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中的公平问题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代内不公平和代际不公平问题。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和谐的音符。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构建和谐社会，就要在发展的基础上，既要实现代内公平，又要兼顾代际公平。     

论作为现代性问题的代际公平

全球性的生态环境危机已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置于触目惊心的危险境地,它是代际公平话语凸显的存在论基础;代际公平问题作为一个课题摆在我们面前,是现代以来的事,是伴随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现代性问题。     

行政生态向生态行政嬗变：代际公平理念嵌入

行政生态存在的重大理论缺失使其难以有效指导公共行政以解决资源环境问题。资源环境问题本质上属于代际公平的范畴，从代际公平的本义切入，寻求政府管理与代际公平的契合，就是要推行生态行政。生态行政是对行政生态的修正和政府处理资源环境问题及维持社会代际公平的必然选择。推行生态行政需要从斧正行政目标、强化政府环保责任、平衡政府权能、完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约束政府生态管理行为等方面加以实现。     

代际公平——基本公共服务体制设计的伦理路向

社会公平是公共行政理论和实践的支柱之一，在公平这个伦理范畴内，代际公平一直以来都是备受争议的话题。在基本公共服务明显增强的当今中国，公共管理者、公民。应当将代际公平列为公共服务相关的公共政策制定标准，在正义的储存原则和政策分配原则引导下，设计出符合代际正义的公共服务体制。     

生态补偿制度的理论基础——环境公平

当今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伴随着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责任不明确造成了环境资源的任意索取和环境问题无人问津的现状。十八大正式提出建立生态补偿制度,运用经济手段保护生态环境。要建立科学合理的生态补偿制度,须有正确的理论基础,公平原则是其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法的正义价值、环境公平理论是生态补偿制度公平原则的理论支撑。生态补偿制度的公平原则包含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等内容,其内容都体现了生态补偿制度的宗旨,即平衡环境权利和义务,实现可持续发展。     

论经济法的宗旨

经济法的宗旨是经济法所追求的目标或价值取向,是经济法基础理论中高度抽象又必须解决的问题。经济法除了具备法的一般宗旨之外,还承载了独特的法目标,主要包括保护市场运行和国民经济整体安全、追求体制效率和国民经济整体效率、偏重结果公平和实质公平并兼顾代际公平。     

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发行公债的必要性分析

开放并加强地方政府发债管理是学界多年所关注的改革大计，随着财政部起草的有关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的方案已提交国务院待批，我国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公债将是大势所趋。从政府职能、现实财政收支和代际公平三个视角对我国地方政府发行公债的必要性进行分析不难发现，地方政府职能重要性的进一步凸显、现行的财政体制改革对于匹配财力与事权效应的不显著、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中存在的“代际不公平”的问题，都对我国地方政府发行公债提出了紧急而迫切的要求。     

教育公平与代际流动：罗尔斯“社会公正理论”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接受教育作为一种底层人士实现向上流动的制度化渠道的功能正在逐步下降,一方面反映了城乡和地区之间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分配导致的个体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另一方面则反映出中国社会阶层代际流动固化现状背后隐藏的地位获取机制问题。现阶段,我国处于社会不平等结构下的家庭地位继承的代际流动状态,先赋性因素对代际流动产生显著影响。罗尔斯的“社会公正理论”对于解决当代中国的代际流动固化问题的借鉴意义在于：第一,合理分配教育资源,保证个体机会均等;第二,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增强社会职位的开放性,以减少先赋性因素导致的社会成员地位的过大差距。     

再论社会公平正义——基于社会“拼爹”现象的政治学思考

2010年在一系列"官二代"、"富二代"的网络事件频发过程中,"拼爹"一词迅速蹿红,网民戏称"拼爹时代"到来,"拼爹"事件背后反映的是社会公平被破坏,社会不公平的代际传递和社会有等级化的危险。我国正在大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二代问题频繁刺激人们的神经,已经是社会不和谐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要采取形成共享价值观念,约束一代的权力和调整社会经济结构等各种措施,防治"拼爹怪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功利主义对代际正义的支持及其限度

代际问题的现代凸显,引发了大家对代际正义的关注和研究,而代际间是否存在正义,是代际正义必然遇到的第一理论问题。功利主义所倡导和要求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基本原则对代际正义有一定的支持作用,但是由于功利主义自身的矛盾性以及论证上的缺陷使得这种支持又是非常有限的。     

贵州农村问题构建与农村发展——基于社会公平价值理性视角的研究

人类理性分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在政策问题构建过程中,理性决定着人们对问题的认识。30多年的改革开放,工具理性占据主导地位,使贵州物质财富得到极大的发展,但也产生了众多问题。现阶段应该呼吁价值理性的回归,尤其是社会公平价值理性。文章以社会公平价值理性为视角,以贵州农村问题为脚本,运用威廉·N·邓恩的政策问题构建模型,通过实地调研,阐述贵州农村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政府资源不公平的配置,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     

对高科技企业实行股票期权的探讨

股票期权作为一种激励手段,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尤其对科研投入大、风险高的高科技企业更为重要。高科技企业实行股票期权,应着重处理好股票期权确认时点、股票期权的计量、股票期权的披露等问题。     

Protection and Regulations to Status Property of Rich Second Generation

The status property of rich second generation is based on protection of status relations and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private property lateral expanse to the family property, and vertical expanse to inheritance property, but the current legal right of property has also shaped the power of the rich second generation. Policies for rich second generation should be based on the property nature of private right and sociality, the efficiency of property possessi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equity to inheritance, and the abuse of property rights. Rich second generation have limited legitimacy to the property.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system of equity and trust to serve their property, and use the estate tax to achieve balance of interests between individual and society, but also need to overcome the fairness of procedure to constraint abuse of power.     

绿色消费的测度、分解与影响因素分析

缺乏科学客观的绿色消费评价指标体系，严重制约了宏观层面绿色消费的量化研究。基于宏观视角，借助两阶段贝叶斯模型平均法等方法开展了绿色消费的测度、分解与影响因素分析。通过构建包含生产、生活、生态三个子系统的绿色消费指数指标体系并测度发现：21世纪以来我国绿色消费指数不断上升，三个子系统指数的变化呈现出明显差异。指数分解发现：经济增长是我国绿色消费发展的最主要驱动力，技术不足和生态环境欠佳制约了中国绿色消费发展。从经济、技术和生态三方面检验影响我国绿色消费的主要因素发现：总效应方面，投资和城市化对绿色消费发展具有重要拉动作用，由于研发投入成本高，前期创新投入对我国绿色消费发展有负向影响；经济分效应方面，投资和产业结构对绿色消费经济效应有正向促进作用，创新投入和生态修复具有负向作用；技术和生态分效应方面，消费、投资、生态修复对绿色消费技术效应和生态效应有促进作用，创新投入对于技术效应和生态效应具有负向影响。     

论我国私募股权基金IPO退出的法律环境及渠道选择

私募股权投资是指对未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私募股权投资者的目的是为了获取高额收益,而退出渠道是否畅通是关系到私募股权基金投资产业是否成功的重要问题。为了实现投资者的目的,就要求市场上有健全的退出机制,让投资者能够顺利地把资金撤出。首次公开发行(IPO)无疑是私募股权退出的首要选择。在我国,可以通过海外上市和A股上市实现IPO。随着《并购规定》的实施和中国A股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在A股上市,实现私募股权基金的退出,成为私募股权基金的重要选择。     

试论社保基金在私募股权市场的投资

我国的养老基金面临巨大的保值增值压力,我国的资本市场的效率与容量也较为低下,养老金保值增值与资本市场的发展息息相关,一条资本市场稳健发展﹑社会福利化水平稳步提高的经济良性发展之路值得探索。私募股权投资也是我国养老基金发挥企业家才能﹑获取丰厚回报的投资渠道,更是避免政府投资被市场无效消融的一条渠道。尤其在当前,我国处在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包围之中,一些关键性的行业﹑企业更需要来自政府的直接引导,从资金、技术、经营思路、市场责任等各方面的引导。     

判断合理投资率的重要原则

投资率与消费率相协调是判断合理投资率的一条极为重要的原则。通过对我国资本生产率及消费率和投资率变动趋势的分析，得出20世纪中期以来我国投资率和消费率趋于不协调，不协调的状况是投资率偏高而消费率偏低。     

当前中国经济结构性分化的重大现象、突出症结与破解思路

当前中国经济表现出南北区域板块、制造业部门和服务业以及不同所有制企业部门之间的结构性分化现象。对中国仍然处于特定的“投资增长驱动发展模式”的基础性作用认识不够,对制造业部门的高质量投资对提升中国未来潜在增长率的决定性作用认知不够;政府一味依赖的土地财政以及诱发的高房价、高房租和房地产泡沫,既对以制造业为主的旧动能国际竞争力造成了挤出效应,也对新动能的发展壮大产生了难以忽略的阻碍效应甚至抑制效应;针对困扰中小微企业发展的融资难融资贵困局推出的各种金融政策举措,非但没有有效缓解中小微企业的制度扭曲性融资约束难题,反而导致中小微企业和创新型企业的贷款难度提升,这已成为影响和阻碍中国新动能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需要深入剖析这些问题形成动因以及机制体制障碍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改革突破口和具体政策建议。     

教育公平视野下的政府责任

在现代民主社会,教育公平是教育领域的基本价值取向,它不仅关系到社会公平的实现,更关系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教育公平已成为世界各国教育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教育公平是制约我国教育健康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政府是推进教育公平的主导力量,要在其中承担主要责任。     

从受教育权看人权的不可分割性

根据人权的代际理论,受教育权先后被人们归属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乃至于第三代人权.事实上,受教育权沟通了三代人权并具有一种综合的权利属性.可见,各类人权不仅在价值上相互依赖,而且在权利属性上相互重合.我们不宜以人权代际理论等理论上的分类方法为依据来延缓对经济、社会、文化权利以及第三代人权的保护,要对之保持一种积极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