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与中国文化

佛教于汉代由印度传入我国,近2000年来,与我国的本土文化道教、儒学不断融合,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最为突出的是佛教禅宗在中国开枝散叶,开花结果,并与道教和儒家学说互相影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禅宗佛学文化和丛林制度,对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演变产生很大的作用,并延伸和扩展到整个文学、艺术、建筑、教育等领域。研究汉传佛教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可以进一步使人看到祖国大陆和台湾的佛教同祖同源,法脉一家,能够增进中华民族凝聚力。同时,也可以逐步引导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促进世界和平服务。     

评梁启超的佛教人物研究

佛教人物是梁启超晚年佛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他在这一学术领域的创新与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对佛教重要人物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所发挥的影响做了较为合理、准确且客观的定位;第二,对佛教重要人物的佛学成就、功绩及其品格等,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作了独到的分析评估;第三, 注意佛教人物的比较研究,以突出其作用、个性及特征;第四,开创了佛教人物宏观研究的新视角     

禅学与经济学伦理价值探析

佛教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丰富发展,形成了具有本土特色的禅宗体系。通过借鉴禅宗的哲学思想,探讨经济学基本问题的可能解决途径,通过激发人的纯粹理性追求来克服经济人假设局限,注重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深入探究本质以提出价值判断的研究方法,运用"中道思维"处理社会关系矛盾对立的思维观念和研究对象上回归"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关怀追求,有利于开拓中国特色经济学研究新境界。     

太虚“人间佛教”理念的提出及影响

本文认为,太虚提出佛教革命,进而提出人生佛学、人生佛教,再提出人间佛教,可见人间佛教有一个形成、发展的过程。因此,太虚"人间佛教"理念的提出是其佛教改革运动的产物,对佛教的改革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奠基了后来人间佛教思想的发展与实践。     

主人无俗态，筑圃见文心——论中国古典园林中的禅宗意境

印度佛教传人中国后,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激烈的碰撞与融合,形成了对中国古典文化艺术产生深远影响的禅宗文化。禅宗产生了独具特色的美学思想,为文人士大夫所吸收,在他们所创作的园林艺术中得到充分表现。文中从禅宗美学、意境等方面作出理论阐述,进而对园林中的禅宗意境进行解读,从一个新的角度探寻中国古典园林艺术的审美意境。     

论佛教在西方200年的形象变化

在过去的200年间,佛教在西方的形象,前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佛教徒已从最初的异教徒,转而成为犹太-基督教传统的对话者;西方学者原先常把印度佛教、巴利佛教看成"纯粹佛教",而把汉藏佛教当作印度佛教的附庸,甚至是堕落的表现形式,现在,这种"退化史观"得到了彻底的清算;佛教在19世纪被普遍当作一种"虚无主义",但到20世纪下半叶,竟成了疗治西方社会现代性危机的思想资源。所有这些变化,正在催生欧美国家的"新佛教":注重禅修、强调参与、倡导宗教对话。     

真实自我的实现与超越——对马斯洛"自我实现的人"的理解

现代经济生活中到处充满着完全"异化"了的人。通过对马斯洛"自我实现的人"人格特征的描述、自我实现的障碍与途径的分析以及深层次的区分两种不同程度的自我实现者,结合其与中国佛教禅宗、道家思想的契合,以更深刻地认识人性,乃至达到真实自我的实现与超越。     

当代中国外交中的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简述

国际统一战线思想根源于马列主义理论,在1949年至1978年(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当代外交政策实践中起到指导作用。"一边倒""两个中间地带""一条线""一大片""三个世界",这些策略都是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在不同时期中国外交中的具体表现。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运用对于推动新中国的建设发展及维护世界和平都起到重要积极作用,但也存在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世纪之交的中国文艺学

世纪之交，文艺学与其他一些人文学科一样，显示出蓄势、转折、求变、创新的特点。在这一段时间里，学术界对20世纪以来，1949年以来，以及1978年以来的文艺学的发展进行了总结与分析，对中国文学理论在新世纪进一步发展所可依托的理论资源进行了考察。在这一年里，关于全球化与中国人文建设，关于现代性，以及关于文化与文学关系的研究，都取得了一些新成熟与新进展。普遍主义与本土理论传统之争，文化研究冲击与审美经验在文艺学中地位的进与退，西方的后现代、后殖民、后结构等“后学”话语的引入与对中国社会与文化状况的现实思考，等等，是近年来的学术亮点。     

从禅宗的内在超越性解释妙玉的悲剧命运——兼论中西文化之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的特征

佛教本是一种外在超越性的宗教,在中国传统文化内在超越精神的影响下,逐渐从外在超越走向内在超越.<红楼梦>中,妙玉悲剧命运的深层原因正在于中土佛教(禅宗)的内在超越性.她虽然不断修炼,但难以断除心中的情欲.在世俗之情的挑动下,其内心之欲一再被唤起,"情既相逢必主淫",以致走火入魔,最终沉沦于世俗的"皮肤淫滥"之中.     

论佛教心性本体论对宋明儒学的影响

儒家思想有源远流长的心性论传统。宋明理学之所以能够将儒学心性论提高到本体论的高度,与其对于佛教心性本体论的吸取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哲学诠释学方法来看,宋明时期的儒家对于孔孟思想的诠释在整体上超越了汉儒和韩、李,其最重要的原因是以有系统而极富思辨的佛教心性论作为"前理解"。宋明理学是以儒学为本位而适当吸收佛、道的若干方法和理论命题的,因而仍然保持了理论的独立自主性。程朱理学固然与佛学有本质的区别,而朱熹以"全是禅学"来批评心学也是不公正的。儒学本身的思想资源无疑是作为"诠释对象"而起作用的,佛教心性论只是作为"前理解"而起作用。也就是说,在宋明理学的形成过程中,佛教心性论只是一种思想背景,而孔孟学说才是"本源"。     

从村庄生计到文化自觉:费孝通和关于“民族复兴”的社会学

从《江村经济》伊始,费孝通学术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对历时态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命运的关注和反思。本文希望以"民族复兴"这个概念为切入点,将费先生对历时态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命运的关注,纳入一个特定的时空社会学框架之中进行解释。论文具体分析了如下五重历时态:(1)1911[1840]—1949,两半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和中国的早期现代化,对应的是费先生早期的村庄生计研究(以江村研究和云南三村研究为代表);(2)1949—1978,历时30年的制度性隔离(以及作为当代"中华民族复兴"之基础的多重结构性牺牲[structural sacrifices]),对应的是社会学作为资产阶级学科遭到取消的学科命运和当时代重要社会实践的历史演进;(3)1979—2008,改革开放和中国重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对应的是费先生提出的发展模式论(其主要理论要素为内生发展模式的多样性);(4)文化自觉作为消减中国悖论(经济上的融入与政治上的怀疑)的一个理论范式,对应的是费先生在文化欣赏与文化接纳这两个概念基础之上,对中国现代性崛起的国际公共关系策略的战略思考;(5)从文化自觉到制度重构,对应的是延续费先生的这一战略思考,如何在后费孝通时代继续推进全球政治经济秩序重构,以便真正达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近十年我国宗教人才培养问题研究述评

本文对近十年来我国关于宗教人才培养问题的研究成果作了择要梳理,包括对五大宗教人才培养情况的研究动态,宗教人才培养总体性研究以及对该问题研究的未来展望等内容。佛教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其现代性和社会性问题,伊斯兰教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经堂教育,基督教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历史考察、现状分析和教育思想的阐发。道教和天主教相关研究成果相对薄弱。作者建议加强宗教人才培养的学术研究。     

构架两岸佛教文化交流沟通桥梁的星云长老

佛光山开山宗长星云长老的法脉传承自江苏南京栖霞寺,他早年在江苏焦山佛学院接受新式佛教教育,1949年之后在我国台湾地区将近代以来中国佛教的“人间思想”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佛教与当代社会相适应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有益的尝试,取了很大的成绩。星云长老一生爱国爱教,以弘扬佛教文化为使命,在推动海峡两岸佛教文化交流、促进祖国和平统一事业上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新中国农业的两个"三十年"

新中国农业走过了两个"三十年",第一个"三十年"即1949年至1978年是新中国农业发展的基础时期,有经验和教训;第二个"三十年"即1979年至2009年是新中国农业的改革和发展时期,是新中国现代农业建设的开启时期.     

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游走——对吕碧城旅居海外词的分析

清末民初著名女词人吕碧城久居海外,写了大量反映西方新事物的词作.她的海外词能够镕新入旧,除了部分体现现代女权思想外,其作品总体上新思想和新意境不强,与同时期其他作家的海外作品相比现代性较弱.她坚守传统文化,始终没有走进现代文学的大门,但在旧体词的创作上却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新发展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认识包括现代性内生于现代生产、现代性外化于工业化、理性是现代性的主要标志等,而当代中国的现代性与马克思主义现代性,在方法论意义上、时代性上、理论与实践方面均具有相通之处,马克思现代性思想是当今中国现代性建构的一把钥匙。在此基础上,中国现代性的发展有了自己的特色:坚持并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性价值导向,建立"五位一体"的现代性发展格局,提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代性发展模式。     

高僧——遍能

当代高僧遍能法师,因患肝癌,1997年2月4日示寂于乐山乌尤寺方丈室,享年91岁,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唁电中,赞扬他“几十年来爱国爱教,为中国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为弘扬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人间佛教思想鞠躬尽瘁”。遍能俗名许旨光,1906年9月30日(农历八月十三日)生于乐山冠英场。五岁发蒙读私塾,因家贫卖过米花糖,也曾在乐山火柴厂当过童工。1920年14岁,在乌尤寺出家,法名宏善,号遍能,以号行。曾经在成都文殊院四川佛学院、重庆报恩寺川东佛学院、北京柏林寺佛学研究所等处学习佛教经文,博览文史典籍;师从前清拔贡谢碧岑…     

中国道路的历史坐标、社会根基与世界价值

只有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才能真正深刻阐明中国道路的本质性维度、出场必然性及其在人类史图景中关联性的历史地位。考察中国道路的创新,不能简单套用西方启蒙现代性、经典现代性、后现代和新现代性的各种模式,必须深度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写现代性的必然性,在复杂现代性语境中根据"中国新现代性"的独特坐标加以阐释;探讨中国道路的社会根源,不能简单平移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而要深度反思我国已经进入的差异性社会本身。中国道路是历史道路的继续,始终在与"半现代"陷阱作殊死博弈;中国道路决不是世界道路的"另类"歧途,而是人类史道路的创新继续,它丰富和创新了人类现代化历史图景。     

现代新儒学对现代性的反思

随着中国现代化步伐的加快,现代性成为当代哲学反复探讨的重大问题。现代新儒学对现代性问题的解决提出了一些思想,但不能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主导思想,只有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改造,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