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的价值功能研究

我国乡村治理不仅要依赖国家立法,还要依赖村规民约。村规民约是一种村民自治规范,具有维护乡村社会秩序、规范村民行为、补充立法不足等方面的作用。然而实践中,在村规民约的制定、执行和监督方面出现了很多问题。因此,应当推进对村规民约合法性的审查、适当缩小村规民约规范的范围、完善村规民约的执行和监督机制,从而实现乡村治理。     

基层治理视阈下乡村法治供需矛盾实证研究

乡村法治供需如何匹配为基层治理一大难题。目前,E市N镇乡村法治供给主要为村规民约、普法宣传、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三种形式。三种制度供需矛盾体现在村规民约内容泛化,知情度、实用率低;普法宣传内容缺乏针对性、宣传形式陈旧;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认知率低、顾问语言不通及服务领域不对口。这是制度设计与运行机制不完善、基层党政与村委会互动不强所致,需要转变观念,精准施策;加强领导、互动与监管。     

数字赋能乡村振兴的法治保障

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以及实践逻辑来看,数字赋能乡村振兴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以及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数字赋能乡村振兴已经取得了明显效果,但是仍然存在法制保障原则化、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割裂化以及权利保障象征化的窘境。在法治保障视角下,一是要通过完善制度供给与数字赋能乡村振兴整体设计;二是通过数字赋能链接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结构扁平化;三是通过平台赋能“数字协同”强化权利保障,以期达到乡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治理效能提升视角下的法治乡村建设研究

建设法治乡村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它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基础工程,是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建设法治乡村的目的是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当前影响治理效能提升的问题主要有法律供给不足、法律能力阙如、法律公信不强、法律意识薄弱等。提升治理效能建设法治乡村的主要路径有：健全涉农法律制度,着力保障法律供给;推进乡村依法治理,着力补足法律能力;规范执法公正司法,着力提升法律公信;加强乡村普法宣传,着力增强法治观念。     

高校“三下乡”社会实践对基层普法宣传影响研究——以某民办高校普法实践队为例

“三下乡”实践活动是高校大学生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渠道,对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基层社会的治理与发展既有共性,又有个性,需要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探索与研究。本文以某民办高校实践队暑期“三下乡”普法实践活动为例,探索高校“三下乡”普法实践活动对乡村基层法治建设的作用与影响,助力乡村法治思想的普及与宣传,共建法治乡村。     

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型:从嵌入汲取型到整合服务型

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力量是影响乡村治理模式的两个变量,二者只有巧妙融合才能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嵌入汲取型的乡村治理模式符合中国政权建设与经济发展需要,但嵌入式结构以及汲取性的功能容易造成乡村治理的内卷化、碎片化,造成乡村治理的困境.而整合服务型的乡村治理模式以乡村振兴总要求中的"治理有效"为出发点,以建设和服务乡村为核心,强调治理主体、治理结构以及治理逻辑的转换,能够有效地提升乡村治理绩效,不断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村规民约在法治实践中问题研究

村规民约是独立于国家制定法体系以外,在农村中实际发挥规范作用的民间规则。对村规民约的研究热潮可以说是与民间法研究相应而生的。要对村规民约进行研究,那么必然离不开"民间"这个关键要素,村规民约在法治实践中所存在的问题也应立足于这个出发点。     

基础变革与融合治理:转变社会中的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

随着现代化的深入发展,乡村社会发展逐步呈显出诸多新常态——农村逐步"去村落化"、当代农民日趋"市民化"、农业发展趋向"工商化",农村社区治理的"三农"基础正在发生质变。当代乡村社会基础变革给农村社区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并推动农村社区治理的现代化发展。当代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发展,必须秉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融合治理"理念,实现"乡村社会内在融合治理"与"城乡社区一体融合治理"的有机统一,最终推动整个社会的融合与和谐发展。     

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也要实现现代化

<正>金秋十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京隆重召开,会议研究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放眼世界,如何完善国际多边制度、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现代化亦是当前摆在各国面前的重大课题。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实现全球治理     

城乡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与乡村治理能力塑造

以宗族为代表的社会组织曾经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治理的主要力量,其治理的主要规则是乡规民约。城乡规则的巨大差异使得城市和农村社会治理差别较大,但城乡一体化战略目标的提出与实施使农民的传统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受到冲击与挑战,新型的村民人际关系得以塑造,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必须引入新的治理结构。要实现城乡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提高乡村治理能力是关键。新形势下重塑乡村治理结构必须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家庭(族)角色定位及其功能重建,建构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环境,建立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及关系网络,形成家族、市场和国家三个途径的乡村公共产品提供。     

乡村振兴背景下桂西北法治乡村建设的主要对策与建议

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目标是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战略分为七大内容,分别是：第一,重塑城乡关系,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第二,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走共同富裕之路;第三,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走质量兴农之路;第四,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第五,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第六,创新乡村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第七,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走中国特色减贫之路。     

创新应急志愿服务体系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

<正>“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一直是我们党和政府秉承的执政理念,“应急管理”既是公共安全的重要内容,也是重要的民生保障。《“十四五”国家应急体系规划》提出,到2035年,建立与基本实现现代化相适应的中国特色大国应急体系,全面实现依法应急、科学应急、智慧应急,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应急管理新格局。近年来,我国将创新应急志愿服务体系作为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有益探索,持续向深推进,取得显著成效,获得多方认可。     

精准扶贫场域内复合治理的实践张力与有效运转

精准扶贫是国家权力携带资源"回归"乡村社会的延续,资源的输入与权力的下渗深刻改变了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格局。在精准扶贫场域内存在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双重治理目标、外部与内生的两种治理资源、正式与非正式的多维治理规则以及多元化的治理主体,由此形成复合治理的结构样态。实现精准扶贫的有效治理更为关键的是使复合治理结构运转起来,即不同治理要素之间实现融合互嵌。但在社会转型与治理逻辑转换的大背景下,国家治理精细化、直接性、标准化和组织化的逻辑与乡村治理简约化、间接性、非正式化和个体化的现实在精准扶贫的实践过程中碰撞。有效调适精准扶贫场域内复合治理的张力进而实现治理要素的融合互嵌,需要推进国家与乡村社会的目标耦合、机制并轨与规范融合,根本上需要在政党引领下激活多元主体协同共治从而实现常规化、制度化减贫。     

乡村法治振兴的困境及对策

乡村法治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但目前存在以下困境:法治意识虽然在提升,但维权的能力匮乏;村委工作人员法治能力虽然有所增强,但学法、用法力不从心;法律宣传虽有成效,但缺乏针对性、可持续性.提出以下措施:完善涉农法律,对农村改革发生的新变化,及时作出法律调整;建立村规民约合法性审核机制;建立村委自治决议监督制度.     

新时代乡村法治化建设的路径思考

乡村治理的法治化不仅是实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正确路径,也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乡村法治建设必须立足农村基层实际,因地制宜、以问题为导向,从党建引领、立法先行、明晰权限、资源下沉、文化润泽、人才引擎等多方面打好“组合拳”,形成合力,从而实现乡村善治,助力全面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     

当代中国村民自治以来的乡村治理模式问题

研究中国村民自治以来的乡村治理模式问题需要注意三条线索,即成本—收益线索,权力—权利线索,传统—现代线索,三条线索构成了一个影响(推进或阻碍)乡村治理进程的作用框架。任何试图以单一模式涵盖中国乡村治理问题的努力都将是不全面的。根据在双向民主化进程基础上实现"自治精神"的原则,应尊重乡村民众的自主权和自发创造能力,自下而上推进民主治理进程,使其与自上而下的治理进程相平衡,由"治民"传统走向现代"民治",以期形成多面相的乡村治理局面。     

对村规民约与农村社区法治建设的分析

农村社区法制化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一环.基于此,本文就村规民约与农村社区法治建设的措施进行分析,以村规民约产生的内在机理为前提进行论述,并通过对于现阶段在村规民约的履行过程中存在的约定性衰弱、监督性不足、时效性降低、违法行为普遍等问题,提出了民主自治、监督手段融入、责任履行强制性、法律衔接畅通性、乡村组织协同运作...     

基层法庭参与乡村治理机制探析

本文以基层法庭参与乡村治理机制为研究对象,探讨基层法庭在乡村治理中的职能和角色。首先介绍了基层法庭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和作用,然后通过对乡村治理现状和问题的分析,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基层法庭参与乡村治理机制的建议,以提高乡村治理水平。     

村规民约在国家治理下的法治实践

村规民约作为调整乡土社会秩序的重要民间规范古已有之。在当代中国村规民约又作为基层民主制度的重要载体而存在,故对其研究对我们寻求当代中国法治环境的和谐图景有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村规民约在乡间社会运行实地调查,具体阐述了村规民约与国家法治在权利、法治主体以及处罚方式理性化的契合,为村规民约在当前国家治理下的存在提供一种实践上的支持。     

法律边缘处的乡村“混混”——以陕西秦镇为例

乡村“混混”和“灰社会”是在中国经验研究基础上提炼出来的描述性概念。从乡村治理研究实践的脉络中梳理相关文献,导引出“混混”存在的制度基础和社会基础问题;通过考察陕西秦镇乡村“混混”的群像及其社会生态,本文在一般意义上探讨了地方文化与法治和乡村秩序重建之间的内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