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不该为未成年犯撕掉“标签”

据报道，最高人民法院正在制定有关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犯罪量刑的指导意见，统一量刑情节的认定标准，规范缓刑，免刑的适用，重点解决少数案件量刑失衡的问题，确保裁判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官员强调，要贯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准确适用法律，同罪同罚，不能“贫富有区别，职级有影响。     

论盗窃罪罚金刑的适用

我国刑法的规定导致了对盗窃犯罪罚金刑的高适用率,这与我国盗窃犯罪群体普遍贫困的特征不符,使司法实践中出现＂刑罚不公＂＂株连无罪＂＂以钱赎刑＂等弊端,背离了我国刑法的立法本意,不利于对犯罪主体的矫正和对盗窃犯罪的整体预防。盗窃犯罪罚金刑的适用应充分考虑犯罪主体的经济状况,增加得并制罚金刑、规范量刑程序、强化对犯罪主体的财产控制,禁止对未成年被告人适用罚金,以实现罚金刑的基本价值和功能。     

醉驾入刑再起争议,社会疑虑需要纾解

最高法近日公布《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对危险驾驶罪等8种常见罪给出了量刑指导意见.其中关于危险驾驶罪规定:“对于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被告人,应当综合考虑被告人的醉酒程度、行车速度、是否造成实际损害以及认罪悔罪等情况,准确定罪量刑.”相关规定引起了热议.     

洗钱犯罪法律认定困境及对策研究

洗钱罪入刑以来,我国不断加大反洗钱的立法力度,但司法适用却不尽如人意.对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的89份洗钱犯罪裁判文书从形式及实质层面进行分析后发现,该类犯罪存在量刑幅度、主观明知、竞合选择及共犯等方面的法律认定问题.为此,应修订刑法条文,出台量刑标准,合理采用刑事推定,优先适用特别法,区分共犯分界线,以扩大本罪的适用,准...     

身份犯新论

徐留成在《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9期撰文认为，身份犯是一类犯罪，并非指一类犯罪人。作为一类犯罪的身份犯，是指法律规定的以实施犯罪的行为者在行为时所具有的刑法身份为定罪要件或法定量刑情节的犯罪。刑法身份是指法律规定的，对定罪量刑具有影响的一定的个人要素或一定的单位附属条件。包括自然人刑法身份与单位刑法身份。类罪特征、     

论矜老恤幼原则在当前刑法中的价值与发展——以《刑法修正案(八)》为视角

矜老恤幼是我国古代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它是传统伦理道德在刑法上的反映,其在立法上追求简省宽宥,量刑上体现悯恤,对历朝的刑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成为传统法中极具民族特色的法律原则。刑法修正案(八)中若干老幼犯罪的条款传承了此原则,引发社会各界的热议。从《刑修(八)》视角,探讨矜老恤幼原则在刑法中的价值和发展,具有明显的意义。     

被害人有效参与量刑程序的建构

被害人参与量刑是法律的必然要求,是实现正义的保障。通过考量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被害人量刑参与的实践,来构建我国的刑事被害人参与机制,确立我国的被害人诉讼参与结构下的具体路径,并制定法律,以保障被害人量刑参与的有效实现。     

开启理性判罚之门——由公诉人建议量刑谈起

公诉人建议量刑的效能不言自明,但行使建议权力的难度却超乎人们的预想。在传统司法裁量领域,因法官的漠视、排斥,加上检察机关自身无量刑经验支持,公诉人缺乏有效楔入量刑活动的足够信心和耐性。建议量刑导致判罚难点前移到起诉阶段和在个案诉讼中面临舆论压力,公诉人更有可能退避自保,需要法律与政策明确量刑建议权力不可放弃;公诉人因追诉犯罪可能偏好重刑,对此,控辩审三方的良性互动可有效抑制这种不良倾向。     

古代未成年犯罪的教育与惩戒

恤幼是中国传统法律的基本原则，从西周时期开始直至明清的传统法律，围绕未成年人犯罪，无论是定罪量刑还是刑罚执行，都充分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中国古代以来形成的恤幼传统，为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来源，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此种优待是以维护王朝统治为核心的，但律例条文中所反映出来的理念和制度仍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宝贵遗产。     

宋朝法定赎刑制度的演变及其特点

宋初颁布的《宋刑统》,规定了赎刑适用的刑种、罪名、对象,赎刑限制适用的范围,赎刑执行的具体方法,并在两宋时期长期行用。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两宋赎刑制度也在发生变化。其中的制度性变革,表现为官僚贵族和平民百姓适用赎刑范围扩大,宦官、贡举人、医官、太学生、僧尼、道士、女官等特殊人群适用赎刑,限制荫赎适用对象,限制官吏失入死罪的用赎,改革赎刑执行方法等方面;非制度性变化多属以敕破律的个案,包括不当赎而赎、当赎不赎、以官赎罪后又恢复其官员身份等情形。宁宗嘉泰年间颁行的《庆元条法事类》,反映了南宋赎刑制度的特点。其所规定的赎刑制度,在赎刑适用对象和赎刑限制适用的范围上均有所扩大。     

危害结果概念之比较评析

刑法意义中的危害结果应具备两个特征 ,即自然特征和法律特征 ,并通常有实害结果、危险结果和精神损害三种现象形态。其中 ,实害结果能成为构成结果 ,后两种形态只能成为量刑结果。危害结果的定义中应包括 :行为、犯罪对象、犯罪客体及表现形态四个概念要素     

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问题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渎职侵权犯罪轻刑化究其原因,渎职侵权犯罪的刑罚类别单一、量刑幅度宽、跨度大、缓刑适用条件缺乏可操作性是立法原因;检法部门对法律的理解和立案标准的认识不一致、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是司法原因;非法律因素的干扰是社会原因.针对上述原因,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通过完善全方位的立法体系、架构协调性的司法运行体制以及健全立体化的监督机制,来改变和避免渎职侵权犯罪的轻刑化.     

我国贪污受贿罪量刑存在的问题和完善建议——以200份贪污受贿案件判决书的实证分析为基础

对200份判决书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贪污受贿罪量刑存在量刑偏轻、量刑失衡、基准刑之裁量唯数额论、从宽量刑情节认定不严格和适用不规范等问题,其产生原因包括法制传统、司法体制、立法缺陷、司法积弊和司法人员素养等因素。基于腐败犯罪的状况和中央的反腐态度,司法人员应转变轻刑化理念,贯彻从严惩腐的刑事政策。完善司法体制、改善司法环境、强化检察权能、提高司法权威是改变量刑偏轻的可行思路。刑法上重置受贿罪的罪刑结构并增设常见的犯罪情节,司法上构建二元处罚标准的量刑方法,完善刑事案例指导制度,是促进量刑均衡的有效路径。观念上厘清受贿罪的罪质及影响其罪责程度的要素,实践中更加注重其他犯罪情节对刑罚的影响,是化解基准刑之裁量唯数额论的理性思维。判决书中加强有关从宽量刑情节的说理,有利于解决从宽量刑情节认定和适用中的问题。     

我国盗窃罪认罪认罚案件量刑影响因素解析——基于16740份刑事判决书的实证分析

自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我国实施以来,传统的量刑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但由于受现行法律框架、传统观念等因素影响,我国对于盗窃罪的量刑在认罪认罚制度下仍有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为了完善认罪认罚在处理盗窃犯罪中的适用,以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法院判决文书为实证研究依据,运用统计分析方法,探讨我国盗窃罪的基本特征,总结影响盗窃罪量刑的诸多因素,探索不同因素下的量刑差异及其相关因素对量刑的影响,可以为盗窃罪研究理论在我国的繁荣提供实证依据,进而为司法人员在盗窃罪量刑时更为准确地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提供理论依据。     

论我国网络犯罪的界定--兼议我国网络犯罪的立法现状

网络犯罪与计算机犯罪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上是一致的.网络犯罪仅指以网络为侵害对象实施的犯罪行为,<刑法>第287条规定的利用计算机实施的诈骗罪、贪污罪、盗窃罪等传统罪名应排除在网络犯罪之外.当前我国关于网络犯罪的立法在以下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网络犯罪立法保护范围过于狭窄;网络犯罪量刑偏低;网络犯罪的主体仅为自然人;网络犯罪的刑罚没有资格刑.     

明代律赎辨析

明代的赎刑制度承前启后,为中国古代法律传统的要点之一。其中的律赎,以终明一代未尝更易的《大明律》为依据,是赎刑的基础。明代律赎规定不多,条文也较简单,涉及七大项内容。律赎适用对象被分成有身份主体、无身份主体两大类。准赎的刑罚级别越高,则是对赎刑适用对象越优待。明律对赎刑的适用也规定了一些消极要件,以达到冲突的调和与妥协。     

中国古代盗罪犯罪对象研究

与现代刑法通常以犯罪对象的价值作为盗罪定罪量刑的主要根据不同,古代法律对于所盗对象,则根据体现的社会关系、自然属性、控制方式、保管状态、可流通性以及所有权的主体等方面进行明确区分,并历史地体现出这些划分的立法规律。对于判断犯罪性质,区分不同罪名,认定计赃数额,确定刑罚适用具有相当复杂而重要的法律意义。     

施杰:中国“醉驾入刑”提案第一人

刑法修正案(八)从今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醉酒驾车等将被追究刑事责任。这一行为犯罪,写入我国法典。一时间,社会各界舆论哗然,引发了醉驾入刑的热议。反对者称:醉驾入刑有违法律宽严相济政策;司法成本过高,长期难以为继。而拥护者则称:醉驾入刑有助于人们养成良好的驾驶习惯,排除了立法与司法脱节,导致醉驾量刑标准不一和适用法律不当的尴尬。     

封建“官当”制度考议

中国古代的“官当”制度,是封建特权思想在法律上的体现,它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等级森严的封建专制政体和“刑不上大夫”的礼教思想是“官当”制度赖以存在的政治、思想条件。“官当”制度随着封建社会的灭亡而归于消灭,但其对现代社会仍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少数领导干部怀有的“官僚主义”、“特权思想”就是“官当”制度的遗毒。消除滋生封建特权思想的土壤,对建设现代法治社会有重大意义。     

我国著作权刑法保护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我国在著作权刑法保护上存在着保护范围不够明确、定罪量型标准过高“、非法经营额、违法所得额”混存的规定不科学、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不统一、不符合刑法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及刑事程序与民事程序衔接不当等问题。为了严厉打击著作权侵权犯罪行为,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切实落实TRIPS协议的要求,必须改进立法模式和审判方式,修改法律条款,完善定罪量刑标准及统一自然人、单位犯罪的定罪标准等政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