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在晚清法律近代化过程中的历史贡献

面对危局 ,郭嵩焘认识到“物穷则变 ,变则通” ,要求适应变局 ,仿效西法订立新法修改旧法。郭嵩焘向国人全面展现西方法治社会的新奇景观 ,传播和引进西方法学著作 ,培养和重用精通西法的人才。在一定程度上 ,建构了一座沟通中华法系与欧美法系的桥梁 ,在晚清法律近代化过程中起到了催化剂式的作用。     

孙中山与中国法律近代化

<正> 改造古老的中国,把中世纪的中国建设成为近代化国家,这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毕生追求并为之奋斗的事业。四十年的革命生涯,每一步都留下他为此而奋斗的鲜明足迹。法律近代化是国家近代化的组成部分,是国家近代化这一系统工程中的关键工程。     

浅谈晚清财政

清王朝中央政府的财政实力一直比较薄弱,而晚清时期的财政状况更是令人堪忧,这直接限制了政府调控国家与社会资源的能力,减缓了中国的军事近代化,加速了其主权的丧失,阻碍了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在社会大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政府的财政实力是其主动推动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的现实基础,而晚清政府缺乏这种雄厚的物质条件,从而也成为其迅速灭亡的重要因素之一。     

晚清职官法与中国法律近代化

<正> 一、传统:一脉相承的职官法体系 英国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R.Popper)说:应该明白,对于传统主要只存在两种可能的态度。一种是不加批判地接受一种传统,往往甚至还不知道是什么。另一种可能是批判的态度。但是,在我们能够说“我们根据理性的理由拒斥这种传统”以前,我们必须知     

沈家本与中国法律近代化

20世纪初期,由沈家本主持的中国法律改革是中国法律史上亘古未有之变革,奠定了中国近代法制的基础。本文通过历史分析在时代背景下,对沈家本的法律思想和实践(1902年-1911年清末法律改革)及其与中国法律近代化关系做一些评述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分析其现代价值为当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开阔思路提供一些个人意见和建议。     

沈家本与中国刑法制度的近代化

沈家本主持的清末修订《大清新刑律》的活动 ,促成了长达两千余年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的中华法系的解体 ,第一次引进了西方近代的刑法原则和法制精神 ,开启了中国法制的近代化的先河。     

罪刑法定原则与中国刑法近代化

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近代以直接、便当的方式走入《大清新刑律》，从此中国刑法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之所以如此，是由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基本原则之灵魂这一特质决定的，它是罪刑相适应原则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确立的基石。《大清新刑律》在确立罪刑法定原则的同时，剔除了与其相排斥的比附援引制度，废除了以官赎刑的官当制度，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得以确立。虽然罪刑法定原则在中国近代只是实现了形式上的完美，但这种完美却是历史性的进步，成为中国刑法近代化的象征。     

论上海法制近代化中的区域治理

鸦片战争以后,上海出现过法制近代化中的区域治理,其表现形态可以分为一城两治、三治、四治等。这一变迁、终止的主要原因是条约和侵略。上海形成的法制近代化中的区域治理还产生了结果,主要是给华人的行动带来了不便、提供了法制借鉴、给规避法制带来了机会和造成了对其他城市区域治理的影响等。当前中国法治建设中的区域治理依然存在,但其基础和表现形态与上海法制近代化中的区域治理都不相同。在进一步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可以从上海的法制近代化中的区域治理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借鉴。     

清末中国监狱近代化的启动

清末，针对清朝监狱的严酷、黑暗，严复、刘坤一、张之洞等有识之士纷纷提出了监狱改良的主张。在沈家本、伍廷芳等人的推动下。这些主张得到了清廷的认可，对中国的旧式监狱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良，从而启动了中国监狱近代化的进程，在中国监狱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孙中山与中国文官制度的近代化

政事之原，莫大于官制。孙中山作为中国近代最伟大的民主革命家与政治改革家，对中国文官制度的改革与近代化一直给予高度的重视，并进行了勇敢探索，作出了众多建树。他的探索虽不可避免有失误与挫折，但却为后来的政治改革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与教训     

综论中国法制的近代化

中国法制近代化是中国近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变迁的必然结果。它是在引进西方法文化的同时 ,批判与吸收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合理内核的矛盾冲突中逐步推进的。法律移植在中国法律近代化的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 :任何被移植来的西方法制文明因素 ,只有扎入中国的文化土壤 ,得以积淀下来 ,进而成为本民族法文化的一部分 ,才是成功的移植。     

试论清末修律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

清末修律对中国的近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政治方面,清末修律确立了君主立宪制,肯定了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建立了中国近代国家机构体系;经济方面,清末修律提高了商人的法律地位,建立了中国近代企业组织形式和近代企业管理制度,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建立与发展。     

私法原则与中国民法近代化

中国民法近代化以西方近代民法所体现的人格平等、私权神圣、契约自由、过错责任等私法原则为模范,同时也根据西方近代民法适应技术进步、社会发展在私法原则方面的变化,调整自身内容。中国近代民法的演进,基于西方近代民法从个人本位到社会本位的变化,确定了一条从传统的家庭本位走捷径过渡到社会本位的路线,对于中国近代民法和中国近代社会,均产生重要影响。     

等级制与日本法律近代化

等级制在日本有其独有的历史和本土特色,推动了日本法律近代化。等级制的三个主要的构成要素——天皇、政府和民众在日本法律近代化过程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如果缺少等级制所延续和构建的社会环境,日本法律近代化的完成会因生存土壤的缺失而难以实现。     

民国刑事特别法与法制近代化

民国刑事特别法在立法和司法上具有重要地位，不仅内容丰富，而且种类较多。《刑事特别法》是近代刑事法律的组成部分，在法制近代化的过程中既具有积极作用又具有消极影响。     

晚清赴日法政留学生与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再思考

日本著名的中日关系史专家,原早稻田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实藤惠秀在论及清末赴日留学指出:明治年代(清末)的留学教育有两个特征,其一教授的内容并非专门之学,而是普通之学;其二并非正式的教育,而是速成教育。晚清末年法制近代化的过程中,由于需要大批法政人才,许多留学生负笈东渡,在东瀛日本学习法政。他们学成归国后,在本世纪的法制近代化的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拟对晚清赴日留学法政以及对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影响进行简单地回顾和检讨。一、留学日本与赴日留学生1.赴日留学的背景与发端。中国政府自同治末年开始向海外派遣留学生,当时最先前去的是欧美等国家,1872年第一批幼童赴美留学成为近代留学史的开端。留学的热点转向日本是在1896年甲午战争之后。甲午一战才真正使向以天朝大国为尊的清王朝大为震惊,举国上下受到极大的刺激,这次失败对中国的震动之大,远远超过了     

儒学视角下费正清对中国近代化延缓的阐释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又庞大复杂,儒家文化毫无疑问地居于其中的核心地位。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系统地介绍了儒家文化,并详尽地阐释了儒家文化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的影响。此文重点论述了在中国迈向近代化的征途中,儒家文化对改革和革命阻挠以及中国近代化延缓和滞留的原因。     

浅析近代早期买办在中国经济近代化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中国早期艰难的经济近代化过程中,买办作为中外贸易的重要媒介,成为中国资本主义滋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他们不仅是中国近代社会从封建走向资本主义艰辛蜕变的见证人,而且是导致这一蜕变的内在力量,在中国早期经济近代化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爱德华·柯克爵士与英国法学近代化

在法学近代化之初,17世纪的英国面临着全面继受罗马法学与继承普通法学两条道路的选择.柯克爵士明确提出了"老田生新谷"的主张,在中世纪的<年鉴>与<论土地保有>等作品的基础上,撰写了<柯克报告>与<英国法总论>.在"法学观"、"部门法学"与"法学形态"等方面,这两部作品均呈现出了诸多近代性的"萌芽",从而开启了英国法学近代化的历程,并且在事实上开创了不同于欧陆法学近代化的"另一条道路".     

治外法权与中国司法近代化之关系——调查法权委员会个案研究

中国司法近代化与治外法权问题紧密相关,调查法权委员会及其报告书是近代中国撤废治外法权的一个阶段性标志。通过考证调查法权委员会组织的前后经过,对作为调查结论的报告书内容进行分析,可以认为该事件强化了近代中国自学习西方法律和司法制度以来一直存在的为废除治外法权而改良法律和司法的论证逻辑;导致了在此之后发动民众,以运动的方式参与法律和司法事务的先河,从而对中国法律和司法近代化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