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合同诈骗犯罪的认定

合同诈骗犯罪应从履行合同的能力、履行合同的行为两方面来认定。对经济合同诈骗犯罪与经济合同纠纷认定的根据是当事人的履行能力及其主观心理状态和当事人的实际履约行为及其主观心理状态。合同诈骗犯罪的侦查重点要放在查清犯罪嫌疑人犯罪的故意、犯罪主体、犯罪行为及资金流向等方面。     

浅议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的认定和区分

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的界限比较模糊，在司法认定中容易引起争论。正确区分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这样才能正确地打击犯罪。本文对合同诈骗犯罪的认定进行一些尝试。     

试论合同诈骗犯罪的特点、趋势及对策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中,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从侦查的角度看合同诈骗犯罪的特点主要有:一是在犯罪行为发生时与其他多种犯罪行为存在着牵连性,二是在案件的定性过程中具有可变性,三是在认定案件性质时与合同纠纷难以区别。近年,合同诈骗犯罪呈现新的犯罪趋势,如发案数居高不下,涉案金额稳中有降,流窜作案、团伙作案日益突出等。应加大打击力度,完善各项预防措施,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加强协作,形成一个打击合同诈骗犯罪的合力,建立一支高素质、战斗力强的经侦队伍。     

合同诈骗罪的法理分析

合同诈骗是以合同的形式进行的,具有相当的复杂性、隐蔽性,往往与经济合同纠纷交织在一起,难以区分,在案件性质的认定上,容易引发分歧。在司法实践中,有些案件看似经济纠纷,但实质上却已构成经济犯罪,对此类案件,公安、法院部门间的认识往往难以统一,从而使案件在办理过程中受理难、移送难;有些案件表面上看是经济合同诈骗,实质上却是经济合同纠纷。实践中,公安机关因对这类案件的性质分析不透彻,而非法插手经济纠纷,结果是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深入研究经济合同诈骗与经济合同纠纷的界限,对于指导司法实践,惩治犯罪分子,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都有一定的意义。     

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

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是司法实践中容易混淆的问题,只有正确划清两者的界限,才能做到既打击合同诈骗活动,又及时调整经济纠纷的目的。本文从行为人的主观方面、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及合同的内容和形式等角度对两者进行了区分,以供司法实践者参考。     

从《刑法》第167条看合同诈骗犯罪中的国家被害

在对国有企事业单位实施的合同诈骗中 ,犯罪分子利用相关主管人员在签定、履行合同中的失职行为 ,侵害国有资产 ,国家作为犯罪行为恶果的直接承担者是该类犯罪的被害人。国家在合同诈骗犯罪中属于状态被害人 ,在当前社会转型期间 ,其财产被害性更较以往增大 ,须在加强立法、健全管理体制以及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等方面抓好被害预防。     

对合同诈骗罪客观要件的几点认识

合同诈骗罪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经济犯罪,本文试就该罪的客观要件谈了几点看法:合同诈骗罪的对象是对方当事人的财物及财产性利益;合同诈骗行为发生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合同诈骗的方法是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合同诈骗的数额标准应当通过立法明确规定.     

论洗钱犯罪认定中的几个问题

洗钱犯罪认定是侦办此类案件的关键.对此应从几个方面认定,即洗钱行为认定;主观故意的认定;洗钱犯罪的上游犯罪的认定;洗钱犯罪与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的界定;上游犯罪的犯罪分子本人实施掩饰、隐瞒其违法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性质和来源行为的认定;收受上游犯罪分子赠与的行为认定.     

试论经济合同诈骗罪与非罪的界限

合同诈骗罪与非罪的界限在于必须确认行为人是否采用了欺骗的方法和非法占有公私财物这一构成诈骗罪最本质的特征。如何划清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与经济合同纠纷的界限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和担保 ;第二、行为人有无采取欺骗手段 ;第三、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行为 ,第四、行为人违约后有无承担责任的表现 ;第五、非法占有公私财物是否“数额较大”。     

合同诈骗罪犯罪故意的疑难问题研析

本文对关于合同诈骗犯罪故意的二个疑难问题进行了研析。首先对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故意形式只能是直接故意的观点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论证,并对合同诈骗罪的犯罪故意形式可以是间接故意的各种观点的不足之处一一予以评析。其次对合同诈骗犯罪故意的产生时间可以在签订合同之后的履行合同过程中的观点进行了充分的阐述,并对合同诈骗犯罪故意的产生时间只能在签订合同之前或者之时的观点予以反驳。     

试论走私文物案件认定中的几个问题

走私文物犯罪认定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本文主要是结合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走私文物的不同情形,从犯罪对象、犯罪行为、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故意等几个方面着手,提出了认定此类案件的关键问题。     

居间人合同诈骗之司法认定

合同诈骗罪是司法实践中较为常见的一种罪。尤其是近几年来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这一犯罪更为猖獗。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合同订立过程中产生了中介人阶层 ,出现了居间合同的形式 ,使得合同关系更显复杂。对于居间人合同诈骗行为的司法认定问题 ,文章认为 ,在诈骗合同① 和居间合同并存的情况下 ,司法人员对合同诈骗罪骗局角色② 的认识不应仅仅局限于过去的诈骗人③ 和被害人一对一的模式 ,因为诈骗人和居间人可能共同实施合同诈骗行为 ,自然居间人就应当纳入刑事责任评价的范畴 ,这样刑法才能更好地保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合同当事人的财产权益。     

职务侵占犯罪案件的甄别与认定

职务侵占犯罪的司法认定中,"其他单位"的外延应确定,犯罪主体中非国家工作人员以外的人员范围、犯罪对象中的"本单位财产"、犯罪主观方面"非法占为己有"等有关法律问题应进一步明确。     

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的司法认定

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是一种新型的犯罪,在进行司法认定中应当注意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的认定、客观行为的认定、主观故意的认定以及与侮辱、诽谤罪的区别。     

论寻衅滋事罪的边界

合理界定寻衅滋事罪与非罪及与相关犯罪的边界是当前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亟待解决的难题。寻衅滋事罪边界的界定应从侵害法益、主观动机和客观要件三方面进行认定。寻衅滋事罪侵犯的法益应该界定为社会公共秩序;其主观动机应该为寻求非正当精神刺激;对寻衅滋事罪四种客观行为的认定上,应该重视“随意”的认定,“强拿硬要”应该包含一定的暴力、胁迫因素,网络空间应该认定为“公共场所”。     

论寻衅滋事罪的边界北大核心

合理界定寻衅滋事罪与非罪及与相关犯罪的边界是当前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亟待解决的难题。寻衅滋事罪边界的界定应从侵害法益、主观动机和客观要件三方面进行认定。寻衅滋事罪侵犯的法益应该界定为社会公共秩序;其主观动机应该为寻求非正当精神刺激;对寻衅滋事罪四种客观行为的认定上,应该重视"随意"的认定,"强拿硬要"应该包含一定的暴力、胁迫因素,网络空间应该认定为"公共场所"。     

审查合同履行抗辩权应注意的问题

１、要正确认定合同双方当事人未履行或不当履行合同的责任。《合同法》规定了应根据当事人的主张，审查当事人的违约行为是否符合合同履行抗辩权的适用条件，如果符合，则可免除其违约责任，由另一方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如果不符合，则应承担相应违约责任。２、要区分合同的未履行或不当履行是当事人的主观方面过错（故意或过失）造成，还是因不可抗力等主观意志以外的原因造成。对于前者，可行使合同履行抗辩权；属于后者则不能行使该权，应依法适用合同解除权等其它权利。３、合同履行抗辩权应由合同当事人自己主张并行使。合同履行抗辩…     

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之结构性认定

从理论及实务经验来看，盗窃、诈骗等侵财类犯罪的“非法占有目的”一般由“排除意思”与“利用意思”两个方面构成。排除意思侧重排除权利人的法益保护，利用意思侧重财物的经济利用。合同诈骗作为诈骗的特殊形态，其非法占有目的也可以从此两结构进行认定。具体来说，从签订合同时、合同履行中判断其是否具有排除意思及利用意思，也可以从合同履行中履行完毕前对通过合同取得财物的利用方式判断其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论信息时代犯罪主观罪过的认定——兼论网络共犯的“通谋”与“明知”

信息时代的网络空间中犯罪主观罪过具有特殊性,难以认定是普遍存在的司法难题,但仍应努力求索。基本方法一是直接根据信息技术制度认定行为人至少具有过失;二是根据其他旁证推定行为人具有单独犯罪的故意或帮助犯罪的"明知"。未来需要根据总结的司法解释一般经验,对信息传播行为、网络攻击行为的主观罪过进行具体认定规则的完善,对网络共犯"明知"的具体推定规则进行构建,在罪责原则贯彻方面提升司法解释的公正性和有效性。     

集资诈骗罪司法认定中的疑难问题研究

集资诈骗罪属于诈骗罪的一种,与普通诈骗罪之间是种属关系,但该罪之所以独立于普通诈骗罪而被单独评价,在于该罪在犯罪客观方面、主观目的要素的司法认定上具有特殊性。文章分析研究了集资诈骗罪在司法认定中的疑难问题和该罪在犯罪客观方面、主观目的要素认定方面的一些做法,科学界分了该罪与相近犯罪即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异同,以利于在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中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