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程序法律责任论

刑事诉讼法是规范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规范总和。刑事诉讼目的的实现仰赖于国家司法机关和刑事诉讼当事人、诉讼参与人对刑事诉讼程序规范的遵守。目前我国刑事诉讼程序违法现象较为严重,其原因除了“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外,刑事诉讼程序法律责任制度的缺失也是重要的原因。刑事诉讼程序法律责任的存在有其正当的哲学根据、宪法根据、逻辑根据及现实基础。我国必须确立以程序性法律后果为主体的刑事程序法律责任基础,以司法审查和程序裁判为责任实现途径的刑事诉讼程序保障机制。     

刑事调解制度的现实基础、理论依据及理性思考

就刑事调解制度的现实基础而言,既有现行刑事司法模式所带来的困惑,也有刑事政策变革之要求;既有域外的刑事司法改革经验,也有各刑事诉讼主体的利益诉求。治理、善治理论、社会资本理论、传统“无讼”文化、被害人学说等为刑事调解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刑事调解制度作为一种新兴的刑事司法模式还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其主要解决被害方民事赔偿问题而缺失社会关系的修复;对刑事法原则带来了一定的冲击,容易造成不平等和歧视待遇;会带来在预防犯罪的同时降低了刑罚威慑力、促使犯罪的形成的双重社会效果等方面,必须对其进行理性思考。     

政治文化视域下当代中国政党制度解读

中国当下政党制度的选择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上创造出的一个适合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政党制度。如果从政治文化视阈来看,对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的契合是其获得文化合理性的基础;对近代中国社会多元政治文化的尊重与承认是其建构的现实土壤;对社会大众民主价值追求的积极而有效的回应则是其永葆先进性的不竭动力。     

刑讯逼供的根源及其对策——以刑事案件证据新规定为视角

刑讯逼供是错案发生原因之一。刑讯逼供屡禁不止有多方面原因,思想原因有受有罪推定思想的影响,较之查出案件真相而言刑讯逼供无足轻重;制度原因主要有我国未在事实上确立无罪推定原则,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不完善,侦押分立制度的缺失等;实践方面原因有司法投入不足,侦查技术水平低下,对刑讯逼供处罚不力等。我们要消除刑讯逼供产生的思想根源,确立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的刑事诉讼价值观,加强相关的制度建设,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问题,以遏制刑讯逼供。     

用数字化来研究中国传统社会——评张仲礼《中国绅士》

中国晚清没有步入资本主义，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传统社会无法实行“数目字”管理，中央政府缺乏可靠的财政田赋数据的统计。这是近年在中国大陆学界广有影响的黄仁宇反复再三强调的观点。能否用数目字管理，是其区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     

我国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反思与重构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一些国际社会普遍适用的基本原则付之阙如,而某些不应该作为基本原则的一些制度、规则或不具有基本原则本质特征的内容,却被规定为基本原则。存在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理论上对基本原则的研究不够深入,基本原则的立法构建受到法律科学性之外的因素影响,同时,传统的重实体真实、轻程序正义的观念也影响着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确立。我国应当增加一些普遍适用的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剔除一些不具有基本原则本质属性的内容。     

从乡土中国到乡愁中国：理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视角

当下中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变迁之中,对这一过程加以充分认识和理解是推进大国善治的重要前提。从历史上看,“乡土中国”构成传统中国社会的底色,其以土为生、以文化人、以德为重的基本特征长期规制着中国社会的形态及其演化过程。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进入急速的现代化进程中,大量的现代性要素渗透进乡村社会,日益消解了“乡土中国”的传统底色,并呈现“乡愁中国”的现代面向。“乡愁中国”是“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换的一个历史阶段,具有过渡性特征。“乡愁中国”对于理解中国社会变迁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乡愁中国”蕴含着当下中国在急速现代化进程中的张力和反思。其原因在于,现代性要素的注入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但同时也遭遇了乡土“褪色”的潜在挑战。另一方面,“乡愁中国”也蕴含着对中国传统价值的重新发现过程。“传统”与“现代”并不是截然二分的,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应当高度重视历史传统的内在价值,并建立现代与传统的有机联结,进而确立新时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     

关于女性在传统社会中地位的思考--以梅县客家妇女为例

关于中国女性在传统社会中的地位,传统的观点是:在以男性为核心男尊女卑传统社会中,妇女是不能登堂入室的。作者近来在粤东梅县进行民俗考察时,从民间收集到大量有关产权变更、书简或婚书等古文书,细读这批文书,审视女性的社会地位,可以看出,梅县妇女在传统宗族社会中具有不俗的尊长地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当与地方生态环境有关。     

完善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立法构想

证人出庭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很少且不规范,其原因主要在于法律规定的缺失和文化传统的影响。由于证人出庭具有丰富的诉讼价值,因此,急需从立法上完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使其得以正常运转,有效地促进司法公正的逐步实现。     

中华法系与大陆法系比较视域下当代孝与养老的困惑解析

中国传统的孝和养老体现着礼法一体的和谐统一,在当代却面临着家庭结构变化、养老立法滞后、养老保障缺失,尤其是孝与养老失衡等问题,其深层的原因是中华法系的家庭养老与大陆法系的社会养老在文化价值、社会制度、政治传统之中的差异。     

试论沉默权制度在我国的限制适用

沉默权最早起源于英国 ,其法律本质就是不被强迫自证其罪或不被强迫自我归罪的特权。我国目前尚未确立沉默权 ,但随着与国际接轨的需要和侦查技术的提高 ,我国有必要确立沉默权。但在确立沉默权时基于犯罪特点和公共安全的需要应有必要的限制。     

在我国设立沉默权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

沉默权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司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能否真正享有辩护权的基础所在。承认并有效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是保障人权、保障被追诉人的程序权利,实现诉讼中的力量均衡的重要表现。不论是沉默权的历史,还是我国的刑事司法实践现状,都表明沉默权制度在我国刑事司法中的适用已是势在必行,其终极目的是完善我国司法改革和实现司法公正。     

沉默权应予缓行

随着我国1998年加入联合国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否应该给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刑事诉讼上的沉默权,各种观点聚讼一时。考察沉默权的历史发展轨迹和其运行机制,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和法制发展状况的实际,我国现阶段对犯罪嫌疑人赋予沉默权还为时尚早,应予缓行。     

沉默权：一个无法沉默的话题——从我国刑诉法“应当如实回答”谈起

我国刑诉法规定了犯罪嫌疑人面对审讯人员的审讯：“应当如实回答”的义务,使其在刑事诉讼中处于不利的地位。是否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由“口供本位”转向“物证本位”,彻底改变目前的侦查模式,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     

试论刑事诉讼被害人的人权保障

随着国际人权保障思想的发展 ,刑事被害人问题在国际范围内已从理论研究阶段进入立法实施阶段。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对刑事被害人这一特定的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怀显得十分苍白 ,因而应根据被害人人权保障的国际标准 ,结合我国刑事立法现状 ,构建我国刑事诉讼被害人人权保障机制。在刑事诉讼的具体制度设计中 ,建立起被害人利益、被告人利益、国家和社会利益相协调均衡共存的新诉讼理念和制度。     

犯罪本质反思——兼论规范违反说之提倡

在我国刑法理论中,社会危害性一直被视为犯罪的本质特征.进入21世纪以后,人们对该提法展开了全面的反思和批判,社会危害性也在争议声中走过了十多年.应当说,对社会危害性的反思,是犯罪论体系进一步完善的需要.但从整体上看,社会危害性并非无懈可击,在说明犯罪的实质方面,它必须借助于规范违反说才能得以说明.因此,直接将规范违反说作为犯罪的本质特征,是解决这一争议的最终出路.     

我国应建立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

刑事被害人补偿是指国家对一定范围内因遭受犯罪侵害而又无法通过其他方式获得损害赔偿的被害人及其家属,通过法律程序支付其一定的金钱加以救济的一种方式。我国应建立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这既是与国际社会接轨的需要,也是保障被害人人权的需要;既是预防犯罪的需要,又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需要。     

袭警罪的刑事立法研究

近年来,我国境内暴力袭警事件频频发生,给人民的生活和社会的稳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刑法作为国家最有强制力和威慑力的法律,理应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从增设袭警罪的理论支撑、各国关于袭警罪的立法现状和我国增设袭警罪的立法构想三个方面看,增设袭警罪已经具有足够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论刑事简易程序中被告人权利的保障

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的简易程序,不仅类型较为单一,只有简易审判程序一种,且在设计上缺乏保障被告人权利的特别规定,影响了简易程序应有的司法功能的充分发挥。本文从分析简易程序的法理基础入手,透视中国现行的刑事简易程序制度及实践运作,提出我国应完善简易程序被告人权利保障机制。     

完善刑事调解取代刑事和解

当前，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呼声在我国越来越高。然而，刑事和解有其致命弊端。在我国，构建刑事和解制度实属无必要，刑事调解的实行表明其完全可以达到刑事和解应有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应通过完善刑事调解来取代刑事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