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下法律信仰的悖论——基于对伯尔曼《法律与宗教》的分析为视角

法律信仰是我国法治国家进程中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伯尔曼的“法律必须被信仰”的结论是在西方法律与宗教相互融通的框架下展开的。他在《法律与宗教》中,最终关切的是失去了法律的宗教日益失去其社会的影响,从而引起人们内心、乃至整个社会的精神崩溃。而观照我国当下的法律信仰问题,在法律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法治传统与宗教传统的国家,过于强调法律信仰的作用,可能让我们忽视了真正的问题。一个国家的法治并不一定需要以民众的法律信仰为前提。     

论法律、道德与宗教在调整社会关系中的功能联结

法律、道德和宗教都是人类文明的产物,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发挥着调整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在我国传统社会中长期形成的工具主义思想观念对法律、道德和宗教等有着深刻的影响,其中的工具主义倾向被过分张扬,其结果是:手段与目的被割裂,法律信仰、道德自主性与主体性被忽视,等等。这种根深蒂固的工具主义思想不利于深入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有必要正确地处理法律、道德、宗教之间的关系,法律对于道德和宗教要适当介入,促使道德与宗教中体现的善与正义的资源能有效渗入社会之中,从而促成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人能更全面地生存与发展提供基础性贡献。     

从中西传统差异寻根中国道德信仰问题之源

道德信仰是传统文化中核心部分,然而西方重信仰偏于宗教,中国重信仰偏于德行。对此,通过中国传统中生生不已的天命可以转化为个体的生命和群体的意志,来追寻中国为什么没有宗教的问题。另外,从传统文化的来源之一的神话角度,探讨了中西道德信仰中为什么存在尚力与尊德的差异。     

论传统中庸文化的现代司法运用——基于专业的法律决断与民众的道德期待

尽管中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业已建成,但西方法治的横移所带来的困境却是显而易见的。司法过程中专业的法律决断与民众的道德期待之间的矛盾便是西方法律模式硬移植而产生的"水土不服"。正如萨维尼所言,法律是民族的共同意识,中国传统的中庸文化影响深远,将传统的壳注入现代化的内容,对于有效化解专业的法律决断与民众的道德期待的矛盾具有指向性的意义。     

论韦伯法律社会学理论中的＂中国法＂问题

韦伯＂中国法＂问题是他在建构宏大的社会理论过程中对中国与西方加以比较而形成的.韦伯认为中国法是家产制法律结构,其司法审判是家父长制的,并在私法、自然法观念、法学教育、法律家阶层等方面存在缺陷.后世学者关于韦伯＂中国法＂理论的争论其实质是对中国传统法律和司法的态度问题和中国法律变革的方向和路径选择的问题.而韦伯＂中国法＂理论的意义就在于为中国突破当下社会转型和法律变革的瓶颈,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求一条可行路径提供了一种方法论.     

中西方传统"德法兼治"的主导倾向及其历史根源--中西方传统"法律"、"道德"的历史差异

“德主刑辅”是中国传统“德法兼治”的主导倾向 ,“封建礼治”是中国“德主刑辅”的历史根源 ;“法主德辅”是西方传统“德法兼治”的主导倾向 ,“民主意识”是西方“法主德辅”的历史根源。中西方传统“法律”的历史差异在于法律的来源不同、法的约束力不同、权力的制衡不同、奉行的宗旨不同 ;中西方传统“道德”的历史差异在于道德的权属不同、道德的观念不同、主体的个性不同、道德的存量不同。     

哈贝马斯晚近道德哲学中的民族宗教生活史问题

哈贝马斯的道德哲学在广义上属于康德的道德认知主义传统,但在晚近时期,哈贝马斯明确抛弃了康德"道德律在自身中充当动机"的结论,而把一个民族文化-宗教生活史作为理性的道德认知得以形成的具体背景,从而为道德认知主义引入了人类学质料差异的向度.     

梁漱溟“道德代宗教观”商榷

梁漱溟"道德代宗教"说认为中国人的家庭伦理生活能够给人以情志方面的安慰勖勉,因而具有宗教的作用。这种作用在西方社会是由宗教承担的,而在中国是由道德承担的。但"道德代宗教"对于解决当今道德、宗教理论中的一些重大难题时,显现出其局限性,梁漱溟的理论值得商榷。     

中西方道德建设的比较与启示

中西方道德建设是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和现实基础上展开的对象性活动.对中西方道德建设的异同点进行综合比较并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有助于拓展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国际视野,丰富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理论资源,建立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的实践参照,有助于构建既传承历史传统而又体现时代精神、既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道德建设理论体系.     

法律权威来源的历史考察

对于法律权威来源问题,需要从社会历史的角度加以考察。在西方文明进程中,宗教神学理念和独立的人类理性都曾被当做法律权威的主要来源。而就中国社会历史演进过程来看,伦理道德和专制君权是中国传统法律权威主要来源。随着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法律权威的来源愈来愈趋于多元化。可以认为,要想在历史和社会变迁中把握法律权威的来源,必须从主体性、时间维度和多元性三个角度对法律权威来源问题进行阐释和分析。     

现代性困境与后现代道德重构

现代性曾经是摆脱了宗教神圣价值观束缚的人们借以安顿自己心灵的现实理想模式,但从现代性迷梦中觉醒的人们将面临着因为缺乏主体、缺乏选择、缺乏方向而陷入“后现代道德危机”.中国可以通过了解西方世界所做的错事,避免现代性带来的破坏性影响,重构“道德乌托邦”——中国化的“后现代道德”.而重构“道德乌托邦”,应从确立以人为本、承担他者责任、追求终极价值三个维度着眼.     

非正式制度视域下中西公务员录用差异探析

公务员录用的非正式制度主要内生于社会文化和历史传统,在公务员录用制度形成的同时,非正式制度也会相伴而生。由于中国和西方产生非正式制度的社会文化和历史传统等背景因素存在差异,因此,在公务员录用制度形成时也产生出不同的非正式制度,主要表现为"高道德自律"与"低道德他律"的差异、"官本位"与"商官二元化"的官文化差异、意识形态在录用中的贯彻传统差异等。这些非正式制度深刻地影响着中西公务员录用的过程和最终结果。     

儒家传统革命话语的近代转化

中国传统的革命话语主要指儒家的＂汤武革命＂和＂素王革命＂,作为道德宗教革命其意义在于＂受命改制＂;近代中国西文revolution经由日本而传人中国引起了儒家传统的革命精神与西方近代革命思想的相互格义,这主要体现在革命理念和革命方式上,在卢梭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下,儒家传统的革命观念遂转变为中国现代的革命观念.     

法治社会视野下的道德作用

法律与道德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是法哲学界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由于传统中国社会有自己特殊的社会秩序架构和原理,法律与道德问题,在中国就转化为＂法治＂和＂德治＂的命题。在当今法治社会中,道德是否仍有作用？有多大的作用？带着这些问题,本文拟从法史学角度,以中西方历史考察为基础,谈谈法治社会视野下道德的作用和意义。     

传教士法学翻译的历史文化语境及其变迁

历史文化语境是传教士译介西方法学活动开启、促进和发展的最基本动因,但特定语境因素和译者因素又制约译介活动的选择与发展。传教士在特殊文化空间中所形成的文化立场和文化心理影响着法学译介中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选择。而西方法学的译介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造成极大冲击,改变了世人的知识结构乃至思想观念,丰富了作为文化载体的汉语语言。     

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宗教领域中的地位

与西方文明相比,中国人对宗教并不十分热情.这主要是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与核心的儒家文化的影响.但对于儒家文化是如何影响中国人的宗教信仰的,学者们存在很多争论.实用主义是解决这些争论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本文从儒家文化与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与宗法性传统宗教,与佛、道两教的关系入手,分析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社会宗教领域中的影响,认为我们无论认为儒家文化是否是宗教,儒家文化在宗教领域内所起到的主导作用是无法否定的.     

论谭嗣同的法律思想及局限

谭嗣同的法律思想是在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宗教文化和时局因素的影响下产生的。他的法律思想深刻批判了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和封建伦理三纲,宣扬了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等西方法律思想。由于为了实现救亡图存的功利目的,使他对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的内涵缺乏具体的分析,没有认识到民主的不足以及民主和自由的关系,因而他的法律思想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不过,他的法律思想达到了中国思想史上极高的水平。     

从"和合"精神看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适应性

"和合"精神是中华文明的特色之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宗教的交汇点,在中华各派宗教的教义中包含了大量的和合精神.由于道德与宗教在长期的社会发展中形成了一种互渗互补的特殊关系,宗教对于社会伦理体系的构建有重要作用.在社会主义社会,宗教作为社会现象将长期存在,和合精神对增强社会凝聚力的积极作用是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方面.     

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与西方沉默权制度的对话

传统道德规范是法律制度的社会历史基础和赖以生存的土壤,法律制度又是传统道德规范展现与光大的重要形式与稳固平台,二者血与肉关系要求对西方沉默权制度的研讨应以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为基本出发点;中国传统道德要义也决定了没必要也不应当确立西方沉默权。     

以德治国中如何发挥宗教优良道德传统的作用

"以德治国"是中国共产党面向21世纪提出的治理国家战略思想.宗教优良道德传统作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一种道德因素,有不少与社会主义道德相通之处.我们在对信教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同时,应注意引导他们充分发扬宗教优良道德传统,为"以德治国"战略作出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