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东代表诉讼中原告主体资格探析

公司股东作为原告代表公司进行诉讼有其法理及价值基础。在我国建立这一制度 ,应对现行《公司法》和《民诉法》做出相应的调整与修改。原告主体资格的确定应考虑程序性条件与实质性条件两个方面。股东作为原告 ,其诉讼权利和义务有其特殊性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研究

在我国现行诉讼法框架下,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作为诉讼的发动者,缺乏明晰界定。这使得环境公益诉讼往往因资格不合而启动不了。应该修改和颁布相关法律,将公民、社会团体、行政机关、检察机关都纳入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范围,同时解决其中可能存在的资格冲突问题。     

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研究

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问题是我国建立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先决问题之一.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对原告主体资格进行了严格限制,影响了民事诉讼制度对公共利益的维护作用.2011年的《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首次确立了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并对诉讼主体的规定有所突破,但此规定过于模糊,且特公民个人这一重要主体摒除在公益诉讼主体之外,不利于公益诉讼的运行.因此,采用诉的利益作为当事人适格的基础,厘清当事人适格的范围,确立由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组成的多元化的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将更加有利于维护公共利益.     

论股东代表诉讼的原告资格

股东代表诉讼提起权应是每个股东都享有的一项权利。但是如果对股东的原告资格不加任何限制,势必会导致权利被滥用。因此,为了避免不当诉讼,各国(地区)公司立法对原告股东的资格都作了适当的限制。本文重点探讨了股东代表诉讼的原告资格问题,并通过与一些国家(地区)的立法比较,对完善我国新《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提出了一些建议。     

浅议股东代表诉讼的原告资格

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现广泛的存在于世界各国的公司立法中,并且各国一般都对起诉股东派生诉讼中原告的资格进行一定的限制。较之他国的相关立法,我国《公司法》对股东代表诉讼的原告资格的规定过于笼统,未能很好的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文章拟从分析境外股东代表诉讼原告资格、我国股东代表诉讼原告资格的规定及我国现行规定的不足和完善三个方面入手,为股东代表诉讼制度的完善提供些许看法,以更好的保障中小股东和公司的利益。     

行政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论证

我国行政公益争议司法化已成必然,但它遇到了现行行政诉讼制度的各种制约,其中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制度应该改革,重新确定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条件,确定各种行政公益诉讼原告。检察机关不应作为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社会团体应成为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主力,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继续成为行政公益诉讼基本的原告。     

涉及城市规划诉讼中的原告资格研究——以美国分区诉讼中州法院判例为研究对象

近年来,我国因涉及城市规划而引起的纷争日益增多,这不仅仅是因为城市建设步伐的加快,还有法律制度缺失的因素。城市规划作为我国对城市进行管理的重要手段,其控制性详细规划很大程度上借鉴了美国的分区法。我国城市规划相关诉讼原告资格范围的狭窄,导致相关当事人无法在司法层面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济。城市规划相关诉讼中原告资格范围的适当扩张,涉及扩张的范围、扩张的标准、扩张的意义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国内并没有先例。以美国分区制为研究背景,能够为我国城市规划相关诉讼原告资格范围的法律规制提供启示与参照。     

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解析

依据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55条,哪些机关和组织具有民事公益诉讼之原告资格,需要“法律”作出明确规定,而公共利益领域的多样性决定了应区分不同情况分别予以界定.鉴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应规定检察机关之原告资格可适用于各类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须处理好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职能、民事公益诉讼之原告资格和行政公益诉讼之被告地位的关系,并对“有关组织”的范围和条件作出合理的制度性安排.     

对公益诉讼原告的诠释

一般意义上的公益诉讼涵盖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两大领域。公益诉讼制度的一个重要的制度特色就是公益诉讼的原告制度。与传统私益诉讼的原告制度相比,公益诉讼的原告具有原告资格的多元化、原被告双方力量的差异性、原告处分权的限制性等特征。     

刍议行政公益诉讼原告资格

2013年1月1日实施的《民事诉讼法》开启了我国公益诉讼的大门.民、行诉讼制度下分饰两角的行政机关在伴随社会发展而逐年增加的公益诉讼案件中占据重要位置.修改《行政诉讼法》迫在眉睫,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结合中国司法实践,可以考虑加入行政公益诉讼的可能性.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主要障碍之一,就是现行规定的原告主体资格范围不能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我国行政公益诉讼主体资格应锁定为公民和社会团体,符合公益需求,但赋予检察机关主体资格却有待商榷.     

美国行政诉讼中几类特殊原告及其启示

在美国,纳税人、消费者、环境利益人、社会团体等都享有司法审查的请求权,这种行政诉讼原告资格标准的放宽,表明了司法救济范围的拓展,对于强化公民的主体地位、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制度和社会监督机制、加强对公共利益的保护、促进法治秩序的构建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