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理性、道德敏感与道德宽容

道德理性是一种独特的人类理性,属于价值理性的范畴,它是人类在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对道德及其追求的自觉意识。它指向的是善,诉求的是善,是心灵的秩序、生命的秩序、社会的秩序。道德敏感和道德宽容是道德理性的重要表现。在道德敏感和道德宽容之间应保持一定的文化张力,使之适度,切忌走向偏执,这是道德理性健全的重要标志。     

从中西传统差异寻根中国道德信仰问题之源

道德信仰是传统文化中核心部分,然而西方重信仰偏于宗教,中国重信仰偏于德行。对此,通过中国传统中生生不已的天命可以转化为个体的生命和群体的意志,来追寻中国为什么没有宗教的问题。另外,从传统文化的来源之一的神话角度,探讨了中西道德信仰中为什么存在尚力与尊德的差异。     

为道德理性辩护

某些学者认为,在中西伦理学中,道德理性主义根深蒂固,长期压制着道德情感,阻碍了道德的完善。然而,反观历史,便可发现,虽然许多先贤大哲都曾强调道德理性在道德修养中的重要性,但他们没有因此而否弃道德情感。道德理性不应成为我们的矛头所指。其实,长期遭受压制的应该是道德理性才对。客观说来,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之间并不存在矛盾,从追求人类道德实践之至善这一基本立场来看,二者之间其实是一种“理不离情,情不离理”的辩证统一关系。     

道德理性的反思与建构

道德理性作为一种独特的人类理性,属于价值理性的范畴,是人类在生活实践中形成的对道德及其追求的自觉意识。它诉求的是善,是心灵的秩序、生命的秩序、社会的秩序。我国的传统道德理性,既有合理的需要传承与弘扬的积极因素,也有需要加以克服、矫正的消极成分。为此,必须坚持历史标准与价值标准的统一,对传统道德理性进行合理地扬弃,进而构建健全的道德理性。     

公民道德建设与个体道德理性的培养

在我国传统的道德建设中 ,比较注重的是社会伦理建设 ,而往往忽视了个体伦理建设和个体道德理性的培养。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转型期 ,迫切需要加强个体道德理性的培养 ,这也是我国当前公民道德建设的关键所在。本文试图在这些方面做些努力 ,提出一些培养和提高个体道德理性的途径。     

论宗教思维——兼论语言对宗教思维的导向作用

宗教思维以独特的思维方式出现,它既有理性思维的进入,又有非理性思维的渗透,但其理性不能贯彻到底,因为最终它要为信仰服务。宗教思维的运行离不开语言,它由语言的导向而运行,但语言对于宗教思维的导向具有“不充分”的性质,因为宗教思维可以不完全依赖于语言的引导,还可以通过实物或行为引领宗教思维的前行,以非理性的思维形式,直指信仰者的心灵深层。     

道德与理性的悖论

黄瑞英在《齐鲁学刊》2009年第1期撰文认为，理性是西方哲学的一个核心理念，既与神性相对立，又超出人的自然本能。人的理性本质在于以理性为道德立法。道德与理性的悖论则在于道德的理性化过程，即误把工具理性运用在道德价值理性领域，导致了道德的非道德化。道德与理性悖论的解决需要以理性的力量与方式，强化人们对道德的尊重，从而使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始终保持向善的指向。     

道德人性论：康德从道德宗教进展到道德神学的枢纽

本文认为康德的宗教思想应该基本区分为道德宗教与道德神学这样两个基本阶段。康德对于宗教问题的思考有着明显的由道德宗教进展到道德神学的理论走向,而道德人性论正是康德从道德宗教进展到道德神学的枢纽与关键一环。康德的这一做法一方面体现了其宗教思想发展的基本一致性,即宗教的道德化与神学的人学化趋向;而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了康德在对宗教问题的思考与清理上从批判哲学的立场进展到人类学的立场的理论视域上的基本转换。     

建构中国社会法律信仰的理性分析——读伯尔曼《法律与宗教》有感

20世纪90年代,随着《法律与宗教》中译本的发行,"法律信仰"就成为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从伯尔曼式的法律与宗教入手,分析法律信仰的内涵,结合中国法律制度发展的历史和现状,提出建构中国社会法律信仰的三个途径:完善法律体系,强化立法的本土化;树立法律权威,增强人民对法律的认同感;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培育法律信仰根植的土壤。     

没有宗教的道德如何是可能的

宗教具有重要的道德功能,并不是说道德一定需要宗教作为信仰支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问题,不能归因于中国缺乏宗教。解决当今社会的道德问题,不能把希望简单寄托于宗教对心灵的拯救。在一个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国度里,实现道德和社会文明的巨大进步,不能片面寄托于宗教与道德的互动。     

理性看待道德现状

近年来,“我爸是李刚”、“郭美美”、“小悦悦”等负面新闻频频见诸报端,这些事件影响恶劣,侵蚀道德良知底线,引发了人们对道德现状的讨论和争议。人们对道德失范现象的担忧甚至愤恨,从另一方面看,正是出于对我国社会道德建设的高度关注,是一种新的文化自觉的表现。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强调要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反映和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意愿和要求。因此,理性评估当前社会的道德现状,找到存在的突出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采取有效措施,意义重大。     

从古印度宗教观念的发展看理性和信仰的关系

人类的一切文明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有着追寻终极无限、力图超越现象之有限的丰富内容,宗教哲学是这种追寻的集中体现。古印度宗教文明的发展,正是古代雅利安人从《吠陀》时代起,经过《奥义书》时代再到佛教时代,追求终极无限的结果。信仰和理性是推进印度宗教终极观念演进的两大工具,人们的理性思考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完备,佛教的产生不仅是这种理性思考发展的顶峰,同时,还最终完成了对理性与信仰二者的超越。佛教的这种哲学方法对现今困境多多的主流文明无疑可提供重大的借鉴。     

理性与情感——现代道德重建的前设

作为民族精神行为层次的道德问题的提出主要是面对民族外部道德的绝对话语权和中国内部道德生活形式的流变。传统道德基于形而上学的前设而现代道德由于形而上学的解体则陷入虚无主义。当代道德的重建必然以主体的理性和主体的情感本身为道德观念的前设。     

中国当下法律信仰的悖论——基于对伯尔曼《法律与宗教》的分析为视角

法律信仰是我国法治国家进程中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伯尔曼的“法律必须被信仰”的结论是在西方法律与宗教相互融通的框架下展开的。他在《法律与宗教》中,最终关切的是失去了法律的宗教日益失去其社会的影响,从而引起人们内心、乃至整个社会的精神崩溃。而观照我国当下的法律信仰问题,在法律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法治传统与宗教传统的国家,过于强调法律信仰的作用,可能让我们忽视了真正的问题。一个国家的法治并不一定需要以民众的法律信仰为前提。     

“善”作为中国的宗教伦理

在中国快速变迁的经济环境下,善作为中国传统价值中对命运、缘分和报应等信仰的核心存在,是中国道德资本的部分.一些当代的中国人回到传统,从其中的词汇与象征符号中获得个人选择指导来寻求生命的意义和目的.以善为伦理核心的传统道德资本的信仰和实践有助于现代人调适其所处的现代生活环境,并将弥补因为现代化带来的道德与信任的缺失.     

道德：在理性与情感之间

在西方伦理学发展史上,道德究竟是以理性还是以情感为基础,就此而言存在着理性伦理派和情感伦理派之间针锋相对的两种立场。文章在阐释和分析了以霍布斯和休谟为代表的契约论理性伦理和以叔本华为代表的同情伦理的基础上,论证了从根本上说情感与理性在伦理道德中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我们道德决断中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的因素。人之所以需要守德,与人既是由理性驱动、也是由情感引导的特性相关,因而应从理性合作和情感驱动两个方面．才能厘清人娄服从道德要求的动力机制。     

道德视野下的法律信仰探析

建立公众对法律的信仰,确立法律本身的权威,这是法治社会的一种价值追求。然而,能否实现这种追求,其中的原因不仅仅与国家强制力有关,更主要是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法律的合道德性体现了法律的内在合理性。只有具备了内在合理性的“法”才有可能被大众接受、尊重、维护乃至信仰,从而确立其权威性。     

以德治国中如何发挥宗教优良道德传统的作用

"以德治国"是中国共产党面向21世纪提出的治理国家战略思想.宗教优良道德传统作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一种道德因素,有不少与社会主义道德相通之处.我们在对信教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同时,应注意引导他们充分发扬宗教优良道德传统,为"以德治国"战略作出积极贡献.     

在宗教与人文之间:儒学人文信仰的特质

宗教性人文主义是儒学人文信仰的总体特征,天人合一是儒学人文信仰的核心价值,道德中心是儒学人文信仰的超越途径,这三个方面构成了儒学人文信仰的理论特质。作为心性哲学的儒学人文信仰,其在现代社会依然能够整合人心,建构社会秩序。     

在宗教与人文之间:儒学人文信仰的特质CSSCI

宗教性人文主义是儒学人文信仰的总体特征,天人合一是儒学人文信仰的核心价值,道德中心是儒学人文信仰的超越途径,这三个方面构成了儒学人文信仰的理论特质。作为心性哲学的儒学人文信仰,其在现代社会依然能够整合人心,建构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