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对华政策与晚清变局中的荫昌CSSCI

19世纪后期,德国对华政策受其世界政策以及列强在华争夺势力范围的影响而变化,清政府为因应这一变化开始正式派遣驻德公使。荫昌早年入学京师同文馆德文班,充任随使翻译在德国历练为他日后两次担任驻德公使提供了极佳的机会,也为其转任江北提督晋升陆军部尚书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作为20世纪前十年直接参与清政府对德外交的重要人物,荫昌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外交、军事走向专门化和职业化的一个缩影,其经历、身份转换及相关活动给晚清的军政变革留下了德国印记。     

美国来华传教士与晚清鸦片贸易

本文通过对晚清时期的历史资料,对美国传教士对西方对华鸦片贸易的看法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19世纪30年代,日益猖獗的英美对华鸦片贸易引起的灾难性后果,不仅迫使清政府对鸦片采取严禁政策,来华美国传教士对这种贸易的批评与谴责也日益严厉。美国传教士的反鸦片贸易观对美国国内舆论及《望厦条约》的签订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同时影响了美国对华鸦片贸易政策。然而,《天津条约》签订前后,美国传教士鸦片贸易观的转变扭转了美国对华鸦片贸易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鸦片贸易的最终合法化。     

论晚清首任驻德公使刘锡鸿在德国的活动与思想

刘锡鸿出使欧洲,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他先担任了中国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的副使,随后被清政府任命为首任驻德公使.本文则对驻德使馆的建立和人员的组成、刘锡鸿任内所做之事,及其在德国的思想三个方面进行详细论述.     

袁世凯驻朝与晚清对朝外交体制变化的背景及特点分析

1885年,晚清加强对朝事务关注,派遣袁世凯长期驻扎朝鲜,由此形成了李鸿章与袁世凯“内外呼应”的对朝外交新体制。究其根源,一方面1884年清朝“甲申易枢”后,李鸿章在对朝外交上的主导权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朝鲜危机加深促使清朝意识到派“能人”驻朝的必要性,而袁世凯则成为理想人选。李袁二人“内外呼应”的对朝外交新体制相比过去更具针对性,且十分灵活、主动,有力地维护了朝鲜的安全稳定,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因此,这种对朝外交新体制虽能取得一时成效却难以长期维持。     

经验、知识与政治：晚清民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富士山认识

晚清民国时期中国文人的富士山认识构建了富士山作为日本代表、国家和民族精神的象征、神山、绝景、避暑胜地等多重形象和意义,也塑造了它作为“异国之山”“东亚之山”“文明之山”的多重面孔,总体上也呈现出从“客观叙述和赞美”向“赞美和批判并存”的立场转变。这种认识是主体与对象在一定时空内基于经验而发生知识性·情感性联系的过程,既立足于中国文人关于富士山的体验和知识,也受到近代文明观、中日关系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它也对中国人的自我认识和日本人的富士山认识产生了影响。     

试析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国际化与文化转向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外交史研究出现国际化和文化转向两大潮流.国际化潮流使美国外交史研究更加重视多国视野和多国档案,以及对国际关系中越来越活跃的非国家行为体的关注,并导致外交史演变成为国际史和跨国史.而文化转向则从过去强调权力与利益的物质主义解释转向文化的解释,改变了外交史学家的史学观念和对国际关系中文化因素的看法,并为利用新的史料开辟了广阔前景.国际化和文化转向使美国外交史研究逐渐走出危机,并有可能重新赢得在史学大家族中倍受尊崇的地位.     

晚清南洋革命派的小说观念及小说品格——以新加坡《中兴日报》为样本

晚清新加坡革命派报刊<中兴日报>,刊载了数量众多的小说作品,其质量有良有莠,跟同时期中国报载小说相比,尚算差强人意.该报为南洋革命派在孙中山直接指导下兴办的舆论机关报,因此,在小说观念上,革命启蒙性是其基调;但后期迫于经营压力,为吸引读者,小说的娱乐性、消闲性被逐步认同.该报小说以中国性为主要品格,但在小说工具性的发挥、多语体采用及本土题材采纳等几个方面,又体现出本土性,可视为南洋华文小说品格的萌芽.     

“印太转向”下英国的南海政策:解析与评估

作为“后脱欧时代”“全球英国”构想的一项关键战略举措,近年来英国强势启动了“向印太倾斜”的进程,并对其南海政策作出了一系列重大调整,主要表现为突出南海威胁感知、强化选边站位的政策导向,增强地区军事存在、提升武力介入的政策效度,入局印太安全架构、积极拉拢南海问题当事国等。这些政策动向既是“全球英国”构想下战略重心调整的客观需求,也是维系和发展英美两国特殊关系的必然结果,更是巩固和拓展南海地缘战略利益的现实需要。英国的南海政策的变化将在很大程度上损及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稳定,但却无助于塑造南海地区的规则与秩序,未来对于南海局势的影响总体有限,对此中国需要准确认知并妥善应对。     

“转向东方”话语下的中俄“东北-远东”地方合作

普京在2012年开启第三个总统任期后,迅速将以远东开发为载体的“转向东方”政策提上议事日程。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进一步将“转向东方”作为国家外交突围、经济纾困的主要策略。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在遭受西方阵营集体排挤的情况下,“转向东方”更是成为俄罗斯避免经济被完全排除在全球循环之外的主要依托,也是为俄罗斯经济寻找新增长点的希望。“东北-远东”地方合作是俄罗斯“转向东方”以及中国“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的重要成果之一。比较2012年和2022年的“转向东方”,心理、经济、地理结构存在明显差异,使得当前俄罗斯“转向东方”的面貌与十年前相比有不同的呈现,主要表现为：在心理结构上,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危机严重削弱了俄罗斯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在经济结构上,中国长期高速发展使得俄罗斯“转向东方”依赖中俄合作;在地理结构上,“软硬”基础设施缩短了俄罗斯与东亚的空间距离。与2012年相比,2022年以来俄罗斯“转向东方”无疑更接近于战略选择,而非技术性调整。俄罗斯正以空前开放的姿态面向与中国的合作,为未来中俄“东北-远东”地方合作的全面铺开奠定了基础。     

小岛清“边际产业扩张论”与我国东部产业战略西移

一、“小岛理论”综述 七十年代末日本学者小岛清在比较优势原理的基础上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主张“对外直接投资应从本国（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陷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可称为边际产业—（这也是对方国家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文化建设理论的演进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文化建设理论的发展历程，其实质是理论创新的过程。梳理和总结这个过程，对于我们澄清一些模糊认识，进一步增强对文化建设重大意义的认识，自觉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屑六中全会精神，将起到推动作，}丰j。     

“一带一路”与中国文化安全:挑战与应对

中国"一带一路"是以经济贸易和文化发展为双核心的重大战略构想,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合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引意义,但同时也给中国文化安全带来了不容忽视的挑战。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文化抵御西方强势文化霸权的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中国文化产业的国际影响力还不够强大,境外不良宗教思潮的影响更需要引起高度关注。为应对中国文化安全面临的风险与挑战,中国政府宜重点加大中国文化传播力度、提升中国文化话语权、健全文化产业发展机制、加强国际文化交流、增强抵御不良宗教思潮渗透能力,加强战略运筹,在"一带一路"实施推进过程中,切实维护中国文化安全。     

“霍乱时期”的师生情

在我的学生时代,师生关系的亲疏好恶,与狂飙突起的政治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今年的教师节与以往几届鲜花掌声载歌载舞的盛况略有不同,报纸与新媒体多了一些体制与改革方面的检讨,暴露了些许不正之风。正视现实,检讨失误,这是社会的进步。在中国的纲常秩序中,老师的地位很高,超过父母兄弟,仅次于国君。老师对学生也亲如己出,悉心栽...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企业文化的特点及对我国的启示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受到经济领域、社会意识等新变化浪潮的巨大冲击，日本企业的经营环境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进而导致日本企业文化的发展呈现出诸多新特点。本文首先阐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企业文化发展中呈现的四个显著特点，然后分析了我国借鉴日本企业文化的必要性，最后结合我国企业文化建设中的不足与问题，提出几点建议和启示。     

中西方文化对程抱一“死亡观”的影响

虽然在文艺创作中,作家与哲学家的界限有所区分,程抱一先生的文学语言却处处力显其人生哲学。旅法半个多世纪的他是法语文学界成功的文化摆渡人之一。熟谙中西方文化精髓,程抱一通过其文学作品成功地将两种文化融合在一起。在经历了大部头的文学艺术评论、小说、诗歌创作之后,晚年程抱一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在对"死亡"的思考上,而这一初衷是为了通过"死亡"来探寻生命的意义。观其作品与语言,西方"俄耳甫斯之道"与东方的佛教禅学,道家的生死观与基督教的生死观对其均有着深刻的影响。"超越死亡去追求生命存在的意义"成了他孜孜不倦的追求。     

中国战略文化与“镜子”思维

长期以来,对于中国战略文化的研究普遍被战争偏好与和平偏好的二元对立思维所限制。如何超越"战""和"偏好,诠释更为准确的中国战略文化?这是文章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战略文化是特定社会背景下,战略主体在战略流程中长期稳定存在的思维模式。先秦诸子学说的群体对立性说明在中国文化身份形成之初,便同时出现了"战"与"和"两种系统性和重要性相当的战略思维。但是,这两种思维都未能在理论上系统而全面地压制对方,或在历史中持续而稳定地支配中国大战略。因此,它们只能被归为战略选项而非战略文化。通过抽象中国"战""和"思维的共同特征,文章认为,中国战略文化是一种由"兼顾实力和道德的战略资源积累","被动反应式的战略资源使用",以及"同质、适度的反应原则"构成的,呈现出"镜子"特征的思维模式。中国历史上与这一思维相符的大战略会因得到国内民众支持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而偏离这一思维方式的大战略,则会受到不同程度国内失序的惩罚。对西汉和北宋的历史观察进一步验证了"(中国)大战略与‘镜子’思维的相符程度"和"国内发展有序性和可持续性程度"之间的因果联系,并详细说明了"镜子"思维在历史中的操作细节。文章还对当代中国坚持"镜子"思维的必然性与必要性进行了分析。     

日本文化中对“侘”理念的认同及演变

汉字既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主要载体,也是中日两国间建构文化认同的重要工具。在汉语中,“侘傺”作为一个复合词使用,初见于《楚辞》,本意为“怅然住立”。“侘傺”传到日本后,在古文书中保留了汉语本意及复合词形态,但在《万叶集》《古今和歌集》等文献中却被拆分缩减为一个“侘”字来使用,并逐渐被赋予了积极含义。自16世纪以来至今,“侘”一直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日本美意识、人生价值观、尤其是作为日本茶道精神理念而广为人知。     

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与华族文化认同的危机与转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华族文化认同的建构形式出现了缓慢而深刻的变化.华教体系在世纪之交面临的变质危机和合法性危机使其百年来在华人文化认同建构中作为支配性制度的角色被动摇,甚至逐渐让渡给国家教育体系.这使华教运动渐趋衰落,导致华人文化认同建构形式发生转变,即从抗拒性认同向规划性认同转变,而这种转变逐渐呈现为华人文化身份认同危机.如果马来西亚华人族群能在此过程中重振华文教育并使自身文化被合法接纳为国家文化,那么这种危机反倒可能成为保存和延续当地华人文化的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