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意诉讼及其法律规制

有权利的存在,就有权利被滥用的可能。在我国,诉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受到了法律的高度关注和重点保护。然而,近几年来,诉权却因部分公民的一己私利而被无端滥用。与此同时,作为我国"维护公平与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的诉讼,也因日益频发的恶意诉讼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鉴于此,"如何有效规制恶意诉讼问题"无疑成为我国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为此,2013年1月1日实施的新民诉法也将恶意诉讼问题纳入了法律规制的范围。然而,正因恶意诉讼首次入法,相关法律规定仍不健全。而且,法律规范固有的滞后性缺陷,也使其无法适应社会的变化。因此,不断健全并完善恶意诉讼防范与规制机制势在必行。     

试论民事诉讼中通过恶意诉讼中断诉讼时效的危害——一个恶意诉讼最终败诉引发的深思

本文通过一个实际的民事诉讼案件来分析现实生活存在的恶意诉讼的概念及其存在的危害。     

对恶意诉讼的立法建议

恶意诉讼，是指行为人没有诉权而恶意提起诉讼或行为人有诉权而滥用这种诉权恶意提起诉讼，以追求达到该诉讼程序以内或以外的非法目的的一种陧权行为。     

恶意诉讼的规制探讨

我国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对“恶意诉讼”这一问题进行了突破性的规定.但是,恶意诉讼这一现象其实早就存在.可以说,恶意诉讼的产生是诉讼制度不可规避的产物.任何事物的区分都将是“双刃剑”式,人们法律意识的提高促进了法制的发展,同样,借助程序实施非法行为亦屡见不鲜.正是人们从对程序的绝对遵循,认为以绝时的程序公正就可以达到最大化的判决公正思想使得许多怀有恶意的行为人通过诉讼侵犯他人权益以获得非法利益.本文对恶意诉讼的研究以“什么是恶意诉讼——为什么会产生恶意诉讼—怎样规制恶意诉讼”这一线索来探讨恶意诉讼的法制建设问题,希望通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为我国建立可行性规制提供一丝薄力.     

浅析恶意诉讼侵权行为

随着我国公民法律素质的迅速提高,权利保护意识的不断加强,公民通过诉讼途径保护其合法权益的意识也逐步增强。与此同时,部分公民借助诉讼这一合法的外在形式谋取不正当利益或者损害他人利益的动机同样得到了"强化",给受害人带来物质和精神上的损害,并且造成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也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法律的权威性和秩序价值。"恶意诉讼"作为一种侵权行为,已经成为不容忽视、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主要分析了恶意诉讼的概念和构成要件,探讨了"恶意诉讼"的社会危害性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途径。     

论对恶意诉讼的检察监督

恶意诉讼是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甚至利用司法机关公权力以达到自己不法目的的一种侵犯国家法律正确实施,危害司法公正的一种表现。具体表现为虚假诉讼、诉讼欺诈等形式,其后果必然严重影响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但是,现行法律并没有关于恶意诉讼行为的专门而明确的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将恶意诉讼纳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范围符合宪法对检察机关的定位。     

试析恶意诉讼的规制

在公民法律意识日益增强的今天,当人们遇到权利义务纷争,更多的人选择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随着法律关系越来越复杂,各种权利义务相互交织,损害案外人或当事人权益的诉讼案件时有发生。为确保公民更好的行使自己的诉权,免受恶意诉讼的侵害,避免恶意诉讼案件的发生,更好维护诉讼人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写作本文。     

恶意诉讼及其法律规制

恶意诉讼是由特定当事人推动、利用诉讼程序掩盖非法目的、与法治精神相背的诉讼行为。其产生与法律制度上的缺陷、诉讼的负面效应、不法利益或非法目的的驱动、立案审查不严或者个别办案人员素质不高等有关。我国应详细规定被告的资格，在刑法中增设民事伪证罪和诉讼诈骗罪，提高罚款数额，确立诉讼侵权损害惩罚性赔偿制度，赋予受害人提起反诉、事后另诉的权利以及刑事诉讼请求权和司法制裁请求权，最大限度地遏制恶意诉讼。     

论恶意诉讼侵权

恶意诉讼是当前司法实践中迫切需要规制的问题之一,它的滋生既折射了我国经济成长、社会利益格局剧烈变动的现实,也显示了面对复杂的社会转轨过程,在社会管理特别是司法的制度供给功能方面出现了相当程度的失序和失范。恶意渗透诉讼始终,显示当前社会利益争夺已经激烈化到不仅可以漠视诚信、践踏人伦、危及公共秩序,而且个中也时而隐现着法律乃至司法工具化的危险倾向。面对恶意诉讼之害,社会公序良俗、社会价值体系迫切需要得到司法的有效保障,被恶意诉讼困扰的社会个体迫切需要得到权利救济和损害填补,而司法则迫切需要得到法律规范的授权和支撑,以明辨是非、定分止争、维护秩序和公义。规制恶意诉讼,必须依靠民法、刑法、诉讼法、法官法、法院管理等法规政策的协调合力。而这其中,侵权法的损害填补、惩戒预防、秩序恢复功能极具实用价值,具有较强的规训和矫正作用,值得精研。笔者拟通过对恶意诉讼侵权的概念辨析、类型整理、比较法理论梳理以及对其构成要件和识别规则的探讨,尝试寻找并确立恶意诉讼侵权的规制之道。     

“恶意诉讼”的社会危害性及对策

公民法律素质迅速提高，权利意识不断强化，在公民通过诉讼途径保护合法权益的意识逐步增强的同时，公民借助诉讼这一合法的外在形式谋取不正当利益或者损害他人利益的动机同样得到了“强化”，”恶意诉讼”现象已经成为一个不容人们忽视、亟待解决的问题。分析“恶意诉讼”的社会危害性并提出对策。     

诉讼的困境及诉讼资源的培育

诉讼应是法律的真实生命,是法治工作用力的动力,并且也是法制教育的重要渠道。法律上的权利难以诉讼;诉讼中存 在着暗箱操作;并且自古以来便有厌诉传统;这些因素制约着诉讼。随着权利意识和民主精神的提高,司法官员入门台阶的提高以及 改进和监督司法,以造就诉讼资源。     

论民事执行异议之诉——对《民事诉讼法》关于执行异议之诉改革的评价

2007年新《民事诉讼法》和2008年11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关于《执行程序的司法解释》，初步建立了我国执行异议之诉的制度。高法的司法《解释》和新《民事诉讼法》在规范执行异议之诉，建构其具体程序的同时，仍然没有从根本上突破传统民事执行异议制度的框架，原执行异议之中的若干缺陷仍被保留下来。为此，将要进行的民事诉讼法的系统修改，应全面建立债务人异议之诉和第三人异议之诉。     

论医疗诉讼中的证明妨碍

鉴于医疗活动的特点、医疗诉讼专业性、医疗诉讼中证据偏在严重以及医疗界＂沉默共谋＂现象,有必要对医疗诉讼中的证明妨碍行为进行规制。争议发生后及时进行实物、病历资料的封存以及尸检等对于医疗争议的解决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医疗诉讼领域的要运用证明妨碍理论进行处理。     

论医疗诉讼中的证明妨碍

鉴于医疗活动的特点、医疗诉讼专业性、医疗诉讼中证据偏在严重以及医疗界沉默共谋现象,有必要对医疗诉讼中的证明妨碍行为进行规制。争议发生后及时进行实物、病历资料的封存以及尸检等对于医疗争议的解决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医疗诉讼领域的要运用证明妨碍理论进行处理。     

共有物返还诉讼若干问题研究

共有物返还诉讼涉及到诉讼标的、当事人适格、诉讼形态、既判力等诸多问题,目前祖国大陆学者对此少有论述,对于有关问题的认识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我国《物权法》上虽然有关于共有的规定,但却没有规定共有物返还请求权究竟如何行使以及行使的效力如何。如何对共有人权利予以保护,期待我国法律有更明确、更细化的规定。     

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几个问题

民事诉讼证据是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的重要环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出台对于解决司法实践中的主要矛盾,完善我国入世后的法制环境起到重要作用。本文就民事诉讼证据中的举证责任、自认及判断证据的标准等进行分析阐述,以揭示它在审判实践中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律师最高额抵押诉讼实务探讨

探讨律师最高额抵押诉讼实务,对于我国最高额抵押制度的完善和其社会作用的发挥具有重要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对最高额抵押作了规定,但比较原则,很不完善,导致纠纷频现,严重影响其重要作用的发挥。应细化律师最高额抵押诉讼实务中合同效力的审查、担保债权的确定和诉讼请求等,并明确解决相关问题的基本原则。     

中国经济诉讼：评析与构建

作为一种新类型、具有特殊作用的诉讼,经济诉讼在我国能否独立存在,已经在法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本文欲对经济诉讼在我国的现状以及应当确立的客观依据进行分析性的初步探讨。同时,对经济诉讼在我国的构建提出一些个人见解。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实现途径探讨

现代社会环境问题日益严重,侵害环境公益的现象时有发生,但我国相关法律还不健全,很多环境损害问题无法寻求法律救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类社会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有必要借鉴各先进国家的环境公益制度,建立健全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环境公益诉讼的另类视角:自然物种诉讼

自然权利的讨论必然要反映在对诉讼法的冲击上,即是否考虑自然物种对其所享有的权利而具有诉讼资格以及如何实现他们的诉权等。这导致美国、日本的法院进行了一些审判上的尝试。虽然自然物种诉讼在理论上还需要法理学和诉讼法学的突破,在实践中还处于探索状态,但自然物种诉讼在环境公益的保护上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自然物种诉讼的基本框架包括:自然物种诉讼是公益诉讼的一种表现形式;自然物种诉讼要在赋予自然物种诉讼资格和防止恶意诉讼之间保证一种平衡;自然物种诉讼的实施机制是代物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