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部的故事——开朦胧诗的玩笑

我喜欢读诗。因为诗是语言的艺术,是时代的放歌。从那里我贪图诗人的激情,悟出人生的哲理…… 不知从哪年哪月起,神经质的呻吟,软绵绵的梦呓,冒出来了,跑出来了。有人说:那叫朦胧诗、荒诞诗、现代诗。但是,如果主观语言用得过温,谁也看不明白,那就成了蒙人诗。     

世界人权约法与当前的人权论争

世界人权约法与当前的人权论争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喻权域一、三代人权约法“人权”一词是欧洲中世纪后期意大利诗人但丁第一个提出来的。文艺复兴时期和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先驱者们响亮提出“争取人权”的口号，目的是反对封建社会的神权、王权和贵族特权，要求...     

新文学建设中的话语权力争夺——兼评文学研究会与鸳鸯蝴蝶派的论争

文学批评和文学论争参与了文学的生产,通过对文学价值予以阐释,确立文学的合法性意义和文学的体制与规范。现代文学史上的每次论争都包含着复杂的原因机制,既包括意识形态、美学观念等方面的冲突,又存在着话语权力争夺这一深层原因。文学借助论争确立自身话语的权威性,将其他话语排斥或整合进自己的话语系统,确立新文学规范。这种对文学规范的诉求早在＂新青年＂时期已露端倪,在文学研究会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成为一项新文学的内在机制,并对以后现代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相较于与创造社论争的被动应战与同室操戈,与鸳鸯蝴蝶派代表的旧文学的论争更充分显示了文学研究会论争体制的逐步完善。     

地球塞得进房子吗?

房子在地球上,地球在房子里。儿时读这句诗时我有点不明白——当年艾青为何在智利的海岬上,给了巴勃罗·聂鲁达这一句中国式绕口令。地球塞得进房子吗?如果不能,诗人为何写的如此笃定?这种质疑有矫情之嫌。我想这不仅仅是个文字游戏。再次看到这句诗,是在《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这本书里——当原国民党将领文强再次推开文史专员办公室时,他已经步入耄耋之年,阳光与尘土交融那一刻,文强读懂了老朋友艾青。     

五四时期中西文化论争研究述评

五四时期是中国传统文化实现现代转换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的思想界发生了“问题与主义”论争、“东西文化”论争和“科学与人生观”论争等几次文化争论。历史证明,在中西文化冲突和融合的过程中,我们只有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与解决问题,才能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平民”与“贵族”的分化──“第三代”诗人的心理文化特征

“平民”与“贵族”的分化“第三代”诗人的心理文化特征■陈旭光谭五昌“第三代”诗人作为一种群体的特殊性是相对于“朦胧诗”群体而言的。从社会地位来看，“第三代”诗人总体上属于平民阶层，他们中绝大多数出身于普通的市民家庭，不象“朦胧诗”群体中的许多成员出身...     

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国家主义的论争

大革命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同反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主义派别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论争。通过论争,沉重打击了国家主义派的嚣张气焰,显示出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战斗力,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进一步的传播,并逐渐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但是,在当时背景下,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水平十分有限,在批驳国家主义中还存在着某些不足。     

日据末期《风月报》新旧文学论争述评——关于“台湾诗人七大毛病”的论战

1941年前后台湾<风月报>上爆发的"台湾诗人七大毛病"的论争,是20年代"新旧文学之争"的延续."新文学"一方强调文学要有社会性、时代性以及表现真情实感,反对摹仿、做作;"旧文学"一方则更注重于艺术形式的完美和文学的消遣娱乐功能,反对承担社会使命.论争中鲁迅、胡适等的一再被提起以及注重时代性、社会性文学理念的契合,再次证明了台湾新文学与祖国五四新文学的密切渊源关系.而旧文学历经20年仍未被新文学所打垮,原因之一在于台湾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固守民族传统文化具有特殊的意义.     

论艾青的《诗论》

艾青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继郭沫若之后的一位重要诗人。如果说,郭沫若是“五四”时期当之无愧的伟大作家;那么,艾青便是抗战时期为人称道的优秀歌手。艾青是以他的诗歌的雄浑气魄、沉健笔调、浓烈色彩、厚实内容鸣响诗坛,饮誉中外的。解放以后,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诗人奋笔放喉,又写了许多久为传诵,众人赞赏的佳篇。艾青是一位成熟的诗人。作为一个成熟的诗人,不仅要有举世公认的力作名篇,而且还要对自己所从事的文学事业有精辟独到的见解,那怕这种见解是     

朦胧诗的语言特质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一直都非常重视语言问题,但传统的研究多把语言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形式因素,对于语言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作用和地位,其估价就非常有限。朦胧诗在上世纪80年代的异军突起,为了恢复诗歌语言的敏锐,使思维和表达充满弹性和活力,它以其大胆的批评精神和新奇独异的语言特质,为诗歌及整个新时期文学开辟了新的景观。     

中国诗学论争：路向、焦点及动因

自文学自觉时代起,中国诗学论争便开始出现,并延续至今。虽时代、论争者阶层、知识背景等均不相同,但论争似乎基本总在对立的两派之间发生,两派各自有着超越时空的基本相同的立场、追求、文学品位等。符号学视野中的汉字对这一现象起着关键作用。汉字既可作指向所指的能指,又可作自我衍生的能指,而二者不同的偏向可将中国诗学论争概括为＂能指派＂和＂所指派＂,两派论争的焦点也集中体现在诗歌语言的＂难懂＂与＂易懂＂上,其背后深层动因正是汉字的＂言＂方式编码和＂文＂方式编码的差异。     

论实践的人权研究——基于1949年以来人权研究论争的考察

自1949年以来,人权研究几经波折。至今60余年的时段中,人权研究出现了许多重要的节点--人权研究论争。这种论争几乎遍布了人权研究的每一个领域,并且,参与者众多。通过对这些论争的类别化和历史化的分析,可以发现整个论争史可以折射出人权研究学术史的线索,即两者表征了同质化的研究转向,背后共享着同一个动力--实践,包括政治实践、法治实践与社会实践,且多重实践却最终回归到了人作为目的的本身。     

心灵与历史的同构--朦胧诗派的心理机制

心灵化的理论前提使朦胧诗善于向内做反省式的深入发掘 ,以折射历史与现实的面影 ;朦胧诗人从心灵走过的怀疑、迷惘、沉思、追求道路 ,正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中国历史走过的道路 ;朦胧诗向抒情本质的回归与身世感的心境化所带来的使命感和忧患意识 ,宣告了传统诗美学的复苏与胜利。     

中国现代小说的雅俗论争及其文学史意义

雅俗论争,是中国现代小说史的中心话题之一。在中国现代历史特定时期的文化氛围及文学思潮影响下,小说"雅"与"俗"的内涵在论争中动态变化,或二元对立,或相互兼容,造成雅俗小说的交替崛起,成为现代小说品格衍生成长的重要动力,导引着中国现代小说的形态演变、发展,逐步走向大众化的境界。     

教育本质研究的论争及其反思

通过总结已有教育本质研究,可以得出教育研究者已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论争的重围中。虽然论争有助于研究的深入,但是其存在的问题制约了我们揭示教育本质。正因为如此,我们应从多个角度探索教育的本质。     

浅谈中西文化论争及其当代思考

本文通过对历史上中国文化的几次大的论争进行阶段性梳理,对中西文化论争的相关问题做了简要的思考和评价,并提出了自己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余光中朦胧诗赏析

提起台湾著名作家诗人余光中,人们最难以忘怀的诗作就是他的那首《乡愁》了。“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长大后,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新娘在那头;后来呵,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     

周恩来三助艾青——谨以此文纪念周总理逝世二十四周年

(一)诗人艾青在他的长诗《清明时节雨纷纷》中写道:“……我一生中/在关键的时刻/得到他的帮助/在他可能是/多得像麦粒似的/在我可是/粒粒都像珍珠。”诗中的“他”,指的是周恩来,诗人的一生中每逢关键时刻,都得到过周恩来的帮助。1940年5月,艾青应陶行知先生的邀请,在重庆北碚育才学校任文学系主任。在重庆的日子     

考茨基与卢森堡在十月革命道路上的论争述评

十月革命胜利后,第二国际理论家考茨基与卢森堡主要围绕着要不要发动十月革命以及如何推进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展开了交锋与论辩。在要不要革命是问题上,两者得出了完全对立的结论;而在如何推进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两者是"批判与批评"的关系,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但不同是主调。两者之所以得出如此不同的结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理解,即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以及如何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现实问题的理解,即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只有正本清源,回归文本,站在历史和逻辑的视角,还原论争历史才能给出合乎实际的结论和判断。在这个意义上,探究考茨基和卢森堡在十月革命问题上的论争,对于把握两者的理论实质,抵制与戳穿在十月革命问题上的历史虚无主义,客观理性厘清考茨基和卢森堡的思想理论本质、关系及其历史地位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抗战时期艾思奇与叶青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的论争、影响及启示

抗战时期艾思奇与叶青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的论争,主要是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马克思主义能否中国化展开的。这一论争,对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和发展、推动中国抗日战争的不断胜利产生了重大影响。重温这段历史,对于今天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工作者来讲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