”来推动发展。“改革是…     

以法治凝聚改革共识

法治是凝聚改革共识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从法治原理来讲，恪守法治与深化改革总体上是统一的、一致的，但在某些方面也会有不统一、不一致的现象，尤其是一些地方和部门搞的“先行先试”的试验性改革，一些敢闯法律和政策“禁区”的探索性改革，一些涉及合法性的改革尝试，必然会挑战既有的法治秩序和法治权威，出现所谓“良性违法”等改革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尤其需要凝聚改革共识。一方面，全社会应当通过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尽可能达成为什么要改革、改革什么和怎样改革的共识，从而为深化改革、突破改革难关提供充分的民意支持和合理性前提；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解决好企业办社会的问题

国有大中型企业肩负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必须解决好“企业办社会”的历史问题,既是中国企业改革的必然趋势,也是现实可行的。现就几个应注意把握的问题作一些探讨。 一、要时刻注意把握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辩证关系。我国是个国大人多、历史包袱重、发展条件较差、改革难度大的国家。要想大改革、大发展必须注重大稳定。国之不稳,民这不稳,改革何成?发展何成?因此,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既应作为国家长治久安之大政方针,也应作为当前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解决好“企业办社会”问题的具体目标加以实施。毫无疑问,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改革与发展取得大成就,稳定取得大成功,但改革所造成的震动也是记忆犹新和有切肤之痛的。我们看到众多企业在处理这三者关系取得了宝贵成功经验的同时,不是也时常看到有的企业在这方面处理不当,以致酿成企业职工失业,生活水平明显下降,甚至造成企业震荡和巨大损失吗?即使是那些对“三者”关系处理得较好的企业也不是十全十美,也或多或少或大或小地出现影响“三者”关系的隐患和现象。所以,要解决好“企业办社会”的问题,政府、企业各个方面都要时刻注重把握好“三者”关系。     

中国储蓄率高原因何在

“社会保险网薄弱是中国高储蓄率的重要因素”、“增加出口税有助于缓解外贸顺差”“中国应该走自己的、以环保和提高就业为特点的创新发展之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斯蒂格利茨就中国改革的各个方面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斯蒂格利茨表示,中国的发展模式很好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与发达国家尤其     

改革需要突破“维稳”关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改革”一同出现了近70次。温家宝总理指出：要以更大决心和勇气继续全面推进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各项改革．破解发展难题。改革决定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当改革涉入“深水区”．改革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维护稳定成为牵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敏感因素．深化改革可能影响眼前的稳定．而为了眼前稳定而搁置改革，又会导致一些深层次矛盾的积累．     

国情

高层 李克强：体制的改革包含着巨大的潜力 去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务院副总理李克强首次提出“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之后他义频繁提及“改革红利”，人民网评论为“观点正在变为更加清晰的路径”。曾有地方负责人“诉苦”说，西部边境地区的一些建设项目，需要千里迢迢跑到中央汇报审批。     

对“文化大革命”中“三结合”的述评

“三结合”是对“文化大革命”中中国领导机构内部人员构成和运行方式进行概括而形成的特定术语。其内涵几经变化,在中国领导体制的发展进程中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对“三结合”这一现象进行剖析,再现其发展的历史轨迹,探讨其产生及演变的社会原因,希望能为中国领导体制的改革提供一点历史的借鉴。     

中国渐进式改革的路径选择和制度变迁评析

渐进改革创造了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这个成就的取得受益于中国改革的渐进式路径选择及其进程中的制度变迁,尤其是以体制外的增量改革和经济改革为主线、政治改革相配合的特点更值得重视。制度变迁的多样化使中国改革没有出现大面积的“制度真空”而保持了社会有序,其绩效已为20多年的中国发展所证实。在改革中累积的一些经济和社会问题需要解决,采用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符合中国的要素禀赋,有助于增量和存量改革的相互配合,对制度的继续创新、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解决乃至社会稳定都比较有利。     

发展是硬道理

“发展是硬道理”，是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刻提出的科学论断，它包含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凝聚着深刻的政治智慧，有力地推动着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事业。我们要深刻领会这一论断的深刻内涵，寻求加快发展的有效途径，解决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以实现我省经济持续快速...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

邓小平同志南方重要谈话,是对中国建国四十多年经济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十多年经验教训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它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与“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一个社会形态的始终,都贯穿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两对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推动着人类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邓小平同志从中国国情出发,提出“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论断,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新概括,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恩格斯曾断言:“所谓社会主     

中国社会救助认定亟待解困

历经30多年改革发展，中国的社会救助正在形成以城乡低保、保障性住房、教育救助、医疗救助等为核心的制度框架，它构成了民生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维系着社会稳定与和谐。但面向低收入群体的救助政策扩面加码、群众受惠“真金白银”的事实，也使一些不符合条件的人想方设法挤进社会救助申请者行列，由此产生的“开私车领低保”、“老板、富翁入住经济适用房”等现象引起社会强烈不满。如何严把救助标准认定关，成为一个体制性难题。     

论行政审批中的"越位"、"错位"和"缺位"

行政审批改革是行政管理改革的重要内容 ,我国当前的行政审批存在着严重的“越位”、“错位”和“缺位”现象。双轨制的存在、权力利益的部门化和个人化、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及传统观念的顽固存在是导致行政审批当中不合理现象和错误做法的主要原因。应当通过加快立法、大力发展中介组织、积极借鉴中外行政管理的先进做法来消除这些弊端。     

经济合力运行的宏观调控

目前,在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这个“大合唱”中,常常出现一些不协调的音符。例如:“绕道论”、“对付论”者有之;各唱各的调,搞部门中心论者有之;搞局部至上、地方至上,要全局、全国服从自己者更有之,等等。这些分散主义、地方主义的倾向,严重影响着经济合力的形成,制约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深入发展。本文试图针对这些错误倾向,就经济合力的宏观调控问题,进行一些理论上的探索。     

“改革第一人”的悲喜人生

2014年2月6日，76岁的“国企承包第一人”马胜利离世，勾起人们对当年经济商业领域“改革第一人”的回想：年广九、鲁冠球、步鑫生、杨嘉兴……在那个启动中国大变革的岁月里，他们是改革的先行者、时代的并潮儿，甚至成为领导人的座上宾，全因在惊涛骇浪的改革大潮中，记录着一个个“第一”的光辉历史。这是一些被改革改变命运的普通人，也是促发改革的不平凡者。     

中国经济学面临两大转型

转型之一:从“改革经济学“向发展经济学”转型 自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间,中国经济学在改革与发展问题的研究上,中心主题是研究改革,发展是作为改革的目的放在改革的框架中。1986年《关于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就明确提出“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1996年《“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仍把“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看作“是今后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国经济学可以归结为“改革经济学”或者“过渡经济学”。它的核心和实质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论依法治国进程中的"关系现象"

“关系现象”是中国社会最常见的社会心理现象,该现象在中国有独特的产生基础、表现特征和社会作用,过分重视“关系”而忽视法律,甚至逃避法律是阻碍法治中国理想实现的重要社会心理、文化根源,文章对如何克服这种障碍提出了一些对策。     

改革与权

“昨夜江边春水生”,改革的潮流,一夜之间就出现在人们面前。春水拍打着岸边的泥沙,浮起了艨(舟童)巨舰。改革的潮流冲击着一些不适应“四化”的东西,冲击着一些束缚     

一九九四年:中国改革的四度、三线、五稳定

举世公认,1994年,中国的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和“黄金时期”。人们称今年是“改革年”、“攻坚年”、“关键年”。 一些权威的经济学家在分析今年中国改革时,用“四度”、“三线”概括之。 “四度”——广度、深度、力度、难度。 说其广度,1994年伊始,财税改革、金融改革、投资改革、企业改革、住房改革、所有制改革、物价改革等多项改革一并推出,配套进行,其改革领域之广,系15年来改革之罕见。 说其深度,过去的改革多是对企业放权,对地方让利,减少指令性计计划等,均是浅层次的改革,没有触动旧体制。今年的改革则是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