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刑事诉讼的价值和目的

由于诉讼的内容与形式不尽相同,所以诉讼活动可以具体分为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三部分。这里,刑事诉讼是指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和侦查机关在当事人以及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照法定程序解决被追诉者刑事责任问题的诉讼活动。刑事诉讼拥有其本身的价值与目的。刑事诉讼的价值是通过刑事诉讼其固有的、不依赖于刑事诉讼主体及其需要而独立存在的、能够通过刑事诉讼活动对国家、社会和所有公民的合理需要和要求的满足具有积极意义的一种特性。而刑事诉讼的目的则是国家根据刑事诉讼的主体的客观需要及其对刑事诉讼价值的认知所预先设计的、希望通过刑事诉讼立法和司法而实现的理想的诉讼结果。本文将从刑事诉讼的价值和目的两方面进行阐述,让读者有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     

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从刑法功能角度的思考

刑法作为国家政权的根基和后盾,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而刑法的功能则体现了刑法的核心价值。目前学术界对于刑法的功能探究呈现多元化与深入化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单从某一角度阐述刑法的功能具有局限性,不利于全面把握其本质特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作为刑法的基本功能,体现了刑法明确性和全面性的特点,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刑法功能的价值和理念。     

关于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建议

近几年来,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未成年人作为社会关系中的一个群体,由于其心理与生理尚未完全成熟,导致其在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时,产生了错误的认知或理解,由此引发出一系列的问题,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屡见不鲜,犯罪低龄化的问题越来越突出.因此,未成年人的刑事犯罪案件也随之成为社会热点问题,与此同时...     

惩罚犯罪的刑罚目的正当性辩说——兼论对预防目的的质疑

刑罚目的是刑法学理论中的重要问题,学者们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讨。目前主要存在几种论点:报应刑论;预防刑论;折衷论。笔者欲在分析惩罚犯罪合理性的基础上,提出惩罚犯罪应该是刑罚的目的,并且提出了对双面预防论存在的一些质疑。     

多视角谈公证之目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以下简称《公证法》）的相关规定,本文对公证的定义进行了分析,公证是公证机构根据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申请,依照法定程序对民事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和文书的真实性、合法性予以证明的活动,是为了实现申请人真实目的一种法律行为,但是《公证法》对于公证目的是什么并没有做出具体规定,探讨公证目的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公证法律规范发挥积极作用的过程,公证目的究竟有哪些,这些探讨能为公证行业的发展带来哪些启发,这是本文重点要探讨的内容。     

论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正当程序权利保护

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未成年人司法制度已经由单纯的国家保护的福利型逐渐转向强调正当程序权利保护的司法型。中国目前也开始关注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并对此进行了一系列国家保护主义的司法实践探索。但是在借鉴各国未成年人司法的经验时，还应重视他们取得的教训。在强调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程序中，首先要确立正当程序权利的保护，尤其是考虑到我国现有的犯罪控制型刑事诉讼制度中缺乏正当程序权利保护规定，仍存在着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极大的可能性，因此中国的未成年人司法既要实现向国家保护主义的福利型的改革，更要首先实现正当程序权利保护的司法型改革。正当程序权利的保护才是对未成年人权利的最大、最坚实地制度性保护，也是其他各种保护性措施和处分得以贯彻的前提和基础。     

论刑事诉讼的证人资格

关于刑事诉讼的证人资格,在我国法律中明确规定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一般来说,单位是不可以作为证人的,但是存在特殊情况,即当单位以单位自身的名义对事实进行证明时,它就毫无疑问的具有了证人的资格。除此之外,本文还从未成年人、鉴定专家、参与办案的侦查人员、同案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证人资格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入世对我国刑事诉讼模式价值取向影响的若干思考

我国刑事诉讼的传统价值取向主要是以职权主义的方式存在的，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我国的刑事诉讼结构进行了较大调整，主要是将职权主义的诉讼方式开始了向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方式的转变。入世后主要应从四个方面来思考我国刑事诉讼法价值取向。一是应该从我国的历史传统、社会心理特征以及政治结构的特点等综合因素来思考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价值取向。二是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中来思考我国的刑事诉讼的价值取向。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关系实际上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关系的问题。三是在正确处理好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之间的辩证关系中来思考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价值取向。四是从我国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对刑事诉讼价值的适应与需要来思考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价值取向。     

澳大利亚刑事诉讼简述

在澳大利亚期间，我们考察了新南威尔士州(以下简称“新州”)有关刑事诉讼制度，现根据澳方提供的教学案例对其刑事诉讼程序作简要介绍，并谈谈由此引发的粗浅感想。     

浅析刑事诉讼证明标准问题

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本在明确刑事诉讼证明标准这一概念内涵的基础上,对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立法规定进行了分析发现问题,并针对具体的问题提出完善的一些建议。     

我国刑事诉讼的电子证据规则

电子证据体系是技术发展与时代进步下的产物,它的产生必然会对三大诉讼法中原来的传统证据体系造成巨大冲击.本章将通过概述中国当前关于电子数据证据的立法概况,并提出影响中国电子数据证据程序规范的具体问题,为进一步完善电子数据证据处理程序提供法律意见.     

试论刑事诉讼程序外证据的效力

在刑事诉讼中,证据是基础与核心,没有证据,一切诉讼活动都将成为无本之木。但是我国的证据立法却比较落后,在我国的刑事法典中,更是没有设立系统的证据规则,尤其是在证据的财政标准方面和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上,所以在司法实践中,证据的获得是否规范就会出现混乱的情况。本文结合实际,对刑事诉讼程序外证据效力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说明,旨在为相关工作人员做出参考。     

刑事诉讼被害人上诉权问题探讨

我国刑事诉讼法当中规定了被告人的上诉权,并且给予上诉人上诉不加刑的规定,但是对于被告人却没有规定上诉权,只规定其由申请人民法院抗诉的请求权。被害人作为刑事案件的当事人,是否应当享有上诉权,值得我们进行探讨。     

论刑事诉讼之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本文试从证明责任的含义出发,对其进行较为详细的阐述,并从不同方面进行了讨论。以此引出对我国刑事诉讼法证明责任标准的思考,提出了一些我国刑事诉讼法证明责任标准存在的不足之处以及改进方法。     

合适成年人参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的价值分析

“合适成年人”一词肇始于英国《警察与刑事证据法》,指警察在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必须有合适成年人到场，以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国法律中虽然没有“合适成年人”用语，但也有要求成年人参与的相关规定。^1就我国司法实践来看，目前正在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上海市长宁区、福建厦门同安区试点的“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     

浅论刑事诉讼过程中的人权保障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诉讼制度和司法制度作了重大改革,进一步增强了刑事诉讼的人权保障功能。但对人权保障问题仍然存在许多问题和缺陷,需要完善相关制度,以期构建更完备的刑事司法程序,而且在当前的刑事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律师取证困难、超期羁押、刑讯逼供与暴力取证、司法从业人员的素质整体不高等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从对侦查权的监督及限制、防止超期羁押、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等方面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为更好地完善和健全人权保障机制,真正落实刑事诉讼法的人权保护提供参考。     

未成年犯的犯罪目的及其相关性分析

文章对21世纪初中国未成年犯罪人员的犯罪目的及其相关性因素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认为中国未成年犯的犯罪目的的产生以及犯罪目的的倾向性特征，与未成年犯的性格、家庭经济生活水平、不良交友、不良行为习惯等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这些分析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原因的剖析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刍议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刑事诉讼自始至终都围绕证据来展开的,那么就离不开证明标准的问题,各方当事人在诉讼的不同阶段都是需要运用证明标准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证明标准是根据法律之规定,承担证明责任的人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所达到的程度,具有客观性、多层次性、可操作性和最低性等特征。1996年《刑事诉讼法》中的标准比较抽象,很难在司法实践中具体加以操作,从而给办案人员留下过多自由裁量的空间等问题。而新《刑事诉讼法》确立了"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更加细化、具体。     

我国刑事诉讼中电子证据规则研究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电子证据出现在大众视野中。电子证据的产生相较于传统证据来说具有专业的技术性、无形性、不稳定性等特点,但同时电子证据的出现也会对三大诉讼中原来的传统证据规则造成很大的冲击。目前在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当中,对于电子证据相关规则的规定仍不全面,仅存在于部分法律条文和相关司法解释当中,这就成为制约电子证据发挥其重要作用的瓶颈。本文主要从刑事司法实践当中出发,对电子证据收集、保全和审查认定中暴露出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合理化的建议。     

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制发展史略

儒家倡导的“恤幼”思想对中国古代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产生了深刻影响。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立法大致经历了“文革”前的探索时期、“文革”后到20世纪末的恢复重建时期及进入21世纪后的快速发展时期三个阶段。2012年《刑事诉讼法》增设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专章,这无疑对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经过长期发展,中国已经形成一套与成年人有别,以“教育、感化、挽救”方针为指引,以对未成年人教育矫治和再社会化为目标,侧重对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和程序分流,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