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效力研究

非法证据是指在刑事诉讼中,法律规定的享有调查取证权的主体违反法律规定的权限或程序,采用违法的方法获取的证据材料。在司法实践中,主要包括两类证据：一是非法的自白证据;二是非法搜查、扣押所收集的实物证据。这种证据能否作为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依据,关系到不同诉讼价值观念的选择和不同诉讼主体权益的保护,是刑事诉讼中最为复杂、最为棘手的问题之一。由于法律文化传统等的不同以及特定时期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需要,不同国家甚至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有关这一问题的诉讼理论和具体对策存在着许多差异。     

刑事诉讼“非法证据”的效力研究

关于刑事诉讼“非法证据”的法律效力问题,学界争论颇为激烈。一、“非法证据”的准确概念应当是“非法证明材料”（不具备证据能力的证明材料）;二、从三个主要方面--（1）合法性应当是诉讼证据内在特性之一;（2）“排除加例外说”的“例外”,其实并不是对非法证明材料的例外（该“例外”的证明材料本来就是合法的）;（3）在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两种价值目标发生冲突时应取后者。非法证明材料应予绝对排除。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探究——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现行的1996年《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文规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仅有的相关几个法条零碎地体现了刑事诉讼活动过程中关于排除非法收集、获取证据的诉讼精神,缺乏具体、可操作的细节。新近颁布并即将施行的2012年《刑事诉讼法》对此规则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吸收、修正与完善。     

也谈走出证据概念的误区

用“根据”来定义“证据”有循环定义之憾，最好还是用“事实”来定义。事实也是中性的概念，其中立性源于事实的客观性。对证据客观性的理解应该具有两个方面：证据材料的物质属性和证据事实反映案件事实客体的联系性。司法证据应该具有求真的价值取向。深入研究证据，应该区分证据事实、证据材料等下位概念。证据材料是证据事实的载体。证据材料的不确定性和待证性，使其在判决和定案阶段的材料还是证据材料，而不是证据事实本身。证据事实具有认知性，并不等于客观的案件事实。诉讼证据的法律性，使法律证据的主观性更加明显。辨析证据概念，应该具有批判的学术精神。     

浅析诉讼证据的内涵、外延和属性

诉讼证据是诉讼的核心问题，但对于诉讼证据的内涵在学术界仍存在着比较大的争议，“事实说”和“根据说”是具有代表性的两种学说；人们对于诉讼证据外延的界定也众说纷纭，存在着“证据材料”和“定案依据”的划分理论，但依然没有对诉讼证据的外延予以明确。关于诉讼证据的属性，通说认为是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但实际案件中的诉讼证据并不都具有这三种属性，因此应将他们视为定案依据的判断标准。     

审查判断电子证据的真实性研究

本文论述了电子证据的内涵,并根据电子证据的特征,提出了保证电子证据真实性的安全技术措施,以及鉴别电子证据真实性的方法,而且结合国内外立法,论述了从哪些方面来审查判断电子证据的真实性。     

民事诉讼中判断电子证据真实性的标准

在涉及电子证据的民事案件中 ,由于影响电子证据真实性的因素很多 ,对它们都予以审查是不可能的 ,这时就需要根据电子证据真实性的标准来判断 ,必要时应采取“高度盖然性”标准 ,这是判断证据真实性的最低标准。采用这一标准有助于法官在证据的真实性没有确凿把握的情况下进行裁判 ,避免了犹豫不决而导致的拖延诉讼或拒绝裁判     

试论侦查活动中刑事证据的真实性

刑事证据有真实与虚假之分,其真实性包含实质真实与法律真实两个方面。侦查活动中,既要注重对证据实质内容的调查与论证,使主观认识与客观事实相统一,又要严格法律程序,使形式与内容相统一。     

对非法证据的理性审视

非法证据的取舍问题无论是在诉讼法理论界还是在司法实务中都是争论的焦点。在借鉴国外有关非法证据制度的基础上,本文指出我国解决这一争议的关键应以“价值权衡”理论为依据,并结合对非法证据的理性思考,来寻找符合我国国情的非法证据处理模式。     

侦查环节非法证据排除工作机制研究——以新《刑事诉讼法》为出发点

2012年3月修改的《刑事诉讼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这一制度的确立实现了非法证据排除的有法可依,有利于侦查机关强化对自身侦查行为合法性的监督,遏制非法取证,加强人权保障,促进司法公正.随着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逐步推进,侦查机关如果仍然沿用以往的取证方式,辛苦获取的证据就可能因为手段不合法等问题而在后来的审判环节遭到排除.作为最主要的取证主体,侦查机关应当主动建立部门内部的非法证据排除审查和工作机制,以有效应对刑诉法修改给侦查工作带来的挑战.     

新刑事诉讼法对证据制度的改革

新刑事诉讼法在证据种类中增加规定了电子数据和辨认、侦查实验笔录,将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笔录合并为一类证据,将视听资料和电子数据合并为一类证据,比较妥善地解决了上述证据材料的归类和证据地位问题。在证据资格上,规定了行政执法过程获取的证据材料、技术侦查获取的证据材料、强制采集的样本可以作为证据使用。新刑事诉讼法吸纳了＂两个证据规定＂中的诸多重要内容,对证据制度进行了系统性的修改和完善。＂两个证据规定＂作为中央司法体制改革的重大举措,是多年来司法审判经验的总结,应当继续严格贯彻执行。     

关于证据事实应否成为诉讼证明对象的几点思考

证据事实应否成为诉讼证明对象的问题经多年的争论仍然没有一个统一的结论,原因在于各家观点均存在不能自圆其说之处.笔者同意证明对象不应该包括证据事实的观点,尝试着为该观点增添几个论据.诉讼中审判人员审查判断证据或当事人质证时有用其它证据来印证证据,对于在这过程中被其它证据印证的证据为什么不是诉讼证明对象的问题,将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论刑事诉讼证明观的转向与回归——以诉讼合意为视角

诉讼证明观作为贯穿于刑事诉讼证明全过程的核心概念,其既可对诸如证明对象、证明标准、证明责任等问题起到直接的理论指引作用,又可在刑事程序设计及制度操作细化等方面指明具体的改革方向。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客观真实论,其在强调事实的绝对客观性与时空的相对有限性之外,同样关注裁判者在证明过程中所起到的主观能动作用,即在认识论之外辅之以价值论的论证理路。由此,诉讼合意中所凸显出的诉讼平和性、一致性等特征便与客观真实论或曰消极的实质真实发现主义的内在要求不谋而合,并使后者在诉讼证明问题上一跃成为指导诉讼合意理论极为重要的方法论要素之一。     

论民事诉讼起诉前之证据保全——以程序机能之延展为出发点

起诉前证据保全的可大致划分为传统型与现代型,传统型机能即是对证据的保存与固定,而现代型机能则体现为收集证据、促成集中审理与促进诉讼外纠纷解决。在程序机能扩张的基础上,诉前证据保全程序的独立性也逐渐加强,适用情形也在固有的证据可能灭失或难以使用这一情形的基础上有所扩张,而包含了当事人同意,于确定事、物之现状有法律上利益并有必要的情形。     

证人证言补强证据问题探讨——兼评民事和行政诉讼证据司法解释

理论界对补强证据理论本身、补强证据与案件主要事实和主证据的关系认识存有较大落差,影响了补强证据规则确立的科学性,造成了司法解释规定的偏失.文章从理论的视角对补强证据进行分析和比对,从分析中恢复其应有的含义,从比对中探求建设性意见,并对司法解释的缺陷进行评判,以便正本清源.     

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对比研究--以英国为视野

证据开示是掌握证据材料的控辩双方在法院庭审之前,按照一定的规则或命令,通过适当的方式将本方掌握的证据材料让对方知悉的制度.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证据开示制度虽有设置,但不够明确和完善.因此,应明确建立并完善控辩双方的证据直接开示制度.证据开示应双向全面,辩护方应同控诉方一样负证据开示义务.     

刑事诉讼法修改背景下的侦查证据运用研究

第二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给侦查取证工作带来一系列的挑战。为突破作证之窘,化解侦查之困,在理论探讨的基础上,认真梳理侦查证据的运用,树立侦查法治理念,服务于法治中国建设。     

瑕疵证据新解——以瑕疵证据的地位为视角

2010年“两个证据规定”确立的瑕疵证据理论是证据法学界的大事件,对我国刑事证据法理论的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瑕疵证据”的地位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其“补正或合理解释”的治愈规则也备受争议.就实质而言,所谓瑕疵证据应是一种证据取得禁止规则,它规范着相关国家机关的行为,其与非法证据产生重大分野,取证行为瑕疵的出现并不当然导致证据的排除,瑕疵证据可以通过相关治愈规则恢复证据能力.     

刑事诉讼"非法证据"的效力研究

关于刑事诉讼"非法证据"的法律效力问题,学界争论颇为激烈.一、"非法证据"的准确概念应当是"非法证明材料"(不具备证据能力的证明材料);二、从三个主要方面--(1)合法性应当是诉讼证据内在特性之一;(2)"排除加例外说"的"例外",其实并不是对非法证明材料的例外(该"例外"的证明材料本来就是合法的);(3)在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两种价值目标发生冲突时应取后者.非法证明材料应予绝对排除.     

被害人刑事诉讼主体地位的理性回归——以立案公开制度为切入点

<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刑事被害人诉讼主体的法律地位,但目前我国被害人刑事诉讼主体地位的实现在侦查阶段尚存在诸多问题.北京市公安局试行的立案公开制度,有助于被害人知情权、发表意见权、隐私权、监督权等诉讼权利的实现,有助于被害人诉讼主体地位的理性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