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政策制定中的民意因素考察

刑事政策作为社会政策的一种,在犯罪控制系统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刑事政策制定中应将民意作为一个考量因素,体现最广泛的社会公众的利益和呼声。同时要确保民意测验结果的可靠性,并且不能惟民意是从,要对民意做认真分析和引导。     

论刑事司法上规范与价值的关系

刑法的基本价值取向应是"规范优于价值",而这也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具体体现。"规范优于价值"是指在刑事司法过程中,法官应坚持从法律条文本身来评价行为人的行为是否符合犯罪构成要件、应否判处刑罚以及判处何种刑罚,而不能够从价值角度出发,仅以行为人行为的社会影响程度、舆论、民意等主观因素为标准来判定行为人的行为。当前刑法价值取向存在不足,功利主义思维左右立法,社会舆论和民意决定判决。为此,立法机关需改变重刑主义的立法理念,法院在刑事审判中应切实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刑事审判不应被社会舆论和民意左右。     

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之中外比较分析

中西方对刑事政策概念的认识和界定是在不同的话语体系及社会环境背景下展开的。西方刑事政策完成了由古典刑事政策到现代科学刑事政策的转变,并向广义的社会政策转变,走出刑法的圈子获得了独立并超然于刑法之上的地位,是基于形而上抽象思辨的作为价值的刑事政策;而在中国缺乏这种价值上的刑事政策,刑事政策是作为具体的刑事政策先于刑事立法出现,且在较长的一段时期替代着刑事立法,直到1979年刑法出现后,才作为刑法位阶之上的政策指导刑事立法。二者关系随着法治发展逐渐复位到较合理的状态,中西方刑事政策间也具有一定共性,批判的借鉴西方思想,对于理清中国刑事政策的应有之意及其与刑事立法的应然状态具有重要意义。     

刑事政策视角下的民主原则和人道原则

广义刑事政策视角下的民主原则是指在制定与实施犯罪对策时，必须尊重民意，并得到民众的监督和支持。具体而言，刑事政策必须要坚持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众参与。人道原则也称人道主义原则，刑事政策中的人道原则是通过保护人的安全以免受犯罪分子的侵害来实现的。人道原则包括时犯罪人的人道和对被害人的人道。     

刑事立法的正当性依据

立法的首要追求是正当性,只有具备正当性的立法,才有资格称得上是良法。那么对犯罪人有生杀予夺大权的刑法,其设立必然追求正当性。刑事立法的正当性依据主要有:刑事立法正当性的基础是刑事立法权源和立法程序的正当,刑事立法正当性的保障在于排除政策因素对立法的作用,刑事立法正当性的根本在于目的正当。而刑事立法目的正当又表现为:刑法对生命安全等合法权益的保护多于报应;刑法应顺应伦理且引导民意;刑罚效果不可偏离立法初衷,坚持罪刑适应;刑法应限制国家权力,闪耀人道主义光辉。     

刑事立法政策论纲

刑事立法政策,是指在刑事立法领域中所奉行的基本刑事政策和具体刑事政策的总和,其构成要素包括刑事立法政策客体、刑事立法政策主体、刑事立法政策行为、刑事立法政策环境四项。我国现阶段刑事立法政策价值权衡的基本立场,可以概括为"三大一小理念"和"两个至上理念"。刑事立法政策在国家整体刑事政策的整合功能、导向功能与调节功能三者之间必须进行某种功能整合。刑事立法政策能直接指导刑法立法和刑法修正。刑事立法政策的具体内容在基本层面上具有综合指导刑事司法政策的意义,且能间接校正刑事司法和刑法解释的具体活动。     

经济变化对刑事政策的引导机制研究

刑事政策作为指导和调控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观念性产物，在发展市场经济、建设和谐社会的当代中国，以刑法所不具有的灵活性而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刑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而在诸因素中，经济因素是最具有决定性的。经济变化的快慢以及经济建设环境的好坏，对刑事政策的发展都具有关键性的引导作用。刑事政策的目的完结有赖于经济的发展和引导功能的发挥。探讨经济变化与刑事政策的关系，对于构筑符合时代要求的刑事政策体系，具有现实意义。     

我国刑事政策的选择及对刑事立法的影响

刑事政策对犯罪的预防和抑制作用日益重要,轻缓化发展是各国刑事政策的必然的发展趋势。因此,我国的刑事政策也应沿着轻缓化和人道化的方向发展。我国在对付犯罪的策略上,通过刑罚把犯罪遏止在不危及社会基本生存条件的范围和限度内,凭借其他社会控制手段把犯罪消灭在萌芽状态。由于刑事政策和刑事立法存在密切的联系,我国应根据具体国情制定适当的刑事政策和完善我国刑事立法。     

域外刑罚民粹主义的模式、危害与启示

标志性的刑事案件、民意压力以及政治势力的鼓动和支持共同构成了西方国家刑罚民粹主义的三级结构,也是其基本运作模式.刑罚民粹主义缺乏明确的核心价值、漠视真实的犯罪状况,在方法论上无法自圆其说;背离刑法的基本理念、造成刑事立法活动的工具化、犯罪政策的简单化,偏离犯罪治理的客观规律,破坏性大于建设性.不过,它所蕴含的扩大立法共识基础、尊重民众在立法过程中的参与性等观念值得尊重.而其折射出的如何扩大民众在立法过程中的政治参与、平衡民意影响与立法精英化的关系更值得深入思索.     

刑法刑事政策化之思想基础

刑法刑事政策化是指在刑事立法、司法以及刑法学研究过程中必须考量刑事政策因素之影响,并将其作为现行刑法的价值导向、评价标准和目标指引。刑法刑事政策化在世界各国刑事立法和司法领域日渐成为一种主流趋势。刑法刑事政策化思想背后有其重要的犯罪学和刑法学的理论基础。刑法刑事政策化的理论根据主要包括犯罪相对论、刑罚有限论、刑法机能主义及谦抑主义。     

论我国专门的刑事证据法的制定

随着社会主义法制的发展，我国刑事证据立法与实践的冲突日益暴露。为此，本文以刑事证据立法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刑事证据的重要地位；证据立法史的演进；现行证据立法的缺陷三个方面系统论述在我国制定一部专门的刑事证据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同时对我国刑事证据法的立法内容：证据制度、证据的基本原则、证据规则等进行探讨研究，为能早日制定一部刑事证据法抛砖引玉。     

《巴勒莫公约》与我国反有组织犯罪刑事政策反思

《巴勒莫公约》是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重要国际公约,它贯穿着反有组织犯罪的诸多政策理念,对我国制定反有组织犯罪的刑事政策具有重要参考作用。在刑事立法上,我国应设立特别立法,并在法典上予以完善;在刑事司法上,应增设职能部门,正视侦查措施,保护案件当事人的各项权利。同时,也要重视刑罚的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功效,以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犯罪预防工作。     

如何才能“不让老实人吃亏”

“不能让老实人吃亏”、“决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等话题近来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这反映了民心民意。确实，用什么样的人，不用什么样的人，体现用人导向，关乎党风民意，关系事业发展。“要重用老实人”就很有必要弄清：什么样的人才是老实人？     

试论民意与公共政策关系及其应对

不管是从价值层面还是从实践层面,吸纳民意乃是现代社会公共政策的必然要求。但是由于吸纳民意所带来的价值冲突、民意的冲突性和模糊性、民意可能的非理性成分以及＂邻避现象＂的存在等,导致吸纳民意的公共政策并不一定就是＂良策＂。因而,在处理二者关系时,应充分认识到,吸纳民意乃是制定良好公共政策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同时要认可与支持民意的多种表达和输入,尤其要尊重网络民意在政策议程设置中的合法地位;在面对民意时,政策制定者应采取及时回应、谨慎采纳的态度。     

儒家刑事政策思想研究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刑事政策思想的主体与核心，儒家的基本刑事政策思想是天人合一、德主刑辅，刑事立法思想是立法宽简、宽仁慎刑，刑事司法思想是顺天行刑、慎刑恤罚。儒家刑事政策思想有其局限性，但也包含着诸多合理因素。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刑事政策思想是当下中国法律改革的本土化资源，其合理因素应该被重视和合理利用。     

我国刑事政策对刑法立法的影响

晚近刑法立法表现出的泛刑主义与预防主义刑法价值观,引起不安.本文通过简要回顾我国刑事政策从替代刑法立法、决定刑法立法到指导刑法立法的历程,以展示刑事政策影响刑法立法之经验和教训,并警惕刑法立法在保障人权方面的刑事政策价值远未充分实现即倒向惩罚犯罪压倒保障人权之倾向.     

两极化刑事政策导向下的刑法修订——简评2005年最新修订的台湾刑法典

台湾最新刑法修订的立法指导思想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即"宽严并进的刑事政策"和"社会保护与人权保障并重"的价值趋向.大陆刑法应借鉴台湾的立法取向,向两极化的刑事政策发展,同时关注罪犯的再社会化问题.     

民意的刑事政策分析：一种双向考量后的扬弃

由刑事政策角度观之,民意是一种特殊的犯罪抗制力量,有着不可替代的反犯罪功能:通过民意的张扬与表达,可以强化民众的刑事法规范意识;民意也在很大程度上形成并保持对犯罪行为的抑制压力;抗制犯罪过程中的民意可以促进刑事政策的相机调整,以更好满足抗制犯罪的需要。但同时,民意也具有非理性、易波动性和非机制化等天然不合理成分。因此,在刑事政策中,对民意进行充分听取,理性审视、合理吸纳、适当引导的扬弃显得尤为必要;而在刑事司法环节中,又应避免民意的干扰。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展开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开放的空间,但需要立法者、司法者和执行者在刑法基本原则的制约之下展开其具体内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当首先作为刑事立法政策指导刑事立法,而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和刑事执行政策应当放在整体的刑事社会政策中考察,在有关犯罪人人权保障和被害人被害补偿的刑事社会政策中进一步展开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刑事立法政策与公众认同论纲

刑法的公众认同属于观念刑法中的一环,是基于某种文化立场对刑事立法和司法活动产生的情感碰撞。公众认同对刑事立法政策中犯罪的性质和范围、刑罚的幅度等的确定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但公众意见亦有一些先天不足,如非理性、滞后性与不稳定性等。为了弥补这些不足,应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实现公众对刑法更高的认同感,需要从提高公众的法规范意识、立法吸纳民意程序化、刑法解释常识化等方面着手予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