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政府绩效评估的困难及其改进

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为应对科学技术发展变化、全球化和国际竞争的环境条件,为解决财政赤字和社会公众对政府有效的、有回应力和高质量供给服务的能力失去信心的问题,普遍采取了以公共责任和顾客至上为理念的政府绩效评估改革措施。1993年,美国第103届国会颁布了《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GPRA),从而以立法的形式明确了绩效评估的概念与制度;英国撒切尔政府开展了著名的"雷纳评审"、"部长信息系统"等政府绩效评估的实践;荷兰、澳大利亚、法国等国家都将绩效评估作为政府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此提高政府效率和服务质量;亚太各国政府也正在迅速引进     

从英美经验看政府成功绩效管理的制度安排

绩效管理是英美等国政府再造中的一个重要的改革工具,对提升政府绩效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政府再造本身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绩效管理要发挥其效用,还有赖于一系列配套的制度安排,以形成"制度合力"。     

浅析电子政务提升政府绩效

任何国家的政府改革都是希望成为一个有效率、有能力的政府,电子政务的兴起也是关注政府绩效的提升,信息化技术为提高政府绩效提供了有力工具和手段,因此充分发挥出电子政务的优势来提升政府绩效,以实现我国"服务型政府"、"效能型政府"的目标。因此,通过对电子政务建设提升政府绩效流程进行分析,得出要基于CRM的电子政务建设、政府电子化流程再造、政府网站政务公开化建设这三方面来提升政府绩效。     

西方国家公共部门流程再造的实践及其启示

林倩,郑振宇在《西方国家公共部门流程再造的实践及其启示》一文中介绍了西方国家公共部门流程再造的主要做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文章认为,所谓公共部门流程,是指以政府为主的公共部门以社会需求为起点,在公共部门组织内部设计的决策、计划、组织实施、监督控制等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整个公共管理或公共服务作业过程。而公共部门流程再造,指的不是简单的组织精简和结构重组,而是对政府治理的理念、原则、结构、行为等进行大规模的改革,以提高政府的绩效和服务的品质;是"对公共体制和公共组织进行根本性的转型,以大幅度提高组织效能、效率、适应性以及创新能力"。公共部门流程再造是许多国家政府改革运动的核心部分,西方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开展了大规模的公共部门流程再造运动。在西方国家的这场公共部门流程再造运动中,以美国、英国为典型。     

当代美国联邦政府绩效评估的方法和技术

当代美国联邦政府建立了从项目评估、部门评估到跨部门评估等比较完善的层级绩效评估体系。本文详细介绍了当代联邦政府绩效评估的方法和技术,分析了它们的优点和缺陷,以期对我国当前政府绩效评估的理论和实践有所裨益。     

论治理范式转型中的政府绩效评估

当代的政府绩效评估涉及政府治理过程的范式转变,如由过去的政府导向向民众导向转变、由技术导向向战略导向转变、由对程序负责向对结果负责转变等等,但在我国的学术界和政府管理实践领域都存在为评估而评估的倾向,缺乏政府绩效评估与治理过程相结合角度的考察。要从变革传统政府治理模式的高度审视政府绩效评估,把绩效评估作为政府再造的一个利器、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和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工具、建设民主行政的一个重要途径,相应地,实行组织再造,推动政府组织机能的变革等,方能达到良好的效果。     

英、美、澳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指标比较及启示

在分析了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几个国家对地方政府进行评估而采用的指标体系和框架之后,通过比较他们的共同点与不同之处,提出了对中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有价值的启示,以更加完善的评估指标体系来引导地方政府真正为了人民群众公共利益而提升责任性和绩效管理水平。     

探究政府绩效管理理论 寻求政府有效治理之道——全国绩效管理与政府治理青年学者论坛评述

处在经济换挡关键期和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政治体制改革、社会管理创新的攻坚期,中国行政管理体制和政府治理体系仍存在许多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相适应的因素。为了深化探究政府绩效管理理论,寻求政府有效治理之道,由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甘肃行政学院学报》联合主办"绩效管理与政府治理"青年学者论坛在湘潭市召开。论坛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为背景,深入地研讨了绩效评估与政府治理改革诸多热点、前沿学术话题。整个论坛主题聚焦、辩解深入、观点纷呈,就绩效评估与治理改革研究达成一定共识,对寻求更优化的政府绩效治理变革提供了有效的政策智识。     

中国政府绩效评估领域研究述评

政府绩效是行政管理学科领域研究的根节点,基本涵盖了政府管理的关键问题。政府绩效评估作为政府管理决策、业务流程再造与机构职能转变的有效抓手,已成为各级地方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近15年国内政府绩效评估领域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且已形成以高等院校为主的研究团队,核心作者的研究影响力突出,但在领导干部绩效考评、公共政策绩效与公共项目绩效评估等领域的研究明显不足,政府绩效评估领域的系统理论体系尚未成型,应用性评估研究亟待加强。     

政府再造的财政意蕴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政府再造理论意蕴深远,从组织再造、公共服务绩效改善到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更新等,其主旨是将企业家精神引入公共部门,建立弹性化的、具有应变力和新精神的政府组织,藉以全面提升国家竞争力。政府再造的理论对于各国财政预算制度改革具有深远的影响。企业化预算、新绩效基础预算等以结果为导向的预算方法,可为我国财政预算制度创新提供有益的思路,进而推动我国公共财政制度框架的建立与完善。     

加入WTO与创新政府行政指导

行政指导制度是市场经济国家政府管理共同的选择。在WTO机制下 ,我国政府行政指导面临着强化和提升的紧迫性。主要表现在 :寻求与WTO法律体系框架的一致 ,满足市场自由化规则和政府积极有为价值观 ,消解企业对加入WTO的不适及其困境 ,为行政改革提供新的视角和切入点。创新行政指导的路径与对策是 :体制改革的深化、经济生活的民主化、行政指导方式方法的艺术化和法制化等。     

试析我国公职人员的双重道德人格

行政伦理建设在当代中国有着十分重要和非常迫切的意义。而当代中国行政伦理建设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 ,其中的一个比较棘手的难题 ,就是公职人员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双重道德人格。这种双重道德人格的存在 ,既有社会历史根源 ,又有现实的社会根源。双重道德人格的存在 ,极大地阻碍着当代中国行政伦理的建设发展。克服公职人员的双重道德人格主要从制度建设和道德教养的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入手。     

政府职能转变与行业协会的发展

我国行业协会在其发展过程中政府扮演了不同角色 ,政府职能的错位是我国行业协会发展的一大制约 ,只有转变政府职能 ,行业协会才有作用空间、发展动力及成长环境     

当代政府改革的应然价值取向

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改革浪潮席卷整个世界。国内外学者都对这场运动提出了自己的理解。这些内容对于我们重新审视当下的政府角色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但是，任何政府改革都与价值观念的变革相联系。这种价值观念的变革对于整个行政体系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当代政府改革的应然价值取向主要包括：政府应是促进者、政府应以结果导向、政府应以公民为本、政府应以分权导向、政府应有现代行政精神。这些价值取向对于中国的政府改革具有启发作用。     

发展地方政府执行性机构的理性思考

发展地方政府执行性机构是世界范围内行政改革的一个潮流所向。发展执行性机构对实现政府职能社会化,从“部门行政”走向“公共行政”,提高政府管理绩效和全面推进各项改革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作用。     

行政改革30年：中国政府发展之路

中国行政改革30年的历程勾勒出了中国政府的发展之路，也奠定了中国政府未来的发展走向。由精兵简政、提高效率到转变职能、增强效能；由管制型、规制型到服务型；由小政府取向到大部门思路；由政府单兵突进到与政治体制联动、与社会体制互动，中国行政改革的不断深化，走出一条从被动适应型改革到主动推进型改革的政府改革路径，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发展之路。     

浅谈政府组织行政成本及其控制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政府行政体制改革也进入实质性阶段。然而政府组织行政费用支出过大,行政管理成本居高不下是困扰我国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最大问题之一。而解决的最佳出路在于塑造“企业化”的政府。     

法官职业“去行政化”改革的现实意义及其未来走向——以2014年深圳法官职业化改革为视角

将法官职业"去行政化"是我国司法领域改革一直致力于打破的藩篱,是遏制司法行政化的必要一环。深圳的法官职业化改革只是为法官职业化改革点起了"一束光",并需要进一步细化,接下来的法官职业改革至少应该在理顺法院内部管理机制、完善法官职业选任条件和完善法官职业保障制度等方面有所突破。     

我国行政民主化发展的制度选择——从法治的视角

行政民主化已成为当今世界公共行政改革的潮流,也是我国行政改革和行政法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行政民主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制度化建设不高。在法治视野下,从程序法制建设、政务公开制度、行政参与制度、权力制约监督制度、政府责任机制建设等五个方面加强行政民主化的制度建设对于推动我国行政民主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民主行政与行政民主——兼论中国行政改革的方向与困境

民主行政与行政民主有着不同的理论渊源,它们在参与的面向(主体)、追求的目标、主要论题域、主张的理性类型等各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按照民主化程度的“高-低”两分法,从逻辑上可以建构出民主行政与行政民主的四种关系类型.传统中国倾向于“低度的行政民主+低度的民主政治和行政”.受制于现行政治体制,中国近年来在民主行政方向的改革成效甚微,而在行政民主方向的改革却进展顺利.然而,行政内部民主的发展并未能促进外部公民参与,反而带来了一系列困境和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内在性”问题、地方政府权力出轨和行政的政治化.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纠正,将严重侵蚀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带来政府治理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