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法律评价应用模式——基于复杂性研究理念

进入新时代,对照“三位一体,法治为核”的总体要求,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应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相结合,兼容并包世界银行宜商环境评价指标。基于新时代我国营商环境的发展特征,适宜引入复杂性研究理念,避免营商环境评价的“指标困惑”,以期达成营商环境法治化“涌现”效果。《民法典》的颁布意味着法学研究方向在功能上应当从法律解释向法律解释与评价并重发展,数字技术与实践为法律评价应用模式提供了可能。为此,应将复杂性研究、法教义学、法律实证主义三者结合起来,建立以法律价值为标准,运用法律科学方法对涉及营商相关的法律制度本身及其实施是否达致法治化营商环境价值而进行评价的全新模式。     

基于扎根理论的市域营商环境障碍因素、作用模型及优化策略

市域营商环境已成为城市综合竞争力的新场域和新载体。从X市营商环境建设暴露出的问题看，当前地方城市面临的主要“堵点”集中表现为：政策制度系统性不够、机制运行畅通性不足、环境友好支持性不强、政企互动有效性较弱。各方面的构成要素存在差异，并以不同的作用机理影响着市域营商环境质量。基于“制度—机制—环境—互动”模型，从提高营商环境整体质量出发，地方政府需要构建以“系统集成”为特征的政策制度体系，减少政策内耗；全面推动“线上”与“线下”业务融合，以数字治理和流程优化深推政府系统联动。各城市也要注重“内外兼修”,在推进改革深化的同时，打造更贴心、友好型城市，强化城市基础设施等环境建设和政企互动，以城市“软实力”带动地方营商环境质量提升。     

从传统营商环境走向“数智化”营商环境

在数字经济时代，传统营商环境正面临着改革增量空间减小、各类数据难联通、营商政策供需匹配难度大、评价方式存在局限等诸多困境。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不断涌现为破解传统营商环境的困境，进而实现数智化变革创造了条件。“数智化”营商环境是指伴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企业、个人等市场主体在经济活动中所涉及的体制机制性因素和条件的数智化集成。其主要特征包括：数字技术深度赋能营商环境，大幅拓展营商环境优化空间；数字资源高度整合，“信息孤岛”连成“数字大陆”；数据价值充分挖掘，精准满足市场主体营商政策需求；全景式无感监测普及应用，营商环境评价方式实现颠覆式创新。“数智化”营商环境建设需要从战略认知、技术基础、平台构建、组织建设、法制保障、开放交流等多个方面入手，全方位提升我国营商环境数智化水平。     

政企关系视域下的营商环境法治化

营商环境法治化是营商环境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核心内容和根本途径。政企关系法治化、规范化是营商环境法治化的本质与核心,从政企关系的视角探讨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有助于全面理解和有效推进营商环境的法治化。基于《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价值取向,从行为合法、地位平等、角色正当、政策规范、沟通顺畅、合作融洽等六个方面构建了政企关系视域下营商环境法治化的分析框架,并运用该框架对国内10个企业状告政府的法律案例进行观测。研究结论表明:当前我国政企关系法治化程度提升,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速度加快,但仍存在"法治观念落后,平等意识淡薄;行政自制薄弱,治理能力不足;沟通合作不畅,诚信透明不够"等突出问题,亟须从权力运行、平等保护、治理能力、政策执行、政企沟通、风险共担等方面推进营商环境的法治化进程。     

跨界治理理论与数字政府建设

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蓬勃发展,助推传统科层式政府向数字化政府转型。数字政府建设与跨界治理模式有着密切的理论联系,二者在价值理念、治理工具、治理结构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引入跨界治理理论模型,从结构、过程、领导三个维度构建政府数字化转型的行动框架,借助广东数字政府建设的典型案例分析,发掘我国数字政府建设的现实困局与突破路径。网络时代推动数字政府改革创新,需要重塑组织架构,构建适应数字化转型的政府职责体系;加强制度供给,形成数字政府与数据治理的制度保障;改善运行机制,做好数字政府建设的全流程评价监督;锻造跨界领导,营造协作共享的组织文化与政治生态;创新工具应用,推动颠覆性技术与政府治理深度融合。     

营商环境建设、主观治理绩效评价与溢出效应——来自中国29省的经验证据

优化营商环境是当前各级政府的重要战略任务。现有研究探讨了它对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是较少关注它是否有助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否有助于提升公众对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的评价,这其中既包括优化营商环境政策的直接效应,也包括溢出效应。基于此,本文引入政策溢出效应的视角,运用多层线性模型检验中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营商环境建设水平对公众美好生活感知与政府治理水平感知的影响。研究发现,营商环境建设水平对公众美好生活感知与政府治理水平感知有正向影响,能够对经济领域外的其他领域产生正向溢出效应。同时,优化营商环境的影响也存在对象溢出效应,在美好生活、法治、回应、有效、参与和透明方面,营商环境建设水平对非企业主体有显著影响,但是其影响程度比对企业主体相对较小。优化营商环境未来需要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安排协调一致,进一步增强其正向溢出效应。     

赋权稳压与激励调适：地方营商环境建设何以有效开展?——基于A市的案例观察

营商环境建设作为当前中国地方政府改革的实践前沿，其从政策倡议转变为政策行动的关键在于政府各部门间的有效协同。与既有研究较常关注的知识领域单一和执行主体明确的跨部门协同任务相比，营商环境建设的知识复杂性和执行主体不明确对科层组织运作形成了新的挑战。基于A市营商环境建设的案例分析表明，当面对营商环境建设的新任务与既有跨部门协同问题叠加时，地方政府统筹部门采用了“赋权稳压”和“激励调适”两种机制——前者通过对部门择优赋权来高效传导压力，并在任务过程中将外部压力稳定输入跨部门协同组织运作之中；后者则通过重塑部门激励结构，消解因部门利益化与知识壁垒导致的集体行动困境和外部监督难题——最终推动营商环境建设有效开展。     

突发公共事件背景下的数字治理平台因何失灵：“技术应用-韧性赋能”的分析框架

数字化转型的不断深入和各地数字治理实践的增加为数字治理平台的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然而在实际的应用场景中,尤其是面对高度不确定和复杂的突发公共事件时,部分数字治理平台出现失灵的现象,如何更好地发挥数字治理平台的作用成为政府在数字化转型中亟需解决的问题。因此,本研究根据TOE框架并结合韧性理论,以S市A区数字化转型的发展与探索为例,对当前数字治理平台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失灵现象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受制于技术、组织和环境层面（如技术能力、主体参与、社区能力）等因素的影响,数字治理平台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表现出韧性的缺失和不足,进而以此为“抓手”构建出数字治理平台在治理实践和应急管理中“技术应用-韧性赋能”的框架。最后,本文结合当前数字治理平台建设中的实践探索,提出以数据输入整合、组织动态重塑、多元主体补位为重点的发展思路和方案以赋能韧性治理,为完善和推进数字化转型和数字治理平台建设提供切实的建议。     

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逻辑、进路与优化

治理数字化转型是新时代推进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应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逻辑、有效治事的效用逻辑以及撬动改革的发展逻辑。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在理论层面,基于“结构—过程—功能”分析框架,是一个以数字技术赋能治理体系调整、治理过程优化,进而释放超大城市社会治理整体效能的过程;在实践层面,通过对以北京“接诉即办”和上海“一网统管”为代表的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实践的比较分析发现,虽然转型动力和转型路径不同,但是技术和制度都是影响转型的关键性要素,且二者相互作用。从整合性、过程性视角出发,协同理念、组织、技术与制度四要素,未来优化超大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需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良性互动的复合路径,同时推进技术和制度双重变革,并在机制创新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体制改革。     

政府治理数字化的时代课题探讨

数字化时代开启了政府治理方式的转型与变革。数字化力求政府治理理念、流程管控与运行机制的全面革新,力求以智能计算为政府治理现代化提供技术支撑与科学依据。当前,我国政府治理数字化仍存在新的数字技术与政府架构体系的适配风险、数字化政府治理与公众参与的效能差异、数字鸿沟的非正义性与数据精度失真引发决策风险等现实问题。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要正视数字化技术的影响,以数字化作为目标和路径。为此,政府治理数字化要积极化解数字化技术与政府架构之间的适配风险,推动多元主体的数字化协同治理与良性互动,通过跨界合作实现技术与治理领域的有效沟通。     

营商环境评价实践的多维效应分析

随着营商环境对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日益明显,营商环境评价实践逐渐突破对营商环境自身的展示、引领、督促功能,在政治、经济、法律甚至外交领域形成巨大影响力。当前,对于如何深刻地了解评价活动本身的内在逻辑及产生的效应,还缺乏有效的理论支撑。通过对具有代表性和社会影响力的营商环境评价活动进行深度检视后发现,营商环境评价能在政府、市场、区域、开放四个维度产生多元正向效应,但同时也可能引发诸如影响决策者政策偏好、增加改革试验成本、强化区域“马太效应”等方面的“负产出”。因此,将来应从价值取向选择、突出项目特色、方法论研究、平衡技术性操作与制度性改革等方面着力,对各类营商环境评价实践进行优化。     

行政程序的简化与营商环境的法治保障

优化营商环境应体现简约治理的精神,这与行政程序的简化休戚相关,现行规范与各地优化营商环境实践都蕴含了简化行政程序、提高行政效能的法理,赋予行政程序法新的面向。基于优化营商环境的现实需要及行政程序的自身特点,应着重建构包括事先告知、政企沟通、答复说明与解释的沟通交流程序,在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进行意见交换;以并联式办理、容缺受理、简易注销登记为重点推进政务服务流程再造,对行政组织架构及服务流程进行全面重组;重视信息技术应用设计服务集成程序、政府数据交换共享程序及电子证照获取程序,使政务服务简化、灵活、迅速且合乎行政目的,以效能导向的行政程序法改革为优化营商环境赋能。     

英国数字政府转型：价值理念、技术工具与制度保障

作为全球数字政府建设的先驱,英国在数字政府建设与数字化转型方面成效显著。基于英国数字政府建设和数字化转型的实践与进展,围绕其在数字政府建设中面临的"碎片化"、跨部门与终端服务间的协同、数据壁垒与数据安全和数字人才等问题,考察英国数字政府转型的缘起及其动因,继而从价值理念、技术工具和制度保障等三个维度对英国数字政府转型的图景加以刻画和诠释。在此基础上,结合数字中国建设战略与发展导向,总结和提炼英国数字政府转型中值得借鉴的经验与启示。     

黑龙江省“放管服”助力营商环境法治化研究

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协同推进,继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是营商环境法治化的关键环节。当前黑龙江省优化营商环境已取得一定的阶段性成果,但总体情况并不乐观,仍然存在政府与市场角色定位偏差,简政放权明放暗不放、一放了之"、放"的含金量、协同度不高,服务理念和方式滞后等一系列问题。"放管服"改革不到位已经成为制约营商环境法治化的关键节点。本文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对策,以期以黑龙江省深化"放管服"改革为切入点,为东北地区营商环境法治化建设提供一定的参考,助力东北地区优化营商环境,激发企业投资热情和发展活力,为东北地区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保驾护航。     

技术赋能、权力规制与制度供给——“放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优化的实现逻辑

从整体上探讨"放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优化的内在逻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方法,对"放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优化的相关政策文本进行质性分析发现:"放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优化总体遵循"技术赋能—权力规制—制度供给"的逻辑框架,即以权力规制为中轴,包括改革行政审批制度与强化营商主体责任两个方面;以技术赋能、制度供给为两翼,包括提升政务服务效率、增强监管执法创新、推进商事制度改革、加强营商法规供给、增加公共服务供给、保护市场主体权益等六个方面,共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目标的实现。三者的关系逻辑为:通过技术赋能突破权力规制的阻力与障碍,促使政府清权、减权、放权落到实处;通过制度供给规范和约束政府的权力,奠定和巩固权力规制的基础,防止和避免规制的"内卷化";技术赋能与制度供给之间则互为重塑与保障。这一研究为地方政府开展"放管服"改革推进营商环境优化的实践提供了参考模板。     

数字化时代的政府转型与数字政府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进入了数字化时代。数字化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数字技术也正在推动着政府治理的转型和变革。数字政府重视和强调的是数字化时代的政府转型,其重点并不在于技术本身,而是如何利用现代数字技术促使政府数字化转型。数字政府是政府数字化转型的结果,它代表着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和服务典范的变迁。政府数字化转型的同时,也面临劳动的富余、技术的偏差、责任的落差、隐私的威胁、数位的独裁和文化的冲击等诸多风险和挑战,因此推动政府的数字化转型需要系统化的治理。     

制度—能力:优化营商环境的治理框架及其检验

优化营商环境的实质就是推进营商环境治理现代化,因而"制度—能力"治理框架对于优化营商环境具有可适性。通过对《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的文本分析,建构了一个包括市场主体保护制度、优化市场环境工作制度、政务服务制度、市场监管执法体系、营商环境法治保障等五个方面的制度安排与政务服务能力、市场监管执法能力两个方面的能力要求的治理框架体系,并运用该框架对当前我国各地优化营商环境实践效果进行诊断。研究发现:优化营商环境中仍存在诸如政策法规不完善、生产要素供给不足、乱收费、"融资难融资贵"、"新任不理旧任的账"、政府承诺不兑现、"不作为乱作为"、政商关系扭曲、任性执法、政策落实"中梗阻"、法治化思维欠缺等制度障碍,以及"新衙门作风"、信用监管效能不佳、执法协调联动不畅等能力问题。研究结论表明:"制度—能力"治理框架对优化营商环境极具解释力,是评价营商环境治理绩效,推进营商环境优化升级的有效分析工具。     

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探论

区域社会数字治理以数字信息为支撑，全面推动数字技术与区域社会治理方式深度融合，使数字化转型这个“最大变量”成为驱动区域社会治理的“最大增量”。在区域社会协同治理中运用数字化技术进行数据动态分析，能够重构区域社会治理范式，促进线下线上融合的协同治理创新，推进区域社会治理结构的改善、治理机制的创新、制度机制的协同，以整体性和系统性思维应对跨域数字治理的复杂性。在探讨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的必然性和基本特质的基础上，可从进一步优化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结构、构建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的规范体系、夯实区域社会协同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技术支撑等方面探寻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进路。     

解读引领更高开放水平的外商投资法的意义

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总会采取行政、宣传、教育和法律等方面的措施积极营造发展所需要的软硬件环境条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统筹发展大计,优化发展方针,融通了内外资企业营商的统一规则、为外商营造了清新的投资环境、贯通了"一带一路"国家倡议、彰显了中国社会治理能力提升,其实施将大力推动中国经济发展。     

制度、技术和理念:农村环境治理数字化何以有效——以浙江省N区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为例

推进农村环境治理数字化,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也是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农村环境治理数字化转型,弥合了城乡数字鸿沟,激发了乡村社会内在活力。本文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为基础,搭建“制度—技术—理念”的分析框架,剖析浙江省N区数字赋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开展的案例。在制度供给方面,N区通过成立监管机构、搭建数字平台、完善奖补考核等手段,形成长效机制;在技术支撑方面,实现装备智能物联、数据互联共享、引入AI识别技术,推进平台更新迭代;在理念塑造方面,通过组建宣传队伍、打造宣传品牌、实施积分制管理、提升民众数字素养,营造文化氛围。N区的实践经验折射出农村环境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整体治理逻辑。即在制度变革层面,治理模式由碎片化转向整体协同;在技术保障层面,由技术匮乏转向统一标准;在理念转化层面,治理理念由模糊治理转向精细治理。