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与“社会建设”——在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视域下

马克思从“市民社会”这一“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入手，剖析了西方现代性进程：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是现代性确立的重要标志，同时，市民社会又是承载现代商品经济和大工业生产的实践领地，其内部又蕴含着巨大的矛盾，因而必须超越市民社会走向人类社会，即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有鉴于此，中国目前的社会建设首先要健全市场经济体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其次要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培育公民社会；最后要促进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克服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     

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看中国国企改革

一 　　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西方学者很早以前就争论不休。近代自由主义哲学家那里，社会的分量是大于国家的。他们从“市民社会先于或优于国家”及国家权力源于人民的前提出发，推断出市民社会决定和制约国家的结论。黑格尔则认为，市民社会具有自身无法克服的种种缺陷，只能通过国家才能将这些缺陷予以纠正，因而国家高于市民社会。而马克思则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和对资本主义的研究，把被黑格尔颠倒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矫正过来，在其一系列著作中，完整地阐述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关系。 　　在马克思看来，随着社…     

商团事变：民初商人政治参与的实证考察

以市民社会理论来分析商团事变的学者，因受国家与社会对立一元论研究取向的影响，通常着意于以商人为主体的“市民社会”同孙中山政府对抗的一致性，却忽略了其内部的差异性，即商人回应商团事变的心态层面的复杂性，而这种差异性、复杂性往往是“市民社会”能否最终形成的重要依据。事实证明，在广州商人应对商团事变的价值取向中，生命权与财产权始终是第一位的，其“参与政治”主要是为了能否更好地推动这两大目标的实现，但远未“膨胀”至建立“商人政府”的程度。就此而言，“在商言商”的传统理念在国民革命初期广州商人的“政治参与”中仍居支配地位。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的三维审视及其当代意义

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包括三个维度：即一般雏度，市民社会是与国家相对应并与之“共存亡”的非政治社会。本质是“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特殊维度，市民社会是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市民”的社会，社会的物质生活关系表征为商品和货币关系；典型维度，商品货币关系转化为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资产阶级社会成为市民社会的典型存在形态。重温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的思想，对于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具有积极的价值启示。     

行政“还权”与行政主体的多样化

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产生了公域和私域中两种不同类型的行政主体，这是行政分权理论的必然结果。然而，由于政治国家存在扩张的天然倾向，原本应当由社会组织行使的行政权力被国家吞噬。随着市民社会的成熟与完善，被吞噬的行政权力又逐渐回归到市民社会并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下来。从而，“行政还权”理论成为了认识行政主体多样化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     

马克思对近代自由主义权利理论的批判

以“政治解放”作为概念工具,马克思将权利区分为作为参加政治共同体的公民的权利,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权利,被自由主义思想家所倡导的诸如平等、自由、安全、财产等权利,属于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的权利。由于市民社会以利己主义为原则,所以这种权利无非是利己主义的个人的权利,它所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分立性和排斥性,而且这种权利本身包含着无法克服的矛盾。马克思批判了这种权利,但只是为了给这种权利划出界限,并不是要否定这种权利的进步意义。     

马克思国家观的出场叙事在何种意义上是总体式的——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中心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呈现马克思国家观出场的重要文本。以回归文本语境的解读范式来看，马克思国家观的出场叙事是总体式的，而非成分式的。以“现实的规定”的社会政治基础为理论地平，马克思倾向从家庭、市民社会与国家的整体关系中勾勒国家机体总体图景。因循这种面向现实的批判向度，马克思探讨了制度、行政、立法等国家要素与人民之间的应然联系，初步建构起国家治理总体逻辑。面对自身的理论不足，马克思在尝试克服思想限度的过程中，萌发了关于未来国家形态的总体构想，并拟定了整体性的理论计划。     

“强国家、燃”：现代国家构建之理想形态——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之分析进路

“现代国家构建与成长”可以作为人类告别中世纪以来政治发展之“主轴”加以演绎。而且这一进程必须同时以国家职能的范围和国家能力的强度为支点。进行双向的、多维的良性建构。仅就发展取向和未来图景而言．“强国家、大社会”将是现代国家构建之理想形态，它将在防止国家权力对社会权利的侵吞和扼制的同时促进国家能力的提升，最终实现国家所维护的普遍利益和社会所捍卫的特殊利益之和谐共生。     

培育国家公民：黑格尔“客观精神”中的教化及其作用

“教化”是黑格尔精神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客观精神”中的教化，以抽象的自由理性之人为起点，超越对个体主观认识的培育，旨在现实的社会中培育国家公民。为实现这一目标，教化应根据“抽象法—道德—伦理”的逻辑顺序，在方法上从外部强制发展为说服感化，在内容上从否定性内容发展为肯定性内容，最终达到外部规定与内心认同在更高层次上的统合。基于“家庭”与“市民社会”两环节是“国家的理念”自身的分化，教化的过程应在“家庭—市民社会—国家”教化一体化中完成。黑格尔“客观精神”中的教化，围绕人的社会政治属性展开，对培育社会主义合格公民具有启示作用。     

马克思市民社会视角下的社会建设思想

市民社会理论有着深厚的思想渊源,马克思在批判与继承黑格尔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市民社会理论,这在市民社会理论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学和社会建设思想,其中的“经济关系”“政治国家”“人类解放”等论断为当前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提供了理想范式和行动指南.     

公共商谈与政治话语：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世界

在哈贝马斯看来，晚期资本主义公共领域发生结构转型的根本原因在于由国家干预市民社会和市民社会获取政治权力而导致的相互融合以及随之响应的市民社会结构的转换。要摆脱晚期资本主义全面危机的唯一路径是需要对公共领域加以重建，以期能够提供“公共商谈与政治话语”的有效框架。在当代世界，民主法制国家只有充分意识到自身所具有的社会一体化的反控导的技能，并按照一种反思性的原则来引导政治公共领域内部的实践，才能把自己置于与经由交往理性织构的公共领域平行的地位上，并由此确定它作为一个民主的政治话语的主体的地位。     

市民社会是宪政的基石

市民社会是指由各种利益集团以一定形式组成的自主性机构，包括经济组织、政治组织、文化组织、宗教组织、学术组织和科技组织等。作为独立于国家的“私人自治领域”和私人利益的代表和象征，市民社会是宪政的基石。它不仅通过自身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权利要求，为政治国家公共权力的行使指明了方向，而且通过直接和间接方式参政、议政、督政、约束公共权力行使，防止公共权力滥用。     

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启示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概念有着较为清晰的含义。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市民”是市民社会的主体,这一主体所具有的精神正是现代理性精神;市民社会的实质规定为“一切物质交往”,其行动原则就是物质利益原则;市民社会的结构要素是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是国家的基础。这样无论是从社会结构、社会功能看,市民社会所呈现给我们的都是一种多样、竞争、平等、创新的领域,这也正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所需要的基本状态。如果能把培育一个真正的市民社会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不失为一种优选之路。     

从哲学维度看国家与市民社会建构的关系

国家与市民社会建构的关系,一直是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重要问题。在对中国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研究中,有“新权威主义”、“民主先导论”和“强国家——强社会”关系模式,都强调国家权威对社会的介入,但都忽视了市民社会的相对独立性。然而,承认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相对独立性才是正确认识二者关系的前提,只有保证二者的相对独立,特别是市民社会的相对独立性,才能真正实现市民社会的发展和完善以及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协调发展。     

论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

市民社会的研究起步很早 ,从古希腊、罗马到中世纪及近代 ,直到最近一二十年再掀高潮。黑格尔虽然并不是第一个提出市民社会概念并对之加以研究的人 ,但是他是第一个在现代意义上给予市民社会概念以丰富的内容 ,并且从它与个人、国家的关系方面系统地阐述了市民社会理论的人。他的市民社会理论有着重要的价值。一“市民社会”(civilsociety)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丰富涵义的术语 ,它的最早涵义可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亚里士多德那里 ,“市民社会”(koinoniapolitike)一词 ,是指政治共同体或城邦国家 ,具体来说是指自由和平等的公民在一…     

财产权、财产权批判与马克思的政治哲学

理解马克思与近代政治哲学之间的关系是研究马克思政治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课题。霍布斯将人的自我保存视为其最高目的，建构了以权利为核心的政治哲学理论，而洛克则以财产权理论对霍布斯的政治哲学进行了改造，二者共同开辟了关于财产权的政治哲学这一研究进路。卢梭意识到财产权所引发的不平等问题，黑格尔进一步在概念发展的辩证逻辑的意义上把握财产权概念与市民社会，并将卢梭的“公意”上升为自在自为的理性国家，从而共同开辟了关于财产权批判的政治哲学这一研究进路。马克思对两条思路的关系都是双重的，他既吸纳了霍布斯、洛克思路中对人的欲望、需要和感性活动的肯定，超越其对私有财产的保障而走向财产权批判，同时也批判性地超越了财产权批判在近代政治哲学中的表现,开显了政治哲学研究的新的路向与可能性。     

侦查权的本性及其演化趋向

学术界关于侦查权法律性质的讨论没有跳开行政权、司法权概念分析的逻辑形式,这种逻辑形式分析的问题所在是没能追问行政权、司法权概念的实质。本文运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理论工具对行政权和司法权概念的实质作出了一定程度的揭示,并得出侦查权是一种行政权的结论。行政权性质的侦查权是政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一种权力作用形式,这种权力的实施要受到市民社会的制约,这种制约的结果是侦查程序发展的司法化趋向。     

简论行政人员应具备的依法行政观念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一新时期的重要标志，就是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进了宪法和我们党最高的纲领性文件。十五大报告中用四句话将依法治国定位于国家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即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中国现代国家建设：逻辑起点与张力——基于晚清以来中国社会与政治现实的分析

晚清以来，现代性的冲击造成了以政治解体和社会解组为特征的“总体性危机”。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逻辑起点就是对这种“总体性危机”的政治回应。晚清政府因其软弱性、新兴阶级因其离散性而都不能担当起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使命，这一使命只能由政党并且只能是共产党来完成。然而，共产党对“总体性危机”的应对造成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两大政治惯性：一是社会动员型政党的体制延续，二是全能主义国家的政治惯性。在这两大惯性之下，中国现代国家建设面临着主体张力、基础张力、共识张力和制度张力。     

契约、宪政与制度——兼评宪政经济学的生成

契约理论是政治经济与法领域的重要理论渊源。从卢梭“自然状态”的古典契约到罗尔斯“无知之幕”的现代契约思想，都表达了“普遍同意”的社会理念，揭示了社会存在主体之初始地位之平等性，体现了市民社会法治思想的政治思维，成了现代宪政的逻辑起点。从经济学思维范式的演化看；以秩序和规则为核心的制度分析是经济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而宪政处于一切制度框架的最上端，是生成制度的制度。生成制度的“源规则”就是宪政。据此，宪政经济学从宪政思维的视角分析经济问题，这一分析范式将是研究包括中国经济问题在内的经济学研究不可避免的理性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