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法治之路的思考

在我国的法制建设进程中，理论界有法治的本土化与现代化两种说法，其着眼点都在于造就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法治社会，只是二者关于法治社会构建的路径不同。笔者认为，就中国的法治而言，本土化与现代化并非两个相对的概念，本土化指的是我国构建法治社会...     

也谈法治

实现法治现代化,是从西方移植法律制度,还是利用本土资源的问题在我国目前争论不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朱苏力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主张法律本土化,因为中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国有传统的法律秩序,中国有自己的非正式的法律制度,应从中国本土出发,挖掘潜在的法律资源,实现中国法治现代化。但是,大多数法学家主张要实现法治现代化,大陆法系、英美法系的一些国家已经是法治国家,     

对《中国古代“法治”质论》的几点质疑——兼与马作武先生商榷

本文在全面分析《中国古代“法治”质论》一文的基础上，对《质论》文中的基本观点提出了笔者的质疑，并根据笔者的理解对这些观点给予了针锋相对的反驳。本文认为，“法”必定要适应社会现实生活和社会经济状况的需要，我们必须把“法”置放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才能对“法”的含义有一个正确的把握，因而古代的“法”与现代的“法”内涵不同乃是不证自明的结论。因此，我们也就不能从现代的和西方的立场去看待中国古代法家的“法治”思想，而要明确现代“法治”与古代“法治”在实质内涵上的区分。接着，笔者对《质论》着力批驳的“本土资源说”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内涵界定，指出“本土资源说”不涉及我国的“法治传统”， 它强调要从当代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去创造、积累经验，为我国的法治建设服务。“本土资源说”只是对我国法治建设的“现代化方案”的反思和挑战，它讲的是一个法治道路的问题，我们不能在标签的意义上看待“本土资源说”     

评价基准与话语维度:对法治文化建设“本土化”的究问——以西部地区法治文化建设为研究对象

法治文化建设"本土化"问题由来已久,其表述具有三种方式。法治文化建设"本土化"的评价基准也有三种表达方式,但研究成果最终应能够应用于中国司法实践。法治文化建设本土化的话语维度存在普世的理论研究与特殊的规范表达、本土化与国际化的矛盾,中国法治文化建设本土化的普世性与地区法治文化建设本土化研究的特殊性之间的张力始终存在。     

关于《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几点评论

通过对苏力先生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基本评论和反思,我们应当用法哲学上辨证分析逻辑来反思中国法治发展之路,正确协调和沟通国家法和民间法、法律移植和法律继承、法治现代化和法治本土资源化的关系,以一种文明、开放和扬弃的姿态来正确对待西方法治模式和中国法治模式的发展路径,以期谋求一种“共时性”的法治发展理性之思维来助推中国法治事业的发展.     

论我国德治的法治化流转——兼评《机关事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中的“三公”消费规定

德治与法治在一定范围内具有可转换性。基于此,德治与法治在传统的互补结构形态下,还存在着一种局部流转的结构形态。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公共生活本土化资源的缺失以及传统文化的弱化,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在实践中出现了德治的失范问题,因此,德治的法治化流转将成为一种必然。《机关事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将过去政府以德治理的范畴法制化,体现了德治的法治化流转倾向。     

关于法治监狱建设与监狱现代化的思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中指出：“建设法治中国，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监狱机关而言，就是要积极推进法治监狱建设与监狱现代化。     

从法治本土化角度谈习惯与制定法之间的互动

制定法作为现代法治社会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法律渊源的主要表现形式,其内容是抽象的、概括的,具有稳定性的特征。然而,社会生活是具体的、易变的,由此产生了法与社会生活的不适应性,因而其他渊源作为制定法的补充地位显而易见。我国正在进行的法治现代化建设,不仅包括对西方先进法律制度的借鉴,还应关注"本土化资源"。唯有两者结合,才能实现国家制定法与习惯等民间法治资源的良性互动。     

徘徊在现代法治与传统习俗之间——马背上的法庭，送法下乡的法官

本文运用法学思维解读电影文本，借助电影文本透视法学问题，以影片《马背上的法庭》为依托，从法学角度对巡回法庭，法官，“马背上的法庭”所解决的几个案件，以及影片中的其他情节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并将影片中所描述的法庭和法官与影片《判我有罪》作了相应的对比，发掘其中造成差异的深层原因，从而展现出乡土社会中，法官在现代法治与传统习俗之间的徘徊，揭示法治与本土资源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     

中国民法典的本土化何以可能:一条现实主义的路径

许多中法史学者认为对于法治后进国家而言，民事习惯调查是弥合继受法与本土法之间张力的有效手段，否则即便编纂成功，民法典也徒具其型。然而这种看法是对东方国家民法典编纂历程的典型误读。民事习惯调查之于民法典编纂的意义有限，民法典的本土化过程根本无法一次完成，而必须委诸于后续司法、法学理论与立法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借道于法典编纂之后司法解释的本土化与学说建构的本土化来渐次完成。从单纯辅助司法的法律技艺迈向自主的规范科学，再到涵括规范与事实的社会科学，才是法律本土化最为理想的演进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的法治任务及其战略部署

作为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法治具有超越人治的治理优越性，是近代以来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法治。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法治具有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处理好法治与现代化建设各项任务之间的关系，包括法治与政治、改革的关系，以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依规治党之间的关系。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新征程上全面依法治国提出了新要求，从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扎实推进依法行政、严格公正司法、加快建设法治社会和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等方面作出了战略部署。     

中国法治建构中的本土化与西方法文化之博弈

在当前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法治之路该走向何方,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本文首先介绍了法治本土化、法治西方化或现代化范式的相关理论,对其进行了简单评价,从国家和公民个人不同的角度来探讨中国建构法治的路径。     

从法治的价值内涵看政府推进型法治之路

当前 ,建设法治国家已经成为全国各界的共识 ,然而关于实现法治的途径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目前 ,学术界主要存在着两种相反观点 ,即政府推进型法治模式和法治资源本土化模式。在此 ,本文主要以对法治自身内涵的分析为出发点 ,力图从法治内在的价值追求角度来探讨这一理论问题 ,并对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提出质疑。     

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法制现代化——历史演变及其实践逻辑

对辛亥革命以来中国法制现代化实践的回顾与反思能够为当下的法治建设提供经验借鉴。由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在复杂的国际格局和强大的时间压力的历史语境下展开的,因此百年法制转型过程中走过的是一条政府推进型的法治化道路。政府推进型的法制现代化遭遇了法律失效、权威滥用以及秩序失控等实践困境。法律本土化、程序法治主义以及科学的法治化战略等思路有助于走出政府推进型法制现代化的实践困境。     

国家法治进程中的澳门刑法现代化

基于历时性和共时性考察可见，近代以来，在独特的政治背景和法律背景下，澳门刑法经历了从“适用刑法”到“制定刑法”的历史转变。以本地立法权为依托，以《澳门刑法典》的颁布实施为标志，澳门刑法完成了形式上的中文化和本地化。然而，面对社会形态的急速变化，澳门刑法立法中出现的问题和迷思使得以持续本地化为重要内容的现代化要求相当迫切。为此，立法者应破除“原有法律保留”的迷思，以中国式现代化和国家法治进程为历史坐标和整体蓝图，以“一国两制”作为澳门的核心本土法治资源，不断推动特区刑法的现代化，使澳门刑法承担起在政治上和法治上的双重使命。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中国特色

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并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中全面贯彻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这内含了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理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既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法治领域的体现，也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因此，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呈现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应的鲜明特色，它们是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是独立自主探索的法治现代化，是从中国国情出发的法治现代化，是坚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法治现代化，是推动全面协调发展的法治现代化，是促进和平发展的法治现代化。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法治神话，创造了新型法治文明样态，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法治现代化的成功模板和全新选择。     

“中国法治之路”青年法律论文有奖征文获奖名单

“中国法治之路”青年法律论文有奖征文获奖名单一等奖：空缺二等奖：（六篇，奖金：６０００元／篇）韩世远：《论中国民法的现代化》（载于《法学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４期）刘作翔、肖周录：《跳出“周期率”，要靠民主，更要靠法治》（载于《中国法学》１９９５年第２...     

法家“法治”思想再探讨——答武树臣先生

读了武树臣先生《法家法治思想的再评判》（以下简称《武文》）①，受益匪浅。文中许多观点和提法，似仍可作进一步商榷。一、关于法家的“法治”问题拙作《法家的“法治”及其法律思想批判》（以下简称《杨文》）提出法家的“法治”不能称作“法治”，是建立在与古希腊罗马社会“法治”的概念立场比较之上，正如《武文》所论述的亚里士多德给“法治”所下的定义，并由此形成的西方传统的“法治”观念。随着近代西学的东渐，这一“法治”观念已逐渐为中国学界所普遍接受。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主要在对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反省中，这一观点实…     

法律服务的层次

郭延军在《法商研究》2001年第6期上撰文《估量法治成本与建设法治国家》认为，法治研究到了应该将重点从提示法治好处转向评估法治成本的时候了。如何看待法治成本才能有利于法治建设呢?笔者认为，我们至少应在以下三个方面达成共识：一是法治     

法家法治思想的再评判——兼与杨师群同志商榷

读了杨师群同志的《法家的“法治”及其法律思想批判》①一文（以下简称《杨文》），觉得该文在学术观点、史料运用、研究方法等方面均有明显的偏颇之处。故撰此文，兼与作者商榷。　　一、对《杨文》十个观点的批评《杨文》提出许多观点，均显失公允。现择要批评如下：（一）给“法治”定位：关于“如此凶残恐怖的统治，如何能称作‘法治’”在《杨文》作者看来，法家的“法治”不能称作“法治”。在作者心目中，似乎存在着一个“法治”的样板，也许就是西方的“法治”吧。那么，就让我们先看看法家的“法治”，再看看西方的“法治”，从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